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民钦等的歌俳史研究及日本文学研究历程

专题史著作的出现，常常是某一学术领域得以形成的标志，也是学术研究体系化的表征，对于中国的和歌、俳句的研究而言也是如此。在中国，最早为日本的和歌、俳句写史的，是上海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彭恩华（1944—2004年）教授。

彭恩华的《日本俳句史》是由中国人编写、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系统的日本俳句史专著。为中国读者全面系统地了解俳句的历史发展演化的过程，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书。据彭恩华在该书序言中自述，该书原稿完成于1966年，字数约40万左右，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散失无遗，改革开放后重写。虽然篇幅只有16万字，但以时代为经，以俳人为点，对从古至今各时代俳人的佳作及俳论都有较为简要而又具体的评析，尤其是最后一章论述俳句在西方各国及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可以见出俳句的国际性。在日本，俳句史方面的著作很多，用中文撰写俳句史可以参考日本的同类著作，从资料上看照理说不算很难，但最困难的，是要将大量的俳句译成中文之后，方可称为中文版的俳句史。彭恩华的《日本俳句史》涉及到俳句原作上千首，因此，俳句史的写作最重要的其实在于俳句的翻译。彭恩华有其自己固定的翻译方法，就是将“五七五”格律的俳句，译成五言体两句或七言体两句，多数采用五言的句式。在用词上基本上与原作相当，一般不用额外添加原文中没有的词，同时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俳句的“五七五”的形式则被淹没了。作者用这种方法，译出了古今俳句名作一千首，并且以日汉对照的方式，作为附录附于书后。所以说，《日本俳句史》不仅是一部俳句历史书，同时也是一部有特色的俳句译作集。如松尾芭蕉的“草の叶をおつるよりとぶほたる哉”，彭译作“流萤翩翩舞，起落草叶中”；芭蕉的“送られつ送りつはては木曾の秋”，彭译作“君送我兮我送君，往来木曾秋气深”。宝井其角的俳句“虫の音の中咳き出すねぎめかな”，彭译作：“咳嗽梦惊醒，人在虫声中”等等，均能达意传神。

1986年，彭恩华又出版了《日本俳句史》的姊妹篇《日本和歌史》（学林出版社，1986年）。这也是由我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日本和歌史的著作。其写法与俳句史相同，仍使用以陈述史实、赏析作品为主、以介绍歌人为中心的写作方法。在1980年代，中国一般读者对和歌还很陌生的情况下，这样的书，这种写法是必要的，也是很有用的，也为中国的和歌研究及日本文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参考。全书依次论述“记纪”歌谣、《万叶集》、以《古今和歌集》为中心的平安朝和歌、以《新古今和歌集》为中心的镰仓朝和歌、南北朝和室町时代的和歌、江户时代的和歌、明治与大正时代的和歌、昭和时代的和歌，并附录《古今和歌佳作一千首》（日汉对照），其译文大多采用七言两句的古诗句式，整饬而又雅致。可以说，在以古诗句式翻译的和歌译作中，彭恩华的两句译案与杨烈的四句译案，代表了“古诗派”翻译的两种主要形态。

1996年，马兴国先生的《十七音的世界——日本俳句》的小册子（上、下两册，共14万字）作为“世界文化史知识丛书”之一，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印制相当粗陋，但作为知识性的读物，也不乏学术价值，内容颇为可取。全书分为“俳句的产生及发展”、“古典俳句与松尾芭蕉”、“近代俳句与正冈子规”、“当代日本俳坛”、“俳句规则”、“俳句与禅文化”、“俳句与中国”、“俳句与世界”共八章，对俳句做了纵向和横向的梳理、评介和分析，与上述彭恩华的歌俳史以歌人、俳人为单位的纵向评述的写法有所不同。特别是最后三章，不仅提供了许多新鲜的资料，而且也有颇得要领的分析。例如，“俳句与文化”一章，借鉴日本学者铃木大拙等人的看法，对禅宗东传及如何影响日本的自然观乃至人生观，对松尾芭蕉作品中的禅意禅境，特别是芭蕉的“寂”与禅宗思想的关系做了分析。但马兴国仍沿用此前彭恩华等的译法，将“寂”（さび）译为并理解为“闲寂”，显然是将这个词的内涵缩小了，也进一步限定了一般中文读者对“寂”作出的“闲寂”的理解。“俳句与中国”一章，对松尾芭蕉、与谢芜村、正冈子规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做了介绍和分析，对俳句在中国的译介及汉俳的诞生做了评述，都不乏参考价值。

