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源学：对《源氏物语》的学术历程

在日本古代王朝贵族文学中，中国学界最关注的当属《源氏物语》。《源氏物语》汉译本出版后，在我国读者和学术界、文学界中都产生了很好的反响，有关评论与研究的文章逐渐络绎不绝。在日本，研究《源氏物语》的学问被称为“源学”，早在平安时代末期，就有藤原伊行的《源氏释》，对作品加以注释，13世纪初的《无名草子》（作者不详）借书中人物之口，对《源氏物语》及篇中人物做了评论。到了江户时代，《源氏物语》成为日本“国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出现了安藤为章的《紫家七论》、契冲的《源注拾遗》等，到了本居宣长的《紫文要领》，系统提出并阐发其“物哀”论，遂成为源学研究中不刊之论。此后，各种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古今研究著作估计不下于五百种，直到近年，每年都有上百篇文章发表，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源学传统。同样的，中国在1980年代以后也逐渐形成了“源学”，各种《东方文学史》或《外国文学史》著作与教材大都将《源氏物语》列为专章专节，每年平均有两三篇论文出现，相关的专门著作也有出版。

当然，中国的“源学”有着中国的特色。基本上经历了从主观性的评论到力图贴近日本原典文化的解读与研究的过程。

起初，大多数人习惯于使用官方的唯物反映论的文学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评论《源氏物语》，如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篇评介《源氏物语》的文章是陶德臻（1924—2000年）的《紫式部和他的〈源氏物语〉》（《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期），该文把主人公光源氏看作是贵族阶级的典型人物，认为作品“通过光源氏一生的经历展示了日本平安时代贵族阶级从荣华到没落以至精神崩溃的历史命运”。叶渭渠在为丰译《源氏物语》写的译本序中，认为《源氏物语》“通过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描写了当时贵族社会的腐败政治和淫逸生活。作者以典型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面貌和特征，揭露贵族统治阶级的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揭示了日本贵族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认为这首先表现在“作者敏锐地觉察到王朝贵族社会的种种矛盾，特别是贵族内部尔虞我诈的斗争”，其次表现为作者“虽然主要描写源氏的爱情生活，但却不是单纯地去描写爱情，而是通过源氏的恋爱、婚姻悲剧，揭示一夫多妻下妇女的悲惨命运，从而烘托出一幅贵族社会及其没落的景象”。在创作方法上，“她在书中写了宫廷贵族生活，却又非生活的原本记录，而是经过高度的概括和精心的构思，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平安王朝贵族阶级各方面的生活，揭示了当时贵族社会某些本质的东西，同时也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出了贡献”，同时认为：“《源氏物语》以过多的篇幅渲染了一些贵族阶级的美学观点，超度众生、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以及空虚感伤的情调，这也给作品的思想内容带来一定的损害。”叶渭渠的这些观点，反映出的是当时文学批评唯一通行的立场观点与话语方式，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社会学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及独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思维定式。接下来是刘振瀛在《〈源氏物语〉中的妇女形象》（《国外文学》，1981年第1期）中，从“人物形象分析”的角度，认为《源氏物语》“真正价值，正在于塑造这些妇女的形象上”；而“透过《源氏物语》所刻画的贵族妇女形象这面镜子，不难看出平安时期整个贵族阶级腐朽的本质，不难看出这个阶级走向灭亡的必然命运”。此后，一直到20世纪末期，有关学术杂志上每年大概都有两三篇关于《源氏物语》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的论题大都集中两个方面，一是探讨“主题思想”，二是分析“人物形象”，这也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小说等叙事类作品评论文章的一贯套路。评论者们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中国左翼文学批评的基本思路：凡是文学史能够称之为名著的作品，必然会现实主义地反映社会关系的本质方面，而社会关系的本质方面就是阶级关系、阶级压迫及阶级斗争，于是，描写宫廷政治斗争、描写被压迫妇女的命运、预示贵族阶级的必然灭亡的命运，就是对古今中外一部名著的最高肯定和评价。

