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戏剧关系的研究与成果

对日本戏剧文学史的研究，作为中国的日本戏剧研究中的纵向研究模式，是十分重要的研究模式。1982年，中央戏剧学院的王爱民、崔亚南合著的《日本戏剧概要》，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虽名为“概要”，但也可以说是日本戏剧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史概论。全书不足14万字，篇幅不大，但作者充分吸收、消化了日本学界、戏剧界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的理解和体验，写得言简意赅、重点突出、颇得要领。作为中国第一本日本戏剧史概论的著作，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和意义。

《日本戏剧概要》全书分为“古代戏剧”和“近代戏剧”两部分，在“第一部分古代戏剧”中，分为“日本戏剧的起源”、“能乐”、“狂言”、“世阿弥论戏剧”、“木偶净琉璃”、“歌舞伎”、“日本古典戏剧的艺术特点”共七节，对古典戏剧的各种样式以及舞台表演、戏剧文学上的特点做了评述。例如，在总结日本古代戏剧结构特点的时候，着重指出日本古典戏剧、特别是能乐中的“序、破、急”（序一段、破三段、急一段）的三部分、五段式的结构，还指出能乐在连环演出时，也按“序、破、急”三部分、五段结构，依次来搭配神、男、女、狂、鬼五类不同题材的剧目，并指出在这一点上与中国戏剧的、古希腊戏剧的相似性。当然，对日本古代戏剧的特点的总结还没有上升到美学层面。在1980年代初期，这也是不能苛求作者的。在“第二部分近代戏剧”中，依次评述了明治时代的戏剧、新剧的诞生、20世纪初期的戏剧创作、白桦派的戏剧创作、新现实主义戏剧，共五节内容，指出了日本近代戏剧的产生与西方戏剧的关联，对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的代表人物，如坪内逍遥、佐藤红绿、冈本绮堂、秋田雨雀、长田秀雄、武者小路实笃、菊池宽、久米正雄、山本有三及他们的创作做了重点评介。作者立足中国的立场，对日本古代戏剧所受中国的影响，对日本现代戏剧文学对中国戏剧及戏剧文学的影响，都有所论及。而且，作者的基本立足点是“戏剧文学”，侧重于文学剧本的内容、风格的介绍和分析。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学界关于日本戏剧的资料非常贫乏、研究尚未展开之时，《日本戏剧概要》为读者提供了系统的关于日本戏剧的历史知识，其学术价值与阅读价值无可取代，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读者关于日本戏剧的知识和了解，主要来自这本小书。直到今天，也被相关研究者不断加以参考和引用。当然，由于时代和条件的局限，本书对1950年代后的当代戏剧，没能论及，也有个别表述不准确的地方，如第46页提到的近松门左卫门的《难波礼物》一文，应为《〈难波土产〉发端》（这是近松为《难波土产》所写的发端词）。然而瑕不掩瑜，《日本戏剧概要》足以证明，写得好的填补空白之作，是有长久价值的。

2008年，唐月梅先生的《日本戏剧史》作为“东方文化集成”丛书之一种，由昆仑出版社出版，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唯一的一部古今日本戏剧通史。作者长期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与日本戏剧界人士有密切的交流和接触。在此之前，唐月梅在与叶渭渠合著的四卷本《日本文学史》中负责戏剧文学部分，后来还撰写出版了《东瀛艺术图库·日本戏剧》（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一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日本戏剧的这种形态与发展历史做了梳理，这些都为本书的写作准备了条件。

《日本戏剧史》全书40万字，共分13章。第一章是“日本戏剧起源”；第二章是“古代艺能的形成”；第三章是“从艺能向戏曲过渡”；第四章是“古典戏曲的完成”；第五章是“世阿弥的创作与理论构建”；第六章是“狂言的艺术形态”；第七章是“木偶净琉璃的发展历程”；第八章是“近松门左卫门的艺术世界”；第九章是“歌舞伎的形成和发展”；第十章是“歌舞伎的兴盛”；第十一章是“近代戏剧改良与话剧兴起”；第十二章是“新歌舞伎时代及其后”；第十三章是“现当代话剧运动”。全书在参考和吸收了日本学者、美国学者唐纳德·金等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博采各家之长，以“戏剧文学”为中心，将戏剧文学创作、戏剧理论及戏剧思潮的评述结合起来，兼及舞台艺术的各个方面，以中国学者擅长的洗练清晰的思路和架构，对日本戏剧史的发展进程做出了动态的叙述，同时对重要的戏剧家，如古代的世阿弥、近松门左卫门、鹤屋南北、河竹默阿弥、现代的三岛由纪夫等人的重要作品，做了细致的剧情介绍和文本分析。为中国读者提供了日本戏剧史的系统知识，也为今后中国学者的日本戏剧研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参考。这是一部有着中国学者独到体会与研究的日本戏剧史著作，填补了这个领域研究的一项空白。

