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芒、王晓平等的《万叶集》和歌俳研究：日本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中国和歌俳句的研究，一开始就与和歌俳句的汉译联系在一起。李芒先生是中国最早对歌俳翻译问题做出理论探索的学者，生前曾长期担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带头人与开拓者之一。他在日本文学研究上的贡献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和歌俳句，二是现代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1986年前发表的相关成果都收入了《投石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一书中。现在看来，李芒在歌俳方面的文章似乎更有学术价值。如上所述，他在1979—1982年间在《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上连续发表的数篇相关文章，曾引发了关于歌俳翻译问题的讨论，推动了歌俳在中国翻译传播乃至汉俳的产生，在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史上，是值得记忆的。

《投石集》中的相关文章的总体特点，是作者以日本文学的启蒙者的姿态，从鉴赏的角度出发，对日本文学之不同于中国文学的审美特质，做了具体的分析解说。他的基本理论根据，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二是来自日本文学评论家吉田精一、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特征论，再结合他自己的中日文学比较论，然后加以诠释和发挥。除了上面提到的1979—1982年间发表关于和歌汉译问题系列文章之外，还有若干文章，涉及歌俳研究问题。其中，《壮游佳句多——日本俳句访华佳作译评》（《日语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4期）是一篇将纪游、评论、研究熔为一炉的文章，将日本俳句作家访华时吟咏中国山水景物的作品，加以介绍和评析，在1980年代初期，起到了促使国人注意俳句、欣赏俳句的启蒙作用。《日本文学欣赏刍议》（《日语学习与研究》，1984年第3、4期）从和歌俳句、物语等日本独特的文学样式出发，对吉田精一等人提出的日本文学的特点做了概括，如“喜爱阴翳和朦胧，追求深幽的余韵和优美”、无逻辑的结构、局部描写的细腻与光彩等，做了进一步的论证。《日本古典诗歌的源头——记纪歌谣》（《日语学习与研究》，1986年第1期）是周作人之后我国研究记纪歌谣的最为翔实的一篇文章，对《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的古代歌谣做了系统介绍，又将其中的重要作品引出原文并译成中文，并从诗歌起源的角度，比较了中日两国偏重“言志”和偏重“抒情”、表现社会政治与疏离社会政治的两种不同的诗学传统。《从和歌到俳句》（《日语学习与研究》，1986年第5期）一文，介绍了从和歌、连歌，再到俳句的发展演化历程，并援引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歌俳作品，原文之后加上汉译，做具体的个案分析，是歌俳知识的启蒙性文章。《和歌·俳句·汉诗·汉译》（《日本研究》，1986年3、4期）是一篇总结性的长文，从中日诗歌比较的角度，将作者此前关于歌俳及其汉译问题的思考、特别是歌俳汉译形式多样化的主张，进一步加以发挥和强调。

