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研究：古代神话与中世民间文学的探索

这一节所要论述的，是非个人作者，或民间集体创作的散文类叙事作品，包括古代神话和中世民间文学，其中，在中国得到译介与研究的是古代神话传说集《古事记》、中世民间故事集（说话）《今昔物语集》、战记物语《平家物语》等。

神话研究或曰神话学，在20世纪头三十年中，中国的学术界就有人提倡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在这个过程中，除希腊、古埃及神话外，日本神话的译介起了一定的参照作用。1920年代中期，周作人译出了日本最早的史书，也是最早的神话传说集《古事记》的上卷，即“神代卷”加以出版，并写下了《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这是我国学界最早对《古事记》及日本神话的译介。在“引言”中，周作人说，他翻译《古事记》神代卷，“只想介绍日本古代神话给中国爱好神话的人，研究宗教史或民俗学的人看看罢了”。他指出，日本国内的一些受国家主义教育的人认定《古事记》中的神话传说都是真实神圣的，实际上，“把神话看作信史也是有点可笑的，至少不是正当的看法”，但同时也指出也有像津田左右吉那样的学者敢于从学术的、神话学的角度研究《古事记》，并对此“表示欣羡”。周作人还指出：“《古事记》神话之学术价值是无可怀疑的，但我们拿来当文艺看，也是颇有趣味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到了1963年，周作人又将《古事记》全书译完，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到了1979年，周作人译本的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一个新的《古事记》的译本，译者是邹有恒、吕元明。这个新的译本自然会参考、吸收周作人译本的长处，尤其在语言上，似乎比周作人译本更加“现代汉语”化了。

除了周作人的《古事记》译介外，一直到1980年代之前，中国学者对《古事记》还谈不上研究。但在1980年代的“神话学热”中，《古事记》成为中国的神话研究，特别是比较神话研究者的一个重要参照。例如，后来成为著名人类文化学研究家的叶舒宪先生，就曾说过他走上神话学及文学人类学研究之路，最早是从研读《古事记》开始的。他早年还发表过《仪式·神话·文学·风俗——读〈古事记〉札记》（《广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等文章。叶舒宪与李继凯合著的小册子《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从神话学及原型批评的角度研究古今日本文学，第一章“太阳女神——日本神话中的女性”就是从《古事记》切入的。一般而论，《古事记》往往被中国的比较神话学、比较故事学、民间文学及日本文化史研究者所参考，但单独对它进行研究的论文极少，迄今只有刘毅先生著《高天原浮世绘——日本神话》（“世界文化史知识”丛书之一，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刘毅著《高天原浮世绘——日本神话》一书，用了14万字的篇幅，把日本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神话传说（“记纪神话”）与《风土记》所记载的日本各地方的神话传说做了综合的、系统性的祖述，并在第十章对日本神话的特点做了概括。其中认为：日本神话不是以善恶标准来规定神的属性，而是描写神的亦善亦恶来突显神格，这一点在世界各民族神话中虽不是绝无仅有，却表现很突出，例如，始祖女神伊冉尊（伊邪那美命）既是高天原众神的创造者，也是主宰“黄泉国”的死亡女神。暴风雷电之神素盏鸣尊既肆意破坏，也除暴安良。其次是太阳神崇拜，虽然其他各民族都有太阳神崇拜，但少有像日本那样的“太阳神—天皇—国家”，并一直在现代国家的国旗、国歌中表现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在“记纪神话”中，在太阳神“天照大神”的旁边，还有一个主管万物生灵的高皇产灵尊（产灵神），在许多情况下几乎可与天照大神平分秋色，这表明了当时日本女性崇拜与男性崇拜混杂难辨的情况。作者所言极是，还应该指出，这恐怕也是反映出日本从母权社会向男权社会过渡时期的状况，女神天照大神在许多情况下也对弟弟素盏鸣尊的恣意胡闹无可奈何，不得不迁就之，就是很形象的说明。刘毅先生指出，在世界各民族创世神话中，创世之神的创世方式多种多样，但基本都是通过“无性”的产生方式，而日本却描写男女始祖神伊奘诺尊与伊奘冉尊通过性交的方式“生产”国土，这种描写是日本创生神话的一大特色。刘毅先生还指出：日本神话明显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例如，《日本书纪》开头部分的文字表述，《古事记》中关于伊邪那岐命（伊奘诺尊）在从黄泉国逃回后，用水洗左眼睛时生出太阳神（天照大神）、洗右眼时生出月亮神（月读命）等情节，与中国汉代徐整的《三五历纪》的表述如出一辙。但在数字的神秘化的使用（圣数）上，中国神话与日本神话都推崇“三、五、七”，但中国推崇的“九”却因为在日语中的发音与“苦”相同，而不受推崇，日本转而推崇的是“八”。这些分析，有的此前已有学者（如严绍璗）指出过了，但以专著的篇幅做详细评述后得出的这些结论，给读者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日本中世（12世纪末至16世纪末的镰仓、室町时代）的民间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是“说话”文学，代表作是《今昔物语集》，接着是在民间说唱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战记物语”，代表作品是《平家物语》和《太平记》。