《日本戏剧史》作为第一部戏剧通史，有筚路蓝缕之功，也免不了会留下一些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全书缺乏一个绪论、序言或前言，来对日本戏剧发展演化的基本规律、戏剧文学的文化特征和美学特征等重要问题加以画龙点睛式的归纳和概括。其二是对近代现代戏剧史的论述相对薄弱，在篇幅上不及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日本近现代戏剧对中国现代话剧，尤其是早期话剧的产生和发展影响很大，作为中国学者写的日本戏剧史，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一些戏剧家如菊池宽、武者小路实笃等的作品，1920年代至1930年代在中国曾有大量译介，颇有影响，但《日本戏剧史》对此的介绍却很简略。此外对坪内逍遥的戏剧理论与戏剧创作的评述也失之简略，难以反映出他的实际贡献和地位。第三就是重要概念的使用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全书的第三章“从艺能向戏曲过渡”，这个章名涉及到了“艺能”和“戏曲”这两个概念。“从艺能向戏曲过渡”这样的表述，显然是把“戏曲”看作是“艺能”的发展形态，这是值得商榷的。在日本古语中，“艺能”（げいのう）一词指通过学习训练而获得的各种才艺技能，到后来用以泛指戏剧、音乐、歌舞、电影等各种文艺样式。换言之，“艺能”也包括“戏曲”在内；而“戏曲”（ぎぎょく）一词，在日本古语中几乎不用，查《新明解古语辞典》、《角川新版古语辞典》等数种日本古语辞典，均不收这个词。作者所说的“艺能”、“戏曲”究竟是指什么呢？并没有做出明确定义或界定。从下面的第四章“古典戏曲的完成”中，可以看出作者是把“能乐”的诞生看作是“古典戏曲的完成”，而把第三章中论述的延年、幸若舞曲、田乐、猿乐看作是“艺能”的范畴。换言之，“从艺能到戏曲”这样的表述，是把“艺能”看作是“戏曲”的初级阶段了。而实际上，“艺能”这个词在众所公认的界定中，是包含了能乐、净琉璃、歌舞伎等传统戏剧样式的。而“戏曲”这样的提法，在中国和日本的语境中含义是不同的，正如《广辞苑》所解释的，“戏曲”在日语中指的是演出用的脚本，而在中国指的是以歌舞为主要手段的传统戏剧形式。“戏曲”一词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的，“艺能”与“戏曲”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加以明确说明才是。

在中日戏剧文学的关系史、交流史及比较研究方面，也取得一些成果，但成果相对很少。其中，中日传统戏剧的关系研究与比较研究，成果更少，与20世纪初就已兴起的中印戏剧比较研究，特别是中西戏剧比较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百年来，只有近年问世的张静的《能乐中的中国古代“傩”元素》（《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中国古代戏剧和日本艺能中扇子之比较》（《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翁敏华的《中日古典戏剧形态比较——以昆曲与能乐为主要对象》（《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等区区几篇论文。