1994年，陶力出版了《紫式部和她的〈源氏物语〉》一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这也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评论《源氏物语》的专门著作。这本书写于1980年代后期，由于特殊原因而延迟问世，因而也明显带有1980年代文学批评与研究方法与思路的鲜明印记。该书共分八章：第一章主要叙述作品的时代背景，第二章介绍作者紫式部的相关情况，第三章概述作品的基本情节内容，第四章谈作品的写作动机，即“为谁而作”的问题，认为“《源氏物语》是一部女人为女人而作的、女人为女人鸣不平、呼唤人的地位和尊严的划时代的巨著，以这个角度来透视其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也定会取得其他角度难以得到的收获”。指出：“虽然紫式部的批判锋芒，并没有直指贵族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但他却从两性关系的角度，更加彻底地否定了现有制度的合法性。同时，她把妇女的悲剧与贵族王朝的悲剧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妇女的悲剧并非孤立，而是与整个贵族王朝衰亡的趋势密切相连的，是王朝悲剧命运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分析了《源氏物语》的“群芳谱”及女性形象，第六章分析了作品中的男性形象系列，并比较了《源氏物语》与《长恨歌》，第七章谈紫式部的“美学思想”，认为“紫式部所追求的，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被贵族化、女性化了的中和之美”。指出《源氏物语》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作者使用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运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典型化”的原则。第八章将《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异同做了比较分析。该书所涉及到的问题及看法，也都集中体现了1980年代我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普遍流行的角度和思路。

除了上述的批评思路之外，也有稍微不同的声音发出。其中李芒在《平安朝宫廷贵族的恋情画卷——〈源氏物语〉初探》（《日语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3期）中，援引了日本学者麻生矶次、加藤周一的相关论述，认为平安王朝贵族及作家们都被很好地组织在所属社会集团内，因而文学几乎没有对社会的批判，并具有非常封闭的特征，物语文学只描写男女的情感生活，而决不想走向社会。因而，《源氏物语》中“并无任何关于政治势力之间所谓‘权势斗争’的具体描写”，也没有要写出宫廷贵族的没落，“《源氏物语》的主题并非在于描写平安朝的历史与宫廷政治势力的斗争，而是刻画宫廷贵族的恋情”。虽然李芒的这篇文章并没有进一步说明紫式部为什么只是写恋情，并没有从审美文化角度加以进一步分析，但这篇文章与上述那几篇文章的不同，在于不是以既定的左翼文学观，以不变应万变地解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而是要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民族文化心理。《源氏物语》所表现出的超政治、超社会、纯感情的文学表现，恰恰与现代左翼文学评论的主导思路不相匹配。换言之，在1980年代初期，具有鲜明日本古典文化特征的《源氏物语》的译介，连同现代作家川端康成的译介（详后），为一直以来畅通无阻的左翼文学批评思路与法则，出了一道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它促使人们思考：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是使一切作品就范于既定的意识形态，不断地论证既定意识形态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性，还是充分尊重、努力理解原作的特性及所反映的审美文化的特性。

王向远的《“物哀”与〈源氏物语〉的审美理想》（《日语学习与研究》，1991年第1期）开篇即指出：迄今发表的文章“大多只从作品的认识价值出发，认为《源氏物语》是平安王朝贵族生活的历史画卷，反映了宫廷政治斗争和贵族阶级腐朽没落的历史趋势。由于忽视了作品所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不免片面和臆断。有的文章认为《源氏物语》是专写贵族恋情的作品，其立论更加接近作品的实际，但未能进一步上升到美学高度去认识。本文从平安王朝贵族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的历史实际出发，从日本传统美学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源氏物语》，力图抓住作品的审美理想的实质与核心，得出一些新的结论”。文章以江户时代源学家本居宣长的“物哀”论为立论根据，认为《源氏物语》的创作宗旨是“物哀”，作品所表达的是“物哀”的审美理想，认为：“‘物哀’实质上是日本式悲剧的一种独特风格，它不像古希腊悲剧那样有重大的社会主题、宏大的气魄、无限的力度和剧烈的矛盾冲突，它也不像中国悲剧那样充满浪漫的激情和慎重的伦理意识，而是弥漫着一种均匀的、淡淡的哀愁、贯穿着缠绵悱恻的抒情基调，从而体现了人生中和日常生活中的悲剧性。”结论是：“‘物哀’是《源氏物语》审美理想的核心。它不但是正确地理解《源氏物语》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日本传统美学的一把钥匙。”此外，还有叶舒宪、李继凯合写的《光·恋母·女性化——〈源氏物语〉的文化原型与艺术风格》（《东方丛刊》，1992年第2期），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解读《源氏物语》，在当时也令人耳目一新。