约形成于12世纪中叶的《今昔物语集》是中世时代民间物语的集大成。全书共31卷，收有1000多个故事，译成中文可达近120万字以上，共分为天竺（印度）、震旦（中国）、本朝（日本）三部分，实际上囊括了当时日本人视野中的全世界范围的传说故事。它不仅收集和记录了大量的日本民间故事，而且引进、翻译改编了许多中国和印度的故事，是日本与中国、印度进行文化、文学交流，吸取和借鉴外来文化的结晶和见证，在日本文学史和东方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后来的日本文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这部作品卷帙浩繁，翻译难度大，长期以来没有汉文译文。19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翻译《今昔物语集》，但或许考虑到篇幅巨大，当时决定只译出“本朝”（日本）部分，并交给“北京编译社”承担翻译，初稿译完后，交周作人校订。周于1960年2月开始校订，到1962年2月校毕，但后来不知何故迟迟未能出版。

2006年3月，留学日本的金伟、吴彦夫妇合作翻译的《今昔物语集》全译本，分三卷由沈阳的万卷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个译本，而且是全译本，全书包括注释在内有140多万字，是金伟、吴彦夫妇在翻译出版《万叶集》之后完成的又一项重大翻译工程，填补了中国日本文学翻译研究史上的一个空白。该译本在每个故事最后都附有较为详细的注释，参照日本的相关版本，对该故事的出典、典故、词语等做了注释。

在金伟、吴彦译本出版半年后，2006年9月，北京的新星出版社分上、中、下三卷，出版了北京编译社翻译、周作人校订的《今昔物语集》。新星出版社在冠于卷首的简短的“出版说明”中，称“虽经多方查询，迄未得知当年具体何人参与此项译事”，也就是说，“北京编译社”是哪些译者不得而知，为什么要用“北京编译社”的名义而不是用译者个人的名义署名，也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能够承担此项翻译的人，都具有相当的文字与文学功力。到了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了北京编译社译、张龙妹校订的《今昔物语集》（分上、下两册），并纳入“日本文学丛书”中，但为了不与新星出版社的重复，去掉了周作人校对部分，由张龙妹加以校对。张龙妹在“前言”中对周作人校对的程度做了说明，认为“从总体上说，周只修改了文字表达”，对原稿中的误译也没有改正过来，又指出了新星版中的一些错误。张龙妹的校对工作历时七年，又有两种译本在先，可以参考，在文字方面有条件更胜一筹。

以上三种译本，金伟、吴彦译本是全译本，其余两种译本是“本朝卷”部分，约合全书的三分之二篇幅。在中国日本文学史上，在短短的两年中，一种篇幅巨大的作品连续有三种不同的译本出版，是十分少见的。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中国读者的日本文学接受阅读的需求和能力。(www.xing528.com)

由于《今昔物语集》翻译出版较晚，中国学界对《今昔物语集》的研究成果很少，较早的单篇论文有王晓平的《论〈今昔物语集〉中的中国物语》（《中国比较文学》，1984创刊号），并在《佛典·志怪·物语》（详见本书第二章的评述）一书中，从中、印、日三国文学交流的角度，对《今昔物语集》做了比较文学的探讨。后来有刘九令的《〈今昔物语集〉在中国的传播与芥川龙之介》（《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2期）等少量论文，可以期望，今后的相关研究会逐渐展开。