在专著方面，翁敏华的《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更是这个领域中仅有的专门著作。该书将东亚三国作为一个戏剧文化的整体区域，进行三国之间的关系探寻和比较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全书分为“发生编”、“源流编”、“比较编”三编共15章。其中“发生编”的四章，对日月崇拜、战争与纳贡、性崇拜、傩祭与三国古代戏剧起源的连带关系做了探究和分析。“源流编”中的五章，对大陆艺能向周边的辐射、中世时代中日韩三国戏剧形态的分道扬镳、日本能乐对中日古文艺的授受与背离、韩国唱剧与中国古代戏曲的交流与影响、中日韩三国傀儡戏的渊源流变等问题做了细致的考辨，并得出了有益的结论。例如，作者认为中古时代中日韩三国戏剧十分相像、十分近似，但同时又呈现分道扬镳的现象，以至相互之间越走越远、面目全非，“中国戏剧很快由文人染指，急速地文人化精英化，元代前期的面貌还是‘本色’的，元代后期即已雅致雕琢起来，到明代，更是渐渐走向典雅之登峰造极，比之唐诗宋词有过之而无不及，成为中国‘雅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猿乐，却因为日本社会渐渐进入武士社会，遂与武士阶级和武家文化接近，把武家对于生死的思考、对于牺牲精神的崇尚、对于‘杀身成仁’的歌颂糅入其中，终于洗却猿乐原有的市民气息，成为‘幽玄美’、悲剧美风格的武家‘式乐’能乐……而韩国，却是于中世戏剧程度上突然停止脚步，不再往前发展变化，只是与傩戏携起手来，或‘躲’进傩的外壳里寻求延续，以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民间假面具，还大致是当年中世戏剧的模样。……中日韩戏剧分道扬镳，一个走上了‘文’道，一个走上了‘武’道，还有一个则停滞不前”（第139—140页）。尽管其中的个别用词与表述值得商榷（如“猿乐原有的市民气息”，准确地应该是“猿乐原有的民间气息”），但这样的比较和分析是颇有启发性的。该书的“比较编”对三国戏剧中的农耕祭仪、地域保护神、狮子舞演艺、乐舞节目主持人“竹竿子”以及中国“沿门逐疫”和日本“门付艺”的民间傩事等，做了比较分析，同中见异，异中见同，都有不少新鲜的看法。作者在日本和韩国对相关艺能戏曲都做了观摩和考察，将文献上考究分析与现场体验结合在一起，使该书在东亚戏剧文化关系史中引人瞩目。

在中日现代戏剧及戏剧文学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早期话剧的产生，与日本新派剧有着直接的关系。

清末民初的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曾孝谷等曾在日本学习日本新派剧并从事实验性的演出活动。中国早期话剧的开拓者欧阳予倩、田汉等人，都曾受到日本文学及日本新派剧的浸润与影响。对此，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和欧阳予倩的《回忆春柳》（1957年）一文，都有回忆和记述。《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版）等也有反映。在日本戏剧文学的译介方面，清末民初根据翻译过来的日本小说《经国美谈》、《不如归》等改编为剧本，同时也直接将日本的一些剧本翻译过来，如陆镜若根据佐藤红绿的《云之响》译出的《社会钟》，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1920年代至1930年代，武者小路实笃、藤森成吉、菊池宽等人的剧本曾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菊池宽的独幕剧《父归》还被搬上中国的舞台巡回演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文洁若等译《他的妹妹——日本现代戏剧选》一书，译出了武者小路实笃、菊池宽、有岛武郎、山本有三、仓田百三、秋田雨雀、小山内熏等十一位剧作家的十四个剧本，是迄今为止翻译出版的最大规模的日本戏剧剧本选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关于中日近现代戏剧文学之关系的学术层面的论述与研究，在1990年代之前极为罕见。1990年代后，这方面的研究才陆续出现，较早的论文有刘平的《田汉与日本戏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2期）、黄爱华的《近代日本戏剧对中国早期话剧演剧风格的影响》（《戏剧艺术》，1994年第3期）和《进化团与日本新派剧》（《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靳明全的《郭沫若戏剧与日本歌舞伎》（《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王向远的《中国传统戏剧的现代转型与日本新派剧》（《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等。(www.xing528.com)

同时，中日现代戏剧文学的比较研究的专门著作也出现了。其中，袁国兴（1953年生）的博士论文《中国话剧的孕育与生成》先后分别于1993年和2000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繁体字和简体字版本。该博士论文共分七章，对早期话剧的逐步孕育到脱胎而出，对它与西方戏剧、日本戏剧的复杂关系，都做了缜密翔实的论述和研究，既有历史的、纵向的描述，也有断面的横向的剖析。论文分析了西方戏剧信息对中国近代剧坛的初步冲击，论述了日本剧坛在中西戏剧中的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指出了根据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的小说改编的戏剧《不如归》作为“家庭戏”何以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指出了在日本和西方戏剧的启发下，中国早期话剧在编剧、表演艺术、舞台艺术诸方面发生的观念变化和艺术转型。在此之前，关于中国早期话剧的系统研究还是一个空白，袁国兴的研究筚路蓝缕，具有拓荒的性质。