此后不久，北京大学的王瑞林编著的《日本文化的皇冠宝珠——短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出版，全书共分“短歌的起源”、“短歌的历史”和“短歌赏析”三章，既有和歌起源与历史沿革的梳理，也有名家名作的原作、翻译及鉴赏分析，对一般读者而言，是一本内容系统、通俗易懂的和歌知识入门书。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歌俳史研究更上一层楼，而登楼者就是日本文学研究家、翻译家郑民钦（1946年生）。

2000年，郑民钦《日本俳句史》由京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内容系统翔实、资料丰富、富有学术性的日本俳句通史。日本的俳句史类的著作非常多，但很多的书流于堆砌材料和句作赏析，郑民钦的这部史充分吸收借鉴了日本同类著作，但是同时自觉突显中国学者的学术追求，写成了一部贯通古今、有史有识的俳句史。他在“后记”中说：“我写作的立足点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以自己的眼光审视历史，力图表现个性，即自我见解。要做到不落窠臼，有所创新，实非易事。在占有丰富翔实的材料和了解各家学说的基础上，披阅爬梳，去粗取精，吸收营养，自成机杼。当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在研究过程中的确觉得有自己的话要说，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体会。”统观全书，对这些，作者都完全做到了。写史除了掌握充分史料外，关键是要有“史识”，要有史家自己的文化立场、学术理念和独到的鉴别分析，这就要将史料与史论结合在一起，《日本俳句史》最大的特点是史论结合。作者无论是对俳句史的叙述，还是对俳人创作的分析，都在史料的使用中渗透着透辟的理论分析，从而形成了一种叙述张力，使读者在阅读中不但能体会到求知的快乐，而且能够享受到思维与思想的快感。一般受日本式思维影响过重的中国学者，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沾染传统日语特有的那种拖沓绵软的表述、缺乏理论思辨的写生式的表达，而郑民钦的书，却通篇充满着中国学者的阳刚文气，处处可见透彻的评论与辨析，这是十分可贵的。这样写出来的《日本俳句史》虽然篇幅不小（34万字），读之却不觉得疲沓，急欲读毕而后快。例如，在第四章介绍小林一茶的创作的时候，作者写道：“在近代俳句史上，一茶与芭蕉、芜村齐名，但三人的风格以及在历史上的作用各不相同。芭蕉为俳谐正风之祖，把俳句升华为真正的文学、走进艺术的殿堂。他的理论对后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芜村是中兴俳坛的第一人，对俳谐的复兴和天明时期的新风的树立做出光辉的业绩。而一茶处在俳谐相对衰退的时期，又离开江户，回到家乡定居，他的独具奇特魅力的句风未能被世人理解，没有得到社会上的承认，在俳坛几乎没有影响。……一茶属于‘生前寂寞生后荣’，在他死后，人们才认识到他的俳谐的真正价值。那种充满泥土气息的、极具个性的作品给芭蕉、芜村以后沉滞、衰竭的传统风雅观注入野性的血液……”全书几乎通篇都是这样的以史代论、夹叙夹议的写法。假如没有对日本俳句史各方面知识的熟稔于心与融会贯通，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www.xing528.com)