关于国内《源氏物语》评论情况，张龙妹在《试论〈源氏物语〉的主题》（《日语学习与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中做了梳理和概括，其中写道：

综观自《日语学习与研究》创刊以来的各家的学说，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以叶渭渠先生的《〈源氏物语〉中译本序》为代表的“历史画卷”论（以下简称“历史”论），认为作品反映了日本摄关政治时期宫廷中的权势之争；二是以李芒先生为代表的“恋情画卷”论（以下简称“画卷”论），主张作品旨在描写光源氏、薰大将的爱情生活，刻画了平安朝“宫廷贵族的恋情”；三是王向远先生提出的“物哀”观，他在肯定李芒先生的“恋情”论的基础上，认为作品通过对贵族男女恋情的描写，表达了一种“使人感喟、使人动情、使人悲凄”的“物哀”的审美理想。（以下简称“物哀”观），与本居宣长的“物哀”说有联系又有区别……[4]

黎跃进在《〈源氏物语〉主题思想争鸣评述》（《衡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一文中，对中国的《源氏物语》主题论争也做出了概括。(www.xing528.com)

从那时以后，用社会学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评论《源氏物语》，特别是为《源氏物语》总结主题思想的文章极少见了，但在这个延长线上的“人物形象分析”类的文章，则时有发表。这种作品主题论、人物形象分析的评论模式，是典型的现代中国文学评论的一个“特色”。在这种情况下，从日本传统审美文化角度、以“同情的理解”的态度，设身处地地理解《源氏物语》的文化与审美内涵，就显得很重要了。事实上，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源学研究也体现出了这种新的趋势。例如，叶渭渠先生在他的后来写的《日本文学史·古代卷》中，很大程度地修正了他在丰译“译本序”中的观点，他写道：“《源氏物语》……通过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描写了当时贵族政治联姻、垄断权力的腐败政治与淫逸生活，并以典型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面貌和特征。”（第445页），这些话与“译本序”虽然有相通的地方，但在表述上已有相当大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他用更多的篇幅谈了紫式部的美学观，走进日本文化内部，主要从本居宣长的“物哀”论美学的角度来解释作品，认为作者是“以‘真实’为根底，将‘哀’发展为‘物哀’，将简单的感叹发展为复杂的感动，从而深化了主体感情，并由理智支配其文学素材，使‘物哀’的内容更为丰富和充实，含赞美、亲爱、共鸣、同情、可怜、悲伤的广泛涵义，而且其感动的对象超出人和物，扩大为社会世相，感动具有观照性”（第457页）。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贴近作品的。叶渭渠在这一章的最后一段对本居宣长的“物哀”论本身做了评价，认为：本居宣长“以‘物哀’的美学为中心，建立了‘源学’批评的新体系”；“本居宣长的‘知物哀’论将‘源学’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的确，“物哀”论是理解和研究《源氏物语》的本质视角，但一直以来，本居宣长“物哀”论的原典没有翻译，一般读者对“物哀”论没有全面了解，这对中国的《源氏物语》研究乃至日本古典文学美学的了解和研究，都是一个缺憾，鉴于此，王向远将本居宣长“物哀”论的原典，包括《紫文要领》、《石上私淑言》及《初山踏》等，编译成《日本物哀》一书，由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出版发行，译者在译本序《“物哀”是理解日本文学与文化的一把钥匙》（另刊于《文化与诗学》，2011年第2期）中指出：本居宣长对日本文论、对日本源学研究的最大贡献就是“物哀论”，所谓“物哀”与“知物哀”。就是知人性、重人情、可人心、解人意、富有风流雅趣，就是要有贵族般的超然与优雅、女性般的柔软细腻之心，就是从自然人性出发的、不受道德观念束缚的、对万事万物的包容、理解与同情，尤其是对思恋、哀怨、忧愁、悲伤等刻骨铭心的心理情绪有充分的共感力。本居宣长认为，以物语与和歌为代表的日本文学的创作宗旨就是“物哀”，作者只是将自己的观察、感受与感动，如实表现出来并与读者分享，以寻求审美共鸣及心理满足，此外并没有教诲、教训读者等其他功利目的，而读者的阅读目的也是为了“知物哀”，“知物哀”既是文学修养，也是一种情感修养。本居宣长以“物哀论”颠覆了日本文学评论史上长期流行的、建立在中国儒家道德学说基础上的“劝善惩恶”论。“物哀论”既是对日本文学民族特色的概括与总结，也是日本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试图摆脱对中国文学的依附与依赖，确证其独特性、寻求其独立性的集中体现，标志着日本文学观念的一个重大转折，并强调指出：不了解“物哀”就不能把握日本古典文论的精髓，就难以正确深入地理解《源氏物语》，强调必须在作品文本与理论文本的双向阐释中，才能获得新知。

