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林文月等对《源氏物语》及贵族文学的译介

《源氏物语》是平安朝宫廷女官紫式部（本姓藤原，约978—约1015年）创作的长篇“物语”，即散文体小说。它不但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古典名著，也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完整统一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成书于公元11世纪初年。全书规模宏大，共有五十四回（帖），约合中文80万字，以细腻柔婉、优美典雅的笔调，描写了主人公光源氏及其名义上的儿子薰君与众多女子的恋爱故事，反映了平安王朝宫廷贵族的生活情景，表现了感物伤情、多愁善感、悲天悯人、缠绵悱恻的审美风格，奠定了日本古典文学的基本的美学格调，对后来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历代日本文人墨客的重要的精神源泉。

在中国的日本文学史学术史上，较早介绍《源氏物语》的，除谢六逸外，还有周作人。周作人在1934年《国闻周报》（第11卷第38期）上发表的以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为主题的文章——《闲话日本文学》一文中说：

《源氏物语》的全译现尚无，于英译本读之，我是钦佩至甚，当推为日本文学中之巨制，最伟大的作品除此莫属。特别从年代看去，还是世界任何地方未出现Novel的时候，那样的巨制的产生也该是值得惊叹的。中国的《红楼梦》，还只是其后的作品。胡适也看过此书，也说这样伟大的作品，以前还不知道。[1]

周作人在1936年致梁实秋的一封信中又说：

《源氏物语》五十二卷成于十世纪时，中国正是宋太宗的时候，去长篇小说的发达还要差五百年，而此大作已经出世，不可不说是一奇迹……这实在可以说是一部唐朝的《红楼梦》，仿佛觉得以唐朝文化之丰富本应该产生这么的一种大作，不知怎的这光荣却被藤原女士抢了过去了。[2]

据说1930年代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钱稻孙就表示要译《源氏物语》，但似乎并未动手。到了1950年代，在国家有关部门对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进行统一规划的时候，《源氏物语》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了翻译出版的计划。由于《源氏物语》卷帙浩繁，文字艰深，翻译难度很大，一直无人开译。在当时翻译家中，堪当此任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最佳的人选一个是钱稻孙，一个是丰子恺。钱稻孙一直把翻译《源氏物语》作为毕生的宏愿。1950年代，他译出了《源氏物语》的第一卷，发表在《译文》（后改为《世界文学》）杂志1957年8月号上。由于钱稻孙翻译进度甚慢，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由上海的丰子恺承担翻译。1961年，丰子恺欣然接受了翻译任务。他还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高兴的心情，诗曰：“饮酒看书四十秋，功名富贵不须求，彩笔昔曾描浊世，白头今又译红楼。”（丰子恺自注：“红楼”，指《源氏物语》）同年10月10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丰子恺的《我译〈源氏物语〉》一文，其中写道：

日本文学更有一个独得的特色，便是长篇小说的最早出世。日本的《源氏物语》，是公元一○○六年左右完成的，是几近一千年前的作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我国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意大利但丁的《神曲》，都比《源氏物语》迟三四百年出世呢。这《源氏物语》是世界文学的珍宝，是日本人民的骄傲！在英国、德国、法国，早已有了译本，早已脍炙人口。而在相亲相近的中国，一向没有译本。直到解放后的今日，方才从事翻译；而这翻译工作正好落在我肩膀上。这在我是一种大的光荣！[3]

丰一吟在《白头今又译红楼》（《艺术世界》，1981年第4期）谈到了丰子恺翻译《源氏物语》的有关情况，其中说：“我在整理译稿时，还有一个体会：由父亲来译这部作品，确实是非常合适的。因为紫式部这位女作家博学多才，书中所写往往涉及音乐、美术、书法、佛教等各个方面，而父亲恰好也对这些方面感兴趣。例如，书中有一节专写绘画，译者对此自然是内行；书中经常评论音乐，我父亲对音乐向来偏爱；书中还论及书法之道，父亲在这方面也不是外行，书中大量地谈到佛教，有许多佛教名称和佛教典故，而父亲恰好又是一个与佛有缘的人。”

从1961年8月到1965年9月，丰子恺用了四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煌煌巨著的翻译。但是，接着到来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使《源氏物语》的出版耽搁下来。丰子恺在生前也未能看到译著的问世。直到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丰一吟对译稿进行了整理。1982—1983年，丰译《源氏物语》分三卷陆续出版。从此，我国有了第一个完整的《源氏物语》的译本。