稍后，黄爱华（1962年生）对这个课题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深化了。她的博士论文《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于1993年通过答辩。在此之前，她曾将博士论文的有关章节，作为单篇论文予以发表。到2001年，博士论文全文《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由长沙岳麓书社出版。作者自述全书的宗旨是“从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特别是与日本新派剧、新剧的关系入手，追寻中国早期话剧接受日本特别是新派剧、新剧影响的历史足迹，明确它们之间的‘事实联系’，努力解答中国早期话剧人在日本国土上做了什么，接受过哪些影响，怎样接受，以及接受的效果如何等等，也对中国戏剧现代化初期借鉴西方戏剧的曲折历程做了明晰的剖析探讨，并从中总结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代戏剧发展提供借鉴作用”。全书以中国早期话剧的四个重要的社团——春柳社、春阳社、进化团、光黄新剧社——为重心，对它们与日本新派剧、新剧的关系做了梳理，特别是对春柳社、开明社与光黄新剧同志社以“中华木铎新剧”的名义在日本的几次公演活动及其当时中日两国的相关报道，做了细致的资料梳理、考证辨析和索隐钩沉。作者确证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早期话剧最初不是由西方输入，而是与日本新派剧之间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中国的“文明新戏”来源于日本的新派剧，同时也接受了日本新剧的影响，日本新派剧和新剧同时综合性地影响了中国早期的话剧。作者还指出，一方面日本近代戏剧在中西戏剧之间的中介作用，但另一方面，无论是日本新派剧，还是日本新剧，都不等于西方式的话剧，从而在中国早期话剧的日本影响中，留下了鲜明的日本戏剧文化的烙印。全书最后一章“中国早期话剧学习日本戏剧的历史经验”，对外国剧本的翻译改编中的照搬与改编问题、外来形式的吸纳与扬弃问题、话剧的民族化问题等，提出了自己的总结、归纳和思考。作者将资料实证与理论思辨很好地结合起来，体现出了作者扎实、细密的研究风格。在《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一书的基础上，黄爱华教授又继续推进，出版了《20世纪中外戏剧比较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这本书将比较研究的范围从中日扩大到中西，形成了“中外戏剧”比较研究的格局，书中共十六章，其中第一至第六章是中日戏剧的比较，也是在《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理论概括性更强。有些论题则进一步得以展开，如对于春柳社所受日本戏剧的影响，列专章加以考证分析，深入分析了春柳社演出剧目的审美特征与外来影响特别是日本影响的关系。全书的最后一章（第十六章）“市川猿之助与中国京剧”将论题延伸至当代中日戏剧文化交流，揭示了日本歌舞伎市川猿之助第二、三代传人与中国戏剧界的交流交往，以及与中国京剧院合作研究的情况，从一个角度呈现了当代中日戏剧关系的深化和发展。

进入21世纪后的最初十年间，中日现代戏剧的交流的研究虽不多但未断绝。在论文方面，有靳明全的《论日本戏剧对田汉的影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日本歌舞伎与郭沫若早期戏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日本歌舞伎与欧阳予倩戏剧》（《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成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刘平研究员的《中日现代演剧交流图史》（三联书店，2012年），该书是一部以资料性的史述为主的图文并茂的书，此前，作者曾有《戏剧魂——田汉评传》、合编《田汉在日本》、《中国话剧百年图文志》等书，为《中日现代演剧交流图史》打下了基础。全书分为“春柳社与日本新派剧的影响”、“田汉创办‘南国社’与日本新剧的影响”、“日本左翼戏剧对中国左翼戏剧的影响”、“战争时期的中日戏剧交流”四章，除在文字资料上较以前的著述有所增益外，最大的特点是插图多，相当一部分是从日本收集来的图片资料，包括重要的人物照片、剧目剧照、相关书刊杂志的书影等。鉴于演剧特有的观赏性，写演剧交流史而用大量插图，不仅增加了形象性和直观性，而且这些图片本身也是中日戏剧交流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理应入史。该书在资料性使用上有一些差错，如仅在书后的参考文献中，就可以发现有作者的名字写错了，如《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的作者应该是“王晓平”而不是“王晓秋”；有的译者的名字张冠李戴了，如河竹繁俊著、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演剧史概论》一书的译者不是“丛林春”，而是郭连友等四人。作为以史料为主的书，应该尽量避免出现这样的资料性错误才好。

注解：

[1]　黄遵宪：《黄遵宪全集》（上册），陈铮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3页。

[2]　黄遵宪：《黄遵宪全集》（上册），陈铮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5页。

[3]　周作人：《日本狂言选·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4]　周作人：《日本狂言选·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