《平家物语》形成于日本镰仓幕府时代（1192—1333年），原本是“琵琶法师”（僧装的说唱艺人）的说唱脚本，讲述了平安王朝末期发生的源氏武士集团与平氏武士集团之间为了争夺国家政权所进行的战争。源氏最终取胜，将平氏家族几乎赶尽杀绝，在镰仓建立了幕府政权。和《源氏物语》一样，《平家物语》也以宫廷为小说的主要舞台，但武士阶级却取代了宫廷贵族男女而成为小说中的主角，反映了平安朝后期宫廷贵族阶级衰落、武士阶级兴起的历史趋势。经过艺人们不断地记录、加工润色，形成了阅读文本，性质上与我国宋代的话本小说相类似；又以重大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为描写对象，史实与虚构参半，在这一点上又类似于我国的《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平家物语》在日本影响甚广，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此后的戏曲、物语，乃至近现代小说，以《平家物语》的故事为题材者甚多。因此，《平家物语》的翻译，对于我国读者了解日本当时的历史变迁，了解日本的不同形态的物语文学，了解受《平家物语》影响的后世日本文学，都是非常必要的。

《平家物语》原作版本有上百种。中文译本所依据的是13卷本，也是一个流行的权威版本。全书由周作人（署名周启明）和申非合译。前6卷由周作人在“文化大革命”前翻译出来，后因“文革”爆发和译者去世而中断。1980年代后，申非将后7卷补译完毕，并参照几种原文版本对周作人的译文做了校订整理。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该译本作为“日本文学丛书”之一出版发行。2001年，鉴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对周译修改过多，中国翻译出版公司根据原稿加以恢复，将《平家物语》前6卷列入“苦雨斋译丛”单独加以出版。此外，还有其他的选译本、插图本、新版本等，但大都从上述版本中脱胎而出，且舛误较多而不足道。201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出版了王新禧先生的新译本。该译本参考、吸收了周作人、申非译本，而对其中的若干误译、误注加以修正。王译所据版本与周、申译本同，也是13卷本，但王译做了更多的工作。王新禧先生在译本序中说：“诸版《平家物语》在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某些文字段落此本有而彼本无，某些对白情节又是彼本有而此本无。所以译者在初稿译完后，又集合读本系各版《平家物语》，逐句逐段进行了合校，先比较、考证，再去除讹误、衍脱，最后拾遗补缺，择善而从，以便使拙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13卷全译足本。”《平家物语》的语言，和《源氏物语》的柔婉的、缠绵的假名文体（和文体）很不相同，《平家物语》作为说唱文学，语体上很有特色。它运用了大量的汉语词汇，包括佛教词汇，与日语的假名词汇、俗语词结合在一起，“五七调”的句式又和散文体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成熟状态的“和汉混合作”。句子铿锵有力，又富有变化。周作人和申非作为资深翻译家，其译文较好地传达出了原文的特色；王新禧的译文在借鉴前者的基础上，有条件更为优化，都是可靠的译本。此外，作为古典作品的翻译，译者注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上述两个版本都站在中国读者的角度上，参照日本各版本而做了必要的注释，而王译本的注释更细致。这样的翻译与注释，本身也是一种研究。

关于《平家物语》的研究，较早的论文有刘振瀛的《试评日本中世纪文学的代表作〈平家物语〉》（《国外文学》，1982年第2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平家物语》做出了全面评析。将平家武士视为贵族公卿化了的腐朽的阶级，将源氏武士家族视为新兴武士阶级，认为《平家物语》反映了新旧交替的历史趋势，指出《平家物语》所反映的武士精神，与后来的江户时代的已经腐朽了的“武士道”相比，尚具有进步意义，指出了作者对两派武士集团的复杂的矛盾态度，并由此见出其“世界观”中的矛盾性，还对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如平钟度、源义经、源义仲等做了分析。申非先生为人民文学版《平家物语》所写的译本序除了指出平家物语所反映的“早期的武士精神指出一种简单的忠义的伦理观”，并着重分析了《平家物语》中的佛教思想、儒教思想。王向远在《东方文学史通论》（1994年）中的相关章节中，以武士精神的三个关键词——忠、勇、风雅——为中心做了论述，认为“《平家物语》所描写的以忠勇、风雅为核心的武士道精神，不仅是那个时代武士这一特定阶级的精神观念的一种表现，而且也是日本民族传统精神的一种表现。今天阅读《平家物语》，可以帮助我们形象地了解日本武士道精神乃至整个日本民族精神的渊源、形成及其特征”。此外，相关的论文还有：张效之的《试论〈平家物语〉》（《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林岚的《〈平家物语·敦盛之死〉的美学意识》（《日本学论坛》，2000年第3期），焦欣波的《暴力叙事与诗学批评——〈平家物语〉的暴力美学》（《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等；还有从中日比较角度撰写的论文，如赵玉霞的《平家物语与儒家思想》（《日语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2期），李芳的《论〈三国演义〉与〈平家物语〉中武人群像的民族特征》（《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窦雪琴的《〈平家物语〉的中国镜像》（《名作欣赏》，2008年第14期），杨夫高的《前兆事件与〈平家物语〉的主题构思》（《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年第5期）等。2012年出版的杨夫高著《平家物语的构想——历史叙述与前兆事件》（日文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一书，以日本式的微观分析的方法，对《平家物语》中天变地异之类的怪异的前兆事件与主题及情节构思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