《源氏物语》原文为平安时代的日本古文，特点是较少使用汉字汉词，是典型的“和文”体，古雅简朴，句式简洁，表达含蓄，主语，特别是人称代词常常省略，只靠人物之间的身份关系及相关语体来体现。其中又涉及到当时宫廷贵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如风俗习惯、服装打扮、文物典章、建筑居所等，连后世的日本人阅读起来也比较困难。因此，历代一些日本的“国学”家们，曾对《源氏物语》进行了讲疏，到了现代又有与谢野晶子、谷崎润一郎、圆地文子等著名文学家将《源氏物语》译成了现代日语，给现代读者的阅读带来了方便。丰子恺翻译《源氏物语》的时候，参照了日本的多种注释本和现代语译本，主要有谷崎润一郎的译本、与谢野晶子的译本、佐成谦太郎的译本等，并对各种译本进行比较，择善而从，同时又努力忠实紫式部的原文。由于丰子恺对日本文学有深刻的会心和了解，他的《源氏物语》译文可谓信达雅，几近完美。丰子恺在“译后记”（译本中未刊，后编入《丰子恺文集》第六卷）中说：“原本文字古雅简朴，有似我国的《论语》、《檀弓》，因此不宜全用现代白话文翻译。今使用此种笔调译出，恨未能表达原文之风格也。”丰子恺在译文中，较多地使用了《红楼梦》式的古代白话，恰当地运用了一些汉语成语、文言词和文言句式，可以说基本上是典雅简练的现代汉语，译文儒雅流畅，具有音乐感，而且较为通俗易懂。紫式部还是有名的歌人，著有和歌集《紫式部家集》。《源氏物语》中有大量的和歌，是日本古典和歌中的珍品。这些和歌，也是翻译的难点。丰子恺用中国五言或七言古诗的形式来译和歌，多译作两句，少数译作五言四句，大都注意对偶或韵脚，如“秋宵长短原无定，但看逢人疏与亲”，“杜宇怎知人话旧，声声啼作旧时声”，“愿将大袖遮天日，莫使春花任晓风”，“梅花香逐东方去，诱得黄莺早日来”等等，虽然未能译出和歌的形式，但却传情达意，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另一方面，译文除存在少量错译或不准确翻译之外，也存在过度“归化”的问题，例如汉语成语用得很多，文采过于浓重。对此，当年的周作人看了待出版的原稿后，私下表示了不满。他在1964年3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略阅源氏校记，丰子恺文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不顾与原文空气相合与否，此上海派手法也。文洁若予以校正，但恨欠少，其实此译根本不可用。”周作人的批评未免苛刻了，以自己的带有苦味、涩味、拙味的个人文风，来批评丰子恺“很漂亮”的译文，只是表明了两者文字审美趣味的差异。(www.xing528.com)

进入1990年代后，丰译《源氏物语》的读者面也在进一步扩大，有关《源氏物语》的文章仍然常见于某些学术性期刊，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把丰子恺的译本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中，将原来的三册平装，合并为上、下两册，精装出版，发行量进一步增大。在这种情况下， 1990年代末，有个别出版社为追逐经济利益，将丰子恺译本改头换面，名为“全译”，实为篡改，这是不足为训的。进入21世纪后，又有出版社重译和重出《源氏物语》，如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郑民钦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组织彭飞等12位译者翻译的田边圣子改写的《新源氏物语》（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但从出版社方面说，恐怕更多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无论是谁承担翻译，假如不能胜过丰子恺、林文月的译本，则复译的必要性和其价值就成为疑问。

还应该提到的是，在《源氏物语》之前，有所谓“传奇物语”（又称“虚构物语”）和“歌物语”两种形式的物语，《源氏物语》就是在吸收、借鉴“传奇物语”和“歌物语”的基础上集物语文学之大成的作品。丰子恺在译出《源氏物语》之后，又将其他三部有代表性的物语文学翻译出来。这三部作品是被称为“日本物语之鼻祖”的《竹取物语》，还有以王朝贵族生活为题材的《伊势物语》和《落洼物语》。到1984年，这三部物语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为“日本文学丛书”，以《落洼物语》为书名，合集出版。在此前后，关于这几部物语的研究文章也陆续出现，特别是从民俗文化与古代文化交流史角度研究《竹取物语》的文章最多，如武殿勋的《日本古典文学名著〈竹取物语〉的出典》（《山东外语教学》，1980年第2期）、乌丙安的《〈竹取物语〉故事原型研究的新发现》（《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严绍璗的《〈竹取物语〉与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关系》（《中日文化与交流》第一辑，1984年）、孟宪仁的《春秋时代〈竹取物语〉原型传入日本考》（《日本研究》，1986年第3期）、张北川的《〈竹取物语〉与〈斑竹姑娘〉的难题考验》（《西藏艺术研究》，1999年第1期）、雷华的《〈竹取物语〉与古代日本伦理、君权意识》（《日本研究》，2000年第2期）、任敬军的《〈竹取物语〉与日本竹文化》（《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等。