在中国“源学”中，《源氏物语》的比较文学的研究，尤其是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及白居易的关系，是学者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日本学界起步早、成果多。早在1985年，翻译家申非先生就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丸山清子的《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一书，这是日本研究该课题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为中国读者了解《源氏物语》所受白居易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材料。2001年，马新国、孙浩合译的日本学者中西进著《源氏物语与白乐天》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中国发表的关于这一课题的若干文章，大都受到此二书的影响，少量文章在视野和资料上也有所开拓。中国学者特别感兴趣的是《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比较研究，《红楼梦》比《源氏物语》晚出近八百年，但两书在题材、主题、风格、审美意蕴上有许多相似与相通，可以作为平行比较的对象，故1980年代后的三十多年间，这方面的文章连绵不绝，已有20多篇。叶渭渠的《日本文学史》在“《源氏物语》”一章中，也设有《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比较研究的专节。一般而论，在两书比较中，突显各自的相同与不同之处，指出其民族特点，是有益的。但两书毕竟在更多方面差异甚大，又没有任何事实关系，因而其可比性是有限的、有条件的。一些文章缺乏比较文学方法论意识，只是简单地寻求同异，而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削弱了文章的学术价值。

中国学者研究《源氏物语》专书，在上述陶力的《紫式部和她的〈源氏物语〉》出版10年后，又出版了两种。一种是《世界语境中的〈源氏物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另一种是《〈源氏物语〉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世界语境中的〈源氏物语〉》是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学研究室编辑的会议论文集。该中心在2001年举行了一个关于《源氏物语》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次年又召开了以文学翻译，特别是以《源氏物语》翻译为议题的研讨会，该书编辑了两次会议的主要论文，内容分为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专论《源氏物语》的翻译与研究问题的11篇文章，涉及《源氏物语》的中文、韩文、英文等语种的译介及其评价。其中，中国学者的论文两篇。何元建的《关于中译本源氏物语》一文，对《源氏物语》的节述本、改写本、选译本、林文月全译本、丰子恺全译本以及疑似盗译本，都做了评论和介绍；张龙妹撰写的《中国的源氏物语研究》将此前相关论文分为“主题论”、“比较研究”、“人物论”三类，并提出了出身于中文专业和日文专业的研究者的相互沟通与协同的问题。