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李芒的日本文学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第二本论文集《采玉集》（译林出版社，2000年）中。作者把《采玉集》中的四十篇文章分为五个栏目：依次为“中日比较文学”、“古代日本文学”、“日本近现代短歌、俳句和汉俳”、“日本现代文学”和“日本文学的翻译”，其中第一、三、五的栏目中的全部文章都属于歌俳研究的，占全部论文集的一大半，可见，李芒后期的日本文学研究的重心仍在和歌俳句。除了继续强调他在此前提出的一些观点主张外，这些文章还在两个方面有所拓展，一是中日诗歌的比较研究。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个栏目的几篇讲座稿中，作者对和歌、俳句与中国诗歌、芭蕉的俳句和杜甫的诗歌等做了比较的讨论，他表示不同意那种将芭蕉说成是日本的杜甫那样的比附方法，在该书“前言”中强调：比较研究“就是要分清中日两国文学的特点和相异与相同之处，为正确地理解和欣赏日本文学提供充分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资料和参考观点”，在实际研究中，比起“求同”来，李芒似乎更倾向于“求异”，即通过比较揭示日本歌俳的独特的民族特点。第二个方面的拓展就是通过赏析文章、序文等方式，对日本近现代和歌、俳句，如石川啄木、上头火、赤松穗子、加藤耕子、宇咲冬男等的俳句创作做了更多、更深入的评介和研究。更值得提到的是，李芒在《日本短歌的翻译及汉歌——1998年4月初在中日两国短歌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了“汉歌”的概念，并说：“关于汉歌的创作，起步比汉俳的创作较晚，更是处于摸索阶段。大体一致的做法，是在字数句式遵循日本短歌的格律，比较普遍地采取押韵的方法……在形式方面无疑受到了日本短歌的影响，在艺术上也必然继承中国诗词的方法。”并提出自己的一首汉歌：“西天一片霞／胭脂红似梦中花／采撷趁仙槎／瑶台今夕尝佳果／蓬莱明朝问酒家。”这样的“汉歌”看上去很像是中国传统的长短句，是中国古词中早就存在的。尽管作者对“汉歌”的内容与形式上的独特的审美价值没有展开论证，没有使“汉歌”特点突显出来，故后来和之者甚寡，但是提出“汉歌”的概念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总之，李芒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关注歌俳及其汉译问题，并发表文章最多、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对此后和歌、俳句的翻译与研究、对汉俳的创作与研究，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王晓平在《万叶集》及其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上也有突出成绩，他本人早年研究《诗经》，并学习日语，从而发现了《万叶集》和歌与《诗经》的关系并进入研究。1995年，他翻译了日本著名学者中西进的《水边的婚恋——万叶集与中国文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从中西进的《万叶集比较研究》、《万叶史的研究》、《万叶和大海彼岸》、《山上忆良》四部著作中，选取了十几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万叶集》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及《万叶集》反映的9世纪之前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关系。这本书大概是最早的一本中文版有关《万叶集》与中国文学关系的专门著作，对国内读者及研究者而言，有相当的启蒙价值和参考作用。这本书和两年后由石观海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辰巳正明著《万叶集与中国文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一道，成为中国读者窥视日本学界《万叶集》及其与中国关系之研究的窗口。十年后，王晓平和隽雪艳、赵怡合作翻译了另一个日本学者川本浩嗣的《日本诗歌的传统——五七五的诗学》（译林出版社，2004年），这是一部站在比较文学角度写成的论述日本歌俳及其特点（特别是体式和韵律上的特点）的著作。

除上述的翻译作品之外，王晓平在日本和歌及中日诗歌比较方面的代表性的著作，是与中西进合著的《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中华书局，1995年）。采用“对谈”的方式著书，在日文出版物中颇为常见，这种著书方式的好处是不必过于顾及全书的体系建构，话题转换较为灵活，风格较为平易近人，可强化学术著作的可读性。《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也具备了这类书的优点。尽管是对谈，但没有失之于散漫，全书的主题是相对集中的，就是以《万叶集》及9世纪前的日本诗歌为中心，对中日诗歌中的自然意象的描写，包括风花雨雪、日月山河、草木飞鸟等，都结合具体作品的赏析，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比较。在这本书中，中西进将自己此前的许多研究成果，转化为对谈的方式加以更为通俗易懂的表述，而王晓平则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对相关话题加以引导，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两人的对谈可谓探幽发微、珠联璧合，通过跨文化比较和相互发明式的对话，表明从《万叶集》时代起，日本和歌借用中国诗歌中的意象，特别是自然意象，包括想象性的意象，以便更好地抒情表意，这种现象已经很普遍了。作者不仅仅指出了这种现象，而且对这背后的文化背景、审美心理等都做了分析，在中日诗歌比较中，既见出两国文化的深刻联系，也反衬出两国诗歌各自不同的民族风格。