除《平家物语》之外的战记物语的另一个代表作是《太平记》，中国迄今为止一直没有译本。在研究方面，除了有关的日本文学史著作，特别是叶渭渠、唐月梅先生的《日本文学史》有一定的评述外，还有邱鸣先生的《太平记的汉文学研究》（日文版，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在借鉴日本学者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太平记》与中国的典籍及故事典故的运用、机能等，做了全面的梳理，分析了文体上所受汉籍的影响。

除上述的民间文学经典著作外，还有一些日本民间故事，长期在一些地方口头流传，到了近现代才被一些学者逐渐收集、记录整理出来，这些民间故事，常常是文学、人类学、比较文学、民俗学及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材料。这方面的作品译成汉文的有：关敬吾《日本民间故事选》（金道权、朴敬直、耿金声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年）、西本鸡介编《日本民间故事选萃》（邓三雄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些中日民间文学的比较文学的成果。

其中，吉林大学教授于长敏（1951年生）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漫笔》（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收集了作者20多篇有关的文章和随笔，这些文章分为“中西文化篇”、“中日文化篇”和“中日文学篇”三组，其中“中日文学篇”中的《几组中日民间故事的比较》较有新意。后来，作者将这个课题做了深入研究，写成了《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该书分神话和民间故事两编。在第一编中，作者分析了中国的盘古神话、伏羲兄妹的神话、女娲造人的神话对日本神话的影响，同时，也分析了为什么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的神话没有对日本神话造成影响。他认为这反映出中日两国民族性格的差异，与日本人性情急躁、缺乏韧性、讲求功利、顺从自然的民族性格有关。在第二编中，作者按通常的故事类型划分法将中日民间故事分为天外赐子型、贪心型、羽衣仙女型、蛇郎型、灰姑娘型、动物报恩型、弃老型、解释存在型、难题求婚型等类型，进行比较分析。有些结论是有启发性的，如认为日本民间故事，在对立的矛盾中，不是以武力消灭对方，而是感化对方，所表现的并不是对立的阶级性，而是人类的共性。关于中日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在此前虽有不少单篇文章，但作为系统的论著，该书还是第一部，是值得注意的。后来，于长敏教授在与唐晓红、郑潇潇合著的《管窥日本——从日本民间文学看日本民族文化》（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一书，进一步从民间故事、民谚、笑话、歌谣四种形式的民间文学作品分析鉴赏中，分析这些作品所包含的日本人的社会文化与心理。虽然这些分析还是初步的、简略的，却展示了这个研究领域的广阔性与可能性。

福建师范大学蔡春华（1973年生）在日本民间文学这个研究领域中继续推进，她的《中日文学中的蛇形象》（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年），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中日两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者谈“蛇”者甚多，但在两国“蛇”文学的关联性上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还是一个空白，因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的论题。该书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在博士指导教师陈思和教授的“世界性因素”理论方法的指导下，指出了蛇形象、蛇题材以及异类婚恋（蔡称为“异物婚恋”）特别是“人蛇之恋”在世界各民族文学的流布的广泛性，并在此基础上对中日蛇文学及蛇形象进行关联性研究，作者把中日人蛇之恋的故事类型划分为五种，即神婚式、圆满式、悲情式、复仇式、淫欲式，对人蛇之恋中的蛇形象的内涵做了分析阐发，最后一章对20世纪由民间文学发展到文人文学及其蛇形象的象征内涵的流变做了比较分析。但令人稍感不足的是，在全书“结语”中的“对中日文学中的蛇形象的一些总结”一节，显得提炼不够、概括不足。实际上，关于中日文学中的蛇形象，在已有的文本资料的基础上，完全有可能从伦理学、民俗社会学、心理学、性学、美学等多层面上进行提炼和抽象，并得出更有学术深度、更有理论价值的结论。此后，蔡春华女士还出版了题为《现世与想象——民间故事与日本人》（宁夏人民出版社“，人文日本新书”，2015年）的小册子，以学术随笔的方式，对日本古今流传的重要的民间故事做了分类整理和评述，是读者系统了解日本民间故事与民族文化的好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