在丰子恺动笔翻译《源氏物语》之后不久，台湾的林文月女士也开始了《源氏物语》的翻译。

林文月，1933年出生于上海日本租界，后长期在台湾大学任教。她的《源氏物语》翻译开始动笔于1974年，到1978年底全书译毕。其间，边译边在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刊物《中外文学》上连载。到了1979年，由《中外文学》月刊社分五册出版单行本。在中国大陆，丰子恺先生早在1960年代初就已开始翻译《源氏物语》了，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丰子恺译本出版的时间，反而晚于林文月译本两三年。由于当时两岸无法沟通，丰子恺、林文月分头翻译，互不知晓。对此，林文月在《源氏物语》洪范书店2000年出版的“修订版序言”中写道：“未能参考丰译，诚然遗憾，却也足以激励自我奋勉。设若我当初知悉前辈大家已先完成此巨著之译事，也许竟会踌躇不敢提笔；而即使提笔翻译，有可供参考之另一种译本在手边，遇有困难，大概不会不产生依赖之心，然则，我的译文必然会受到丰译之影响无疑。于今思之，反倒庆幸蒙昧中摸索前行，至少建立了属于自我的译风。”此话并非过言。拿林文月的译本与丰子恺译本相比，很快就能看出两种的译文风格各具千秋：丰译本多用《红楼梦》那样的古代白话小说的词汇句法，典雅简洁，华美流丽；林译本则使用标准的现代汉语，将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与日常口语很好地结合起来，通俗而不流俗，清新而又亲切。说起来，《源氏物语》的语言在9到10世纪的日本要算是地道的“口语”了。所以林译本用纯粹的现代汉语来翻译，并不使人觉得有失古典的韵味。她上述的“修订版序言”中说：“虽然采用白话文体，但是在字句的斟酌方面，也努力避免陷于过度现代化，尤其是外来语法的掺入，以此试图把握比较典雅的效果。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全书中共出现的795首和歌，避免采用白话诗的译法，而自创三行、首尾句押韵的类似楚歌体形式，如此，在白话的散文叙事中时时出现比较古趣的诗歌，或者可以使人在视觉上与听觉上，有接近原著的典丽感受。”这很好地概括出了她的译文的特色。可以说，林文月的《源氏物语》译本与中国大陆的丰子恺的《源氏物语》译本，业已成为海峡两岸日本文学翻译的两块丰碑。此外，在译出《源氏物语》后，林文月还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陆续译出了《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伊势物语》等王朝贵族散文文学的其他重要作品。林译《源氏物语》及其他作品，近年来在大陆出版了简体字本。

紫式部的作品除了《源氏物语》之外，流传下来的还有《紫式部日记》和《紫式部家集》。关于《紫式部日记》约合4万字汉字，以作者所侍奉的藤原彰子皇后的分娩为中心，记录了宫中的念佛祈祷等种种法事活动，也部分地记录了作者的心情，透露了《源氏物语》写作的一些信息，对于研究紫式部与《源氏物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翻译。2002年，林岚翻译的《紫式部日记》收在《王朝女性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东瀛美文之旅”译丛）一书中出版，译文流畅柔婉，颇为可读。收在《王朝女性日记》中的还有林岚译《蜻蛉日记》（藤原道纲母著）、《和泉式部日记》和郑民钦译《更级日记》（菅原孝标女），都是与紫式部同时代的王朝贵族妇女的日记文学代表作。