《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出版的前一年（1994年），梁继国的《万叶和歌新探——汉文虚词在万叶和歌中的受容及其训读意义》一书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运用比较语言方法对万叶和歌所作的独辟蹊径的研究。《万叶集》本来就是全部使用汉字作为标记符号（万叶假名）来书写日语的。其中，汉字绝大部分作为纯粹的符号来使用，但也有一小部分是直接引进的汉语词，形音义兼具，因此，研究汉字与万叶假名的复杂关系，是历代学者解读《万叶集》的关键环节和必由之路。《万叶集》成书不久，由于假名的发明使用及语言的变化，对日本人来说已经很难读懂了。在这种情况下，天历五年（951年），村上天皇授命五位学者（所谓“梨壶五人”）对其进行初步训点，直到镰仓时代的1269年才出现了对它进行全面校对注释的著作，即学僧仙觉的《万叶集注释》。此后一直到17世纪江户时代所谓“国学”思潮的兴起，五百年间几乎没有出现注释训读的有价值的成果。而在江户时代“国学家”契冲在《万叶代匠记》、贺茂真渊在《万叶考》等著作中，对《万叶集》进行训释，奠定了万叶和歌释义的基础。但是，那些江户国学家是站在弘扬日本国学、贬低中国文化的日本民族主义立场上进行《万叶集》训释的，他们千方百计淡化和漠视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因而有些观点和结论是不科学的。战后一批日本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科学的研究，基本解决了《万叶集》训释中的绝大部分问题。但是，梁继国认为，对万叶和歌的汉语虚词使用的研究，还非常薄弱。他指出，在虚词方面，汉语和日语都没有词尾变化现象，因此，汉语虚词较其他词类更容易被日语所吸收和使用，换言之，日语与汉语最具关联性的主要是虚词部分，因而，研究万叶和歌中的虚词的使用及其变化过程，是研究《万叶集》吸收中国语言文化的重要的线索。鉴于此，他在该书中对四十多个副词、二十多个助词、十多个助动词在万叶和歌中的使用做了考察，对其中的“同音多词”、“一词多训”、“呼应现象”等做了辨析，对汉语虚词在万叶和歌中被赋予的“新意”做了考辨，并提出了对有些汉语虚词重新释义的必要与可能。他强调，在万叶和歌中，有些汉语虚词不仅仅是作为表音符号来使用，而且也与古汉语中的意义、用法有深刻联系。在万叶和歌中，许多汉字虚词，如“太”、“胡”、“当”等。不仅仅用作表音，他在汉语中作为虚词的意义、用法常常被保留，具有表音兼表意的双重作用，而按照这个思路，可以对有关和歌作出更合理、更合逻辑的释义。尽管作者的观点在相对保守的日本《万叶集》研究界不一定轻易被接纳，但这种大胆立论、小心求证的学术态度，还有从语言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在中国学者万叶和歌研究中独树一帜。

自1990年代中期《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万叶和歌新探——汉文虚词在万叶和歌中的受容及其训读意义》问世之后的十几年间，用中文撰写并在中国国内出版的有分量的关于《万叶集》研究的著作很少见。2007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雨珍著《〈万叶集〉的世界》一书，分“前篇——《万叶集》中的主要歌人及其作品”和“后篇——《万叶集》与中国文化”两部分，是一部对《万叶集》的内容及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加以祖述的书，对于读者系统了解相关知识应该是有用的。但其中的许多段落与论述，与已有的研究成果大体相同，如后篇的第六章《〈万叶集〉与汉语》，从观点到材料（包括举的例子）许多是来自日本学者中西进在《智水仁山》等著作中的相关论述，可惜作者却未做注释和说明，该书还有极为严重的文字上的错误（如第179—180页）。此外还有张继文著《日本古典短歌与唐诗的隐喻认知研究》（日文版，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单篇论文中，有吕莉的论文《“炎”考：关于万叶集第48首歌的探讨》（《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西渡”考：关于万叶集第48首歌的探讨》（《日语学习与研究》，1996年第4期）等文章，都有自己的特定视角，着眼于微观的比较分析和出典研究，不避琐屑，以细致见长。(www.xing528.com)

