日本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对日本汉学及汉文学的研究结果

日本汉学（包括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中国学”）有上千年的传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日本汉学的研究包括了相当数量的汉文学的研究，在这个层面上对日本汉学所做的研究，也属于日本文学研究的范畴。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对日本汉学及汉文学基本上谈不上什么研究。197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情报研究所，对国外研究中国的信息情报加以收集整理，并编辑“国外研究中国丛书”，1979年，严绍璗教授编写的《日本的中国学家》列入此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入日本现当代1105位中国学家的相关信息，编录了一万多种相关书目。接着，严绍璗编写了《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最后编纂了集大成的目录学工具书《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全三卷，中华书局，2007年）。这些文献目录学的基本调查与收集整理，奠定了中国的日本汉学与汉文学研究的基础。此外，王勇（1956年生）教授主编的论文集《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日汉籍交流史论》（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2年）、《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及独著的《中日关系史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中，也收录了一些关于日本汉学研究的研究论文。

在文献目录的整理编纂的同时，严绍璗教授展开了对日本中国学的系统评述和纵向研究，出版了《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这是严绍璗日本汉学、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代表作品，填补了学术研究的一个空白。该书45万字，分为十章，评述了日本侵华战争结束之前日本的中国学史的发展流变。第一章是“中国文献典籍东传日本的轨迹”，从飞鸟、奈良时代汉籍传入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江户时代，对汉籍的传入、传播与吸收影响。第二章“日本传统汉学的发生与形成”，对中国宋学的传入及日本汉学的形成的轨迹做了探究。第三章“日本传统汉学的流派”，对江户时代汉学的诸家流派，包括以林罗山为中心的朱子学派、以中江藤树为中心的阳明学派、以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为中心的古学派的学术渊源、学风及特点做了分析评述。第四章“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与传统汉学的终结”，分析了日本学术文化的近代转型和传统汉学的终结。第五章“欧洲的Sinology及其传入日本——近代日本中国学形成的条件（上）”，分析了欧洲汉学及欧洲人的中国观及其对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影响。第六章“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文化遗留物的重大发现——近代日本中国学形成的条件（下）”，对甲骨文、敦煌文物的发现、日本汉学家的中国之行及其与中国观形成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第七章“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形成”，梳理了从“经学”向“中国哲学”、从“道学的史学”向“东洋史学”的转变以及中国学研究近代性的形成。第八章“近代日本中国学早期古典研究的学术流派”，对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与“支那学社”为代表的实证学派、山路爱山、津田左右吉为代表的“批判主义”学派，以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及“斯文会”为代表的“新儒家学派”以及分主流学派的秋泽修二的中国哲学研究、河上肇的中国古诗研究做了评述。第九章“近代日本中国学对现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宝贵业绩——战前日本的鲁迅研究”，揭示了日本的鲁迅评论与鲁迅研究的盛况。第十章“近代日本中国学的挫折”，分析了日本近代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对中国学的负面影响，以及战争期间对中国文物的破坏掠夺。总之，《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作为第一部同类著作，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信息，奠定了这一学术领域的基本的框架结构，而且史论结合，表现了出色的历史分析能力，为中国的日本汉学及中国学的研究做出了示范、奠定了基础。

2009年，《日本中国学史》列入学苑出版社“列国汉学史书系”再版，改题为《日本中国学史稿》，去掉了初版本“第一卷”的标识，结构上有所调整，篇幅增加到60万字，特别是增写了第五编《日本中国学战后状态综述研讨》，使内容贯通古今，又在书后增加了七条资料性附录。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界对日本的汉学史的研究，由旅日学者李庆（1965年生）先生的《日本汉学史》而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日本汉学史》全五卷的前三卷，在2002至2004年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2010—201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五卷本。该书规模宏大，共200多万字。其中第一卷《起源和确立（1868—1918）》、第二卷《成熟与迷途（1919—1945）》，研究的时段是明治维新（1867年）后至1945年日本战败，与上述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的近代部分在时段上重合，而第三卷《转折和发展（1945—1971）》、第四卷《新的繁盛（1972—1988）》、第五卷《变迁和展望（1989—）》，研究的是日本战后的汉学。作者十几年如一日，在没有经费资助的情况下，在日本孜孜不倦，甘于寂寞，埋头苦干，广搜博览，凭一人之力，终于成就这部煌煌巨著，其气魄和勇气为常人所不及。此前这样的书日本没有，中国也缺乏，堪为日本汉学史研究的集大成，在今后相当长时间中，恐怕也难以被超越。(www.xing528.com)