2004年，郑民钦在《日本俳句史》的基础上，将俳句与和歌熔为一炉，出版了《日本民族诗歌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全书68万字，这是一部厚重的著作，评述了一千多年的和歌和六百多年的俳句的发展历史，从和歌的萌芽时期的记纪歌谣写起，到《万叶集》时代、《古今集》时代、中世《新古今集》等，到连歌、连句、俳句、川柳、狂歌的产生和发展的轨迹，都做了系统的评述，特别是对近现代短歌、俳句用了占全书一半的篇幅加以评述，指出了和歌、俳句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生存发展及其困境。在写法上仍然采用《日本俳句史》那样的以史代论的方法，但由于将和歌、俳句作为一个日本民族诗歌的整体加以处理，在内容上更为条贯，更能强化历史的纵深感，对一些问题上的思考与表述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将和歌论、俳论纳入，并分专门章节加以评述，对各家理论观点做了分析阐释，从而将和歌、俳句史写成创作与理论相辅相成的历史。这更强化了该书的理论色彩和学术思想含量。因而，可以说该书不但是日本民族诗歌发展演进的历史，也是从诗歌角度切入的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审美思想和文学理论的历史。当然，一般而论，理论问题涉及越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相对也就越多，该书也不例外，例如，第五章“和歌理论”，以“余情”、“幽玄”、“有心”三个概念为中心，论述了中世纪和歌理论的概貌。但作者对三个概念是并列论述的，没有加以逻辑层次上的厘定和划分，若站在日本美学和文论的发展史上看，“幽玄”应该是中世和歌理论的最高概念，而“余情”、“有心”等，应该是“幽玄”的从属概念；第九章谈到松尾芭蕉的俳论的时候，将“风雅之诚”论作为芭蕉俳论的最根本审美概念，实际上，“风雅之诚”就是“俳谐之诚”，重心在“诚”字上，而这个“诚”作为文学真实论，早在芭蕉之前的古代文论中就被反复强调过了，这是日本文论的一般概念，与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中的真实论相比，也缺乏理论特色。对蕉门俳论而言，真实论即“风雅之诚”论似乎并不是芭蕉俳论的核心，更不是芭蕉俳谐美学的最高理想，这个最高的理想境界应该是“寂”，关于这一点，大西克礼等现代日本美学家已经做出了充分的论证。再如该书第九章第六节“松尾芭蕉的俳论——寂、余情、纤细”中，将“寂、余情、纤细”三个概念作为并列的概念加以论述，实际上，对蕉门俳论的内在理论体系加以细致考察就会看出，“余情”和“纤细”（或译为“细柔”）只是“寂”的次级概念，是“寂”的具体化表现。另外，第四章第四节“平淡美与极信体的理念”，在标题中出现了“极信体”这个令人困惑的词（抑或概念），而在该节正文中却没有使用这个词，更没有做任何解释，不知是出于印刷错误还是别的原因。不过，另一方面，任何一部好的学术著作都不是一劳永逸地向读者呈现真理，而是启发读者去思考真理、追求真理，《日本民族诗歌史》也是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它作为一部面向中国读者的专题文学史，填补了和歌俳句整体纵向研究的一个空白。可以说，这样高水平的著作，在日本同类著作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显示了当代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化与文学的钻研已经达到相当深入的程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参考价值。

郑民钦在理论上的追求，使得在和歌理论方面的研究进一步聚焦和系统化，于2008年出版了《和歌美学》（宁夏人民出版社“人文日本丛书”）一书，该书是在上述两部书的基础上提炼而成的。以和歌美学的重要范畴，以20万字的篇幅，分九章分别对“抒情”、“物哀”、“心·词·姿·实”、“余情”、“幽玄”、“有心”、“风雅”、“优艳”、“无常”这些范畴和概念做了分析。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和歌美学的著作，在日本，以“和歌美学”为题的著作似乎也没有，因而又填补了选题上的一个空白，是一个很有价值而又相当困难的选题。关于日本古代文论与美学，日本学者虽然做了大量研究，但或许是由于偏向情感思维而不善理论思辨的传统思维方式的集体无意识遗传的影响，除大西克礼等少数学者外，大部分日本学者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缺乏深度感和思辨力。因此，要对和歌美学的历史轨迹、特别横向的结构体系加以建构，可资参考的成熟的著作并不多，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和歌美学》的立足点在“和歌”，而不是“美学”本身，是从文学批评的、文艺美学的角度对历代和歌论与和歌的审美内涵所做的分析，作者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基于和歌作品的分析来印证相关的范畴和概念，而不是用美学思辨的方法，对概念和范畴的内在理论逻辑加以寻绎并加以美学体系化。《和歌美学》一书的特点和局限都在这里。作者第一次对和歌美学——它占据了日本传统美学的半壁江山——的基本范畴，结合和歌史和歌论史做了动态的梳理，为中国读者系统了解这些独特的审美范畴提供了知识与参考。但是，由于对这些概念进行相对孤立的分别论述，因而对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清理就受到削弱。同时，对属于和歌的独特的审美概念，和那些不仅属于和歌的一般的思想性、宗教性概念，也未能加以严格区分，例如，第一章“抒情”，将“抒情”这个一般词汇作为和歌概念来处理，就显得勉为其难，导致这一章的分析论述很一般化。再如，第九章“无常”所论述的“无常”，是来自佛教的日本人传统的世界观，当然也与审美观相联系，但无论如何不是和歌独有的概念。第八章的“优艳”，实际上在歌论中最经常地写为“艶”（えん），“艶”有时候训读（解释为）“优”（やさし），但“优艳”作为一概念的使用是很少的，倒是“妖艳”一词更常见。总之，《和歌美学》作为开拓性的著作，解决了一些问题，也留下一些问题，为进一步的研究思考提供了一个参照和起点。

注解：

[1]　赵乐甡：《万叶集·译序》，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2]　周作人：《一茶的诗》，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11号，19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