在俳句及其中日比较方面，杭州大学的陆坚与日本学者关森胜夫合作撰写的《日本俳句与中国诗歌——关于松尾芭蕉文学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该书副标题文法上稍有不通）是1990年代值得注意的成果，是一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学者与日本的俳句专家合作研究的结晶。该书在形式上独具一格，全书选出芭蕉俳句一百多首，每首都作为相对独立的一节，先列出日文原作，在原文之下注明该句的季语为何，之后依次是“汉译”、“引评”和“备考”三部分。其中，汉译的方法一律使用俳句原有的“五七五”格律，有些译文相当成功，如第八首，芭蕉的原文是“花ううき世我酒白く食黑し”，汉译为：“世道忧心头，浊酒淡饭解我愁，赏花人如流。”又如第六十一首，原文：“初しぐれ猿も小蓑をほしげ也”，汉译为：“初冬时雨期，猿猴也要小蓑衣，朔气冷凄凄”，都十分传神，富有俳味。汉译之后是“引评”，对该首俳句的写作背景、含义加以解说，并提出主题、题材或意境上相关的中国古典诗歌，加以比较研究，或提出并分析芭蕉可能受到的中国诗歌影响，或做平行对比，并在比较中加以评论和鉴赏。最后是“备考”，补充一些“引评”中插不进去的内容，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知识与资料。在陆坚执笔的全书“前言”中，对芭蕉俳句及其与中国古典诗词在意境、炼字、通感等方面的相似与关联，也做了总体论述。总之，这是一部属于以细读、细品为特征、带有研究性质的赏析之作，具有工具书与专门著作的双重价值，同时，也没有同类著作中的咀嚼过细、嚼饭哺人的过度阐释，而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点到穴位，关乎痛痒，可谓恰到好处，对于从作品出发理解芭蕉俳句及其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联，颇具参考价值。

进入21世纪后，对和歌俳句的研究又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新作者和新成果。

首先，出现了相关的学术组成。2000年，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中日诗歌比较研究会”，会员达到六十多人，由刘德有任会长，并主编出版了《中日诗歌研究》第一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和《中日诗歌比较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3年），收入中日两国学者、作者的相关论文及作品多篇，是一个相当好的交流园地，很可惜这样的不定期出版的学刊此后似乎未得为继。

其次，中日诗歌比较研究的文章与著述陆续出现，平均一年约有两三篇，虽然不多，但也不绝如缕。其中，有的文章承续1980年代上半期关于和歌、俳句汉译的话题，继续进行探讨，如宿久高的《和歌的鉴赏与汉译》（《日语学习与研究》，2002年第1期）、佟君的《俳句汉译的形式美》（《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有的文章论述松尾芭蕉及俳谐与中国文化之关系，如郑宗荣的《论禅宗思想对日本俳句的影响》（《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吴波的《日本禅宗文化影响下的古典俳句诗探析》（《南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唐小宁的《松尾芭蕉俳句中的中国文化因素分析》（《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10期）、齐金玲的《松尾芭蕉俳谐作品中汉诗的点化》（《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12期）、郑腾川的《管窥芭蕉俳句之中国文化因子》（《集美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有的从“意象”表现为切入点做中日诗歌的比较，如刘海军的《从月意象看中日古典诗歌审美差异》（《福建论坛》，2006年第1期）、曹颖的《唐诗远播扶桑时：从意象“竹”分析唐诗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8期）、邹茜的《松尾芭蕉俳句中的三种花意象》（《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万芳的《日本古典和歌中“雪月花”的美意识研究》（《时代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3期）；有的从色彩的表现来研究俳句的审美特点，如钱国英的《论俳句中色彩语的审美效应》（《世界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等。

尹允镇、徐东日、禹尚烈、权宇四位教授合著的《日本古代诗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联》（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年），共30万字，从上古时代的《万叶集》开始谈起，到《古今和歌集》以及近世俳谐。论述了日本在上古、中古、中世、近世的日本诗歌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关系，涉及到“记纪歌谣”、《万叶集》、汉诗集《怀风藻》和“敕撰三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五山汉诗，连歌、俳谐、近代汉诗等日本诗歌的主要样式和重要作品。通过文献资料的引用和作品文本细读、分析，列举了日本诗歌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包含的中国要素，将传播研究与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结合起来，指出中国文学对于日本诗歌的深刻影响，包括主题、题材、意象、构思、修辞手法等方面对中国诗歌与中国文化的借鉴与吸收。撰写该书的四位教授都是朝鲜族出身，本身也精通朝鲜文学，这本书的特点也主要体现在把中日诗歌关系纳入中日韩东亚文化圈的视野中进行研究，指出了朝鲜半岛在中日诗歌文化交流中所起的津梁作用，并随时将三国诗歌进行比较分析，具有自觉的东亚区域文学的视野。书中涉及到的问题较为全面，具备了史的线索与构架，但显然还不是全面的中日诗歌关系史的研究。或许由于立意角度或材料的限制，有些重要问题未能纳入研究范围，如第四章第二节“近世和歌论与中国文学”，对于近世和歌论的重要理论家及其歌论著作，如贺茂真渊的《歌意考》、荷田春满的《国歌八论》、本居宣长的《石上私淑言》、香川景树的《〈新学〉异见》等歌论经典著作及对中国文学的反思与批判，或一语带过，或没有提及，这对“近世和歌论与中国文学”这一论题而言是一个缺憾；第三章第五节“连歌、小歌与中国文学”，没有对日本连歌与中国“联句”之间的关系做出分析；第四章第四节“近世俳谐与中国文学”也没有就中国的汉代以后的“俳谐诗”、“俳谐文”等与日本“俳谐”这一概念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做出应有的分析。但无论如何，该书作为一部严肃的、有深度的学术著作，是有一定的创新价值的。