李庆先生在第一卷前言中，对“汉学”、“中国学”、“东洋学”或“东方学”等几个基本概念做了辨析，认为“中国学”这一概念的范围太宽泛，故取“汉学”的概念，并将“汉学”明确界定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对中国古代（有时也延伸到近代）文化的研究。“汉学”这一界定，有效地将严格意义上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与“当代中国问题的观察评论”这两种不同的言论形态区分开来。前者因为研究对象有了积淀性和固态性，与研究者在时间上有了必要的距离，因而可以成为学问探究的对象；后者因为对象不固定、时间距离不够，加上不免受政治局势、实利需要的左右，而只能是“评论”的形态，却很难称之为“学”或“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汉学”显然比所谓“日本中国学”这一概念更具学理性。作者对日本汉学各个阶段的时代氛围、教育及学术体制、学术背景、学派嬗变、代表人物及其著述，都做了翔实的分析评述。作者在第一卷“前言”中，指出了日本汉学在学术研究上的一些基本特点，如非常注重基本材料和工具书的积累与建设，具体问题的研究非常细致，但同时也有欣然套用西方理论，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很出色，却也有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的“见木不见林”的倾向，都是十分剀切的见解。《日本汉学史》表明，日本的汉学研究尽管经历了时代的跌宕起伏，但研究的阵容之强、成果之丰、水平之高、影响之大，使其一直在世界各国汉学中遥遥领先，充分表明了日本与中国在学术文化上的特殊的、深刻的关联。这一点，会对中日关系的思考和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从中国的日本文学学术史角度看，《日本汉学史》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属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的范畴，这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而言，也有着重要的参阅价值。《日本汉学史》在内容上以史料梳理为主，对各时期日本汉学的著述，几近搜罗殆尽，并概括叙述了相关重要汉学著述的基本内容，具有书目文献学上的意义。不过与此相联的是有不少章节段落叙述有余，而分析评论有所不足，对如此规模的史书而言，这是瑕不掩瑜的。

在日本汉学（中国学）史的研究之外，对重要汉学家的个案研究也在展开。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严绍璗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北京大学20世纪国际中国学研究文库”中已出版的几部著作上，其中包括刘萍著《津田左右吉研究》（2004年）、钱婉约著《内藤湖南研究》（2004年）、张哲俊著《吉川幸次郎研究》（2004年），这三本书都以学术评传的方式，对三位重要的汉学家作出了系统评述，使日本汉学史的重要的“点”的研究得以深化。钱婉约著《从汉学到中国学》（中华书局，2007年），分“日本中国学家例话”、“近代日本的中国观”等五个部分，是一部关于日本汉学与中国学的有特色的专题文集。刘正的《京都学派汉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11年）对日本最有代表性的汉学流派京都学派的学术流变、代表人物做了系统的评述。王晓平的《日本中国学述闻》（中华书局，2008年）一书，收录了作者在报刊（大部分是《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五50多篇文章，涉及到日本的“文艺中国”问题、日本中国学问题、中国经典在日本的传播等问题。文章将学术性与散文艺术性结合起来，雅俗共赏、言之有物、清新可读。复旦大学教授邵毅平（1957年生）的《中日文学关系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一书上、下两编中的下编“日本汉学述评”所收8篇文章，在该论文集中占比重最大，也较有新意，分别评述了铃木虎雄的《支那文学研究》，吉川幸次郎的《中国的古典与日本人》、《中国诗史》、《宋诗概说》、《元明诗概说》，斯波六郎的《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小尾郊一的《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李白》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中国的古典名著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为研究对象，也是日本汉学研究很切实的选题角度，在这方面，中国艺术研究院孙玉明（1961年生）的《日本红学史稿》是一个成功的尝试。相比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明代小说，清代小说《红楼梦》传入日本较晚（1793年），在这两百多年的历史上，日本学界对《红楼梦》的翻译、注解、评论和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和积淀，形成了“日本的红学史”。基于这样的判断，作者以日本的“红学”作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克服了在国内收集日文材料的诸多困难，终于写出了这部十七八万字的论著，论文答辩后被纳入《“红学书系”学术系列》，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出版。该书将日本红学从1939年至2000年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对各个时期日本红学的背景、日本红学对中国“红学”的反应、有代表性的红学家，如松枝茂夫、大高岩、太田辰夫、伊藤漱平、饭冢朗等人的研究成果，都做了分析评论。书后附《日本〈红楼梦〉研究论著目录》和《〈红楼梦〉日文译本一览表》，对读者都颇有用处。尽管该书也有缺憾和不足，就是未能从翻译文学研究的角度，对日本主要几种《红楼梦》译本，做语言学、翻译美学层面上的文本分析。但全书总体而言资料翔实、分析透彻，特别是以某一种中国古典名著的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为选题，是颇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

《日本红学史稿》出版的次年（2007年），倪永明从语言学的角度写成的《中日〈三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由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该书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作为文学作品的《三国演义》而是作为史书的《三国志》，但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译本做细致的语言学、词汇学分析研究，特别是指出了各种日译本的误译及值得商榷之处，在研究实践和方法论上是富有启发性的。实际上，对日本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多种译本，都应该做这类语言学层面的细致研究，或至少在此类研究中使用翻译文学和语言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