与紫式部同时代的另一位宫廷才女是清少纳言，她的题为《枕草子》的随笔集和《源氏物语》一道被誉为平安朝文学的双璧。《枕草子》全书共由305段随笔文字组成，把自己在宫中供职时期所见、所闻、所想、所感随手记录下来，表现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和感受能力。全书大都是印象性的琐碎的记录与描写，有时不免显得絮叨和无聊，缺乏《源氏物语》那样的博大精深，但作者善于捕捉并表现自己刹那间的印象和感受，这对后来的日本文学，特别是散文随笔文学，都有很大的影响。早在“文革”爆发之前，周作人就完成了《枕草子》的翻译，并写了《关于清少纳言》一文，对作者的生平和创作情况做了介绍。到了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周译列为“日本文学丛书”，收入《日本古代随笔选》一书首次出版发行。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翻译家于雷先生的《枕草子》复译本。

收在《日本古代随笔选》中的另一部作品是翻译家王以铸（1925年生）译《徒然草》。作者吉田兼好（1282—1350年）出身贵族，后来出家为僧，被称为兼好法师。《徒然草》是他生前写的随笔，后被人编排印行。全书由243段组成，在语言文字、编排方式上，《徒然草》似乎受到了《枕草子》的某些影响。最早翻译《徒然草》的是周作人。1925年，周作人在《语丝》杂志上发表了《徒然草》的14段译文。周作人在译文的“小引”中说：“只就《徒然草》上看来，他是一个文人，他的个性整个地投射在文字上面，很明了地映写出来。他的性格的确有点不统一，因为两卷里禁欲家与快乐派的思想同时并存，照普通说法不免说是矛盾。但我觉得也正是这个地方使人最感兴趣，因为这是最人情的，比倾向任何极端都要更自然而且更好。《徒然草》的最大价值可以说在于它的趣味性，卷中虽有理知的议论，但决不是干燥冷酷的。（中略）我们读过去，时时觉得六百年前老法师的话有如昨日朋友的对谈，是很愉快的事……”1936年，郁达夫译出了《徒然草》的第一、三、五、六、七、八段，发表在《宇宙风》第10期上。在“译后记”中，对《徒然草》做了高度评价。郁达夫写道：“《徒然草》在日本，为古文学中最普遍传诵之书，比之四子书在中国，有过之无不及。日本古代文学，除《源氏物语》外，当以随笔日记为正宗，而《徒然草》则又是随笔集中之铮者，凡日本稍受教育的人，总没有一个不读，也没有一个不爱它的。我在日本受中等教育的时候，亦曾以此书为教科书。当时志高气傲，以为它只拾中土思想之糟粕，立意命题，并无创见。近来马齿加长，偶一翻阅，觉得它的文调和谐有致，还是余事，思路的清明，见地的周到，也真不愧为一部足以代表东方固有思想的哲学书。久欲把它翻译出来……”虽然周作人、郁达夫对《徒然草》推崇有加，但都未能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日本古代随笔选》中收入的《徒然草》是全译本，含注释在内，约有15万字。王以铸的译文，使用浅近的文言，简洁典雅，而又易读易懂。2002年，李均洋先生的《徒然草》复译本连同鸭长明的随笔《方丈记》，以《方丈记·徒然草》的书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对于上述的《源氏物语》之外的古代散文文学，中国的日本文学界也有一些评介和研究文章，如林岚的系列论文《〈平家物语·敦盛之死〉的美学意识》（《日本学论坛》，2000年第3期）、《〈日本灵异记〉中骷髅诵经故事的源流及特色》（《日本学论坛》，2001年第1期）、《论〈落洼物语〉中的王朝贵族思想》（《外国问题研究》，1998年第4期）、《〈平家物语〉的唯美情趣》（《日本研究》，2005年第2期）等、刘春英的《日本平安朝日记文学的兴盛及其艺术成就》（《现代日本经济》，1990年第2期）、孙德高的《论〈枕草子〉中的“谐趣”》（《现代日本经济》，1991年第5期）、李树果的《吉田兼好的审美观》（《日语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5期）、陈冬生的《吉田兼好与〈徒然草〉》（《日语学习与研究》，1993年第4期）、赵小柏的《方丈记和徒然草中的无常观》（《东北亚论坛》，1997年第4期）、刘树声的《徒然草中的爱情草》（《文艺评论》，2000年第1期）、谢立群的《从〈徒然草〉看兼好的隐遁观》（《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年第6期）、赵晓柏的《“徒然”论考》（《外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3期）、杜冰的《中国的〈徒然草〉研究现状》（《名作欣赏》，2010年第3期）、杨芳的《〈源氏物语〉与〈蜻蛉日记〉之间关系探微》（《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