2006年，西北大学外语系日文专业的高兵兵（1967年生）《雪·月·花——由古典诗歌看中日审美之异》（三秦出版社，2006年）是在日本获得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充实改写而成的15万字的小册子，是一个在内容上有一定关联性的多篇文章的结集。该书在冠于卷首的《汉诗与和歌之间——代序》中认为，以往对日本汉诗文的研究，过多强调的是中国六朝及唐代文学的影响，“这是基于日本人追踪溯源的立场，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同时又不免有其片面性。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看，日本创作的汉诗、汉文，与中国文学之间，只能说是形似。在本质上，日本汉诗反而与和歌更为神似，而且日本汉诗与和歌的许多的共同点都与中国文学相异”。基于这一认识，作者主要从求“异”的角度，展开中日诗歌的比较分析，强调中日文学的本质区别，这种立意显然是可取的。作者主要以“花”为中心，论述了日本文学对“白色”描写的偏好，又分析了中日诗歌中“残菊”、“莺花”意象表现的不同，还举例式地对中国诗歌与和歌进行平行比较，包括李清照与紫式部笔下的“梅花”、中日古典诗歌中的“以花插头”题材。该书在结构与言说方式上，深受日本主流学界的研究方法的影响，全书没有体系构架，选题细小，对文本的细微之处做了细致赏析，但作为学术论著，特别是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在“论”上较为乏力，其思想的含量、理论的展开、分析的深度都相对缺乏。作为全书核心结论的“日本人及日本文学‘偏好白色’”的问题，也是日本学界早就有的定论，例如，中国人较为熟悉的今道友新的《东洋美学》中就有论述。但即便如此，该书作为高雅的普及性学术读物来看，是可取的、有益的。

这方面的普及性读物还有数种。其中，郑民钦编著《和歌的魅力——日本名歌赏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以春夏秋冬四季为题，选取古典和歌200多首加以赏析；刘德润、孙青、孙士超编著《东瀛听潮——日本近现代史上的和歌与俳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选取60多人的短歌148首，50多位俳人的俳句157首，共305首加以赏析。刘德润编著《小仓百人一首——日本古典和歌赏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对日本传统上类似中国的《唐诗三百首》的著名选本《小仓百人一首》，有日语原文、日语现代语译文、重点词语解释、作者简介、鉴赏几个部分，对日语有基础的和歌爱好者是一本很好的入门读物。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科教师铁军、潘小多、王静、施雯合著《日本古典和歌审美新视点——以〈小仓百人一首〉为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按题材将《小仓百人一首》重新加以分类，其中包括爱情歌、咏月歌、山水情结、原野情结、春夏歌、秋歌、冬歌、动物昆虫歌、自然现象歌、花草木歌、作者、技巧十三类，并对同类作品加以整体赏析与研究，虽然分类标准并不统一，但对了解和歌的传统主题与题材是有助益的。早早（张春晓）的《东瀛悲歌：和歌中的菊与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采取“以诗证史”的方法，以名歌介入日本历史，分为“武家卷”、“战国卷”、“风月卷”、“怨灵卷”、“宫闱卷”、“风雅卷”，讲述历史事件，分析日本历史人物、呈现民族文化心理，将学术随笔与和歌赏析融为一体，在构思写法上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