姚继中著《〈源氏物语〉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部有一定系统的论文集，全书16万字，由十篇专论文章构成，包括《关于〈源氏物语〉》、《〈源氏物语〉主题思想论》、《〈源氏物语〉悲剧意识论》、《〈源氏物语〉和歌艺术风格论》、《〈源氏物语〉与唐代变文传奇之比较研究》、《紫式部对白居易文学思想的受容》、《光源氏人物性格之哲学思辨》、《古典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融》、《〈源氏物语〉人物素描》、《〈源氏物语〉研究在中国》。可以看出作者下了很多功夫，每篇文章都力图写出新意来，可贵的是，作者在研究中既注重文献性，也注重理论思考和理论表达，后者在日本文学研究中总体来说是一个短板，因而作者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例如，第二篇《〈源氏物语〉主题思想论》，运用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论，把作品分为虚像、幻象、抽象三个层次，来探讨《源氏物语》的表层、中层、深层意义，在构思上是有新意的。不过，由于那种理论本身似乎就有问题（例如“抽象”层应该指称高层，而非深层，等等），因而它对解读《源氏物语》似乎并没有多大必要和价值。姚著的最大价值，是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源氏物语》研究的信息。其中《关于〈源氏物语〉》一文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对日本源学的成果特别是基本共识部分，包括紫式部的生平、《源氏物语》的主题、创作风格、各种版本、传承与研究等五个方面做了概括评述，对中国读者概括了解源学的历史与现状有参考价值。但有的评述也值得商榷。例如，在谈到本居宣长及其“物哀”论的时候，说：“‘物哀’论表面上似乎是本居宣长对《源氏物语》主题思想的理论，其实并不是为《源氏物语》而阐发的。事实上，‘物哀’论早就被他用来作为和歌的评判标准，后来套用于《源氏物语》的欣赏，亦具有令人信服的说服力。也就是说，‘物哀’论的出现在先，用它阐释《源氏物语》在后。”（第61页）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统观姚著全书，似乎只是把《源氏物语玉小栉》作为本居宣长“物哀论”出处。事实上，本居宣长最早在《排芦小船》（约写于1756年）中提出“物哀”论，有两次使用该词，第一次说：“歌道应该弃善恶判断而知物哀。”接着指出：“《源氏物语》的构思即以此贯串之，别无其他。”到了1758年写的《安波礼辩》中正式提出“物哀”说，指出：“一切和歌皆出自知物哀，《伊势物语》和《源氏物语》皆写物哀，皆为使人知物哀。”到了1763年写的专门以“物哀”来论述《源氏物语》的著作《紫文要领》中，将“物哀”论加以展开。而《源氏物语玉小栉》则是后来写的以注释为主的书，其中头两卷基本挪用了《紫文要领》。姚著的这一章接着又说：“物语到底是什么？《源氏物语》想讲述什么？它又讲出了什么？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在‘物哀’论的框架中得到解决。”（第62页），但是，《紫文要领》一书正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写的。实际上，必须承认，在“源学”史上，迄今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取代“物哀”论来很好地解答《源氏物语》的各种问题。在文献信息的提供方面，姚著书后的四种附录中的《源氏物语研究史略表》，将日本学界1970年代之前的研究成果一一列出，对后学者很有用处。还需要提到的是，姚继中此前还将日本学者野岛芳明的《源氏物语交响乐》一书翻译出版（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年），该书将《源氏物语》及人物形象视为交响乐，将《源氏物语》的内容结构分为序曲和春、夏、秋、冬（秋冬之间有间奏）四个乐章，并依此对全书做了独特的分析阐释，可为源学研究及读者提供新的视角。

除了上述的立场与角度之外，新世纪以来，关于《源氏物语》研究的论文的选题角度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如刘瑞芝的《论〈源氏物语〉与狂言绮语观的关联》（《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张龙妹的《论〈源氏物语〉中译本的文化误译》（《日本学研究》，2007年第17期），张哲俊的《〈源氏物语〉与中日好色观的价值转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周韬、陈晨的《源氏物语“物哀”中表现“物”的方式》（《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卜晓镭的《闻香识人——有关〈源氏物语〉熏香的分析研究》（《淮阴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李颖的《〈源氏物语〉中的“御灵信仰”与女性之怨》（《时代文学》，2010年第6期），杨芳的《〈源氏物语〉的时间叙事艺术》（《世界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等，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新见。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对那具有坚实内容的东西，最容易的工作是进行判断，比较困难的工作是对它进行理解，而最困难的，则是结合两者，做出对它的陈述。”综观中国的《源氏物语》研究，先是站在自己既定的观念和立场上，做主题思想的判断、伦理价值的判断，然后要尽可能走进去，借助日本的理论原典对作品加以理解，并力图作出自己的阐述。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源氏物语》研究者还有更多“最困难”的工作需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