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研究：《万叶集》与古典和歌的翻译

和歌是日本民族诗歌的主要样式，日本最古老的和歌总集是《万叶集》，在日本文学史上，《万叶集》的地位相当于《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万叶集》收集了自公元4世纪到8世纪约400年间的和歌4500余首，全书共20卷，其中大部分是8世纪奈良时代的作品。《万叶集》写作和成书时，日本自己的“假名”文字还没有诞生，故全部借用汉字标记日语的发音（后被称为“万叶假名”），同时直接使用汉字（即所谓“真名”）来表义，真名、假名混杂难辨，难以卒读。经日本历代学者研究考订，才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用日语文言文整理出来的本子。《万叶集》中的各种体式的和歌都是五七调，但与汉诗的五言或七言的对偶句不同，一首和歌的句数和字数都是奇数的。其中“五七五七七”五句三十一字音的短歌在《万叶集》占绝大多数，《万叶集》之后便成为和歌的唯一体式。

明代的李言恭、郝杰编纂的《日本考》中，有编纂者翻译的日本和歌（短歌）39首，或许是中国最早的和歌翻译，译文形式不一，最多的是五言四句，其次是四言四句。晚清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也有对日本和歌的介绍。第一六二首云：“弦弦掩抑奈人何，假字哀吟伊吕波。三十一声都怆绝，莫披万叶读和歌。”并注云：“国俗好为歌。上古口耳相传，后借汉字音书之。‘伊、吕、波’作，乃用假字。句长短无定，今通行五句三十一言之体，始素盏鸣尊《八云咏》。初五字，次七字，又五字，又七字，又七字，以三十一字为节。声哀以怨，使人辄唤奈何。《万叶集》，古和歌名作。有歌仙、歌圣之名。”这是对和歌最早的较为概括的介绍。第一五七首诗及诗注介绍了和歌在宴饮等场合的使用，还介绍了日本古代“歌垣”（赛歌会）的盛况。

到了现代，最早介绍和歌的是周作人。1921年，他发表《日本的诗歌》（《小说月报》，第12卷第5号）一文，介绍了日本和歌，并在与中国诗的比较中，对和歌的基本特点做了提示性的总结。他认为，和歌的特点是由日本语言的特点所决定的，“日本语很是质朴和谐，作成诗歌，每每优美有余，而刚健不足，篇幅长了，便不免有单调的地方，所以自然以短为贵”。“诗形既短，内容不能不简略，但思想也就不得不含蓄。”他认为和歌与中国的诗比较起来，是“异多而同少”，这是由和歌的特殊形式所决定的，和歌短小，擅长抒情而不擅长叙事，也不能像汉诗那样使用典故。所以他认为和歌很难译成中文。周作人之后，谢六逸在1925年6月《文学周报》上发表了《关于〈万叶集〉》的介绍性文章。

对于中国的和歌研究而言，和歌特别是《万叶集》的翻译，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万叶集》翻译一方面是中国学者、读者阅读理解的津梁，另一方面，对翻译者而言，翻译本身需要对原作有透彻的理解、准确的语言转换，需要对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注释、出典等加以鉴别和吸收。因此，汉译本身就是一种研究，而且是一种充满困难和挑战的研究。

最早翻译《万叶集》的是钱稻孙（1887—1966年），他早在1940年代便在《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刊》上发表了选译，题为《万叶集抄译》。1958年8月，他在《译文》（今《世界文学》的前身）杂志发表了《〈万叶集〉介绍》一文；1959年，钱稻孙选译的《万叶集》300余首曾由日本学术振兴会在日本东京出版。1960年代，他又在此基础上增译了379首，准备在国内出版，但由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出版已无可能。直到1992年，钱稻孙译的《万叶集精选》才由文洁若翻译整理，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正式出版发行。201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在中国文联版的基础上，将1949年前发表在有关报刊上的译文加以汇集整理并编入，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钱稻孙的《万叶集精选》的特点是：第一，对同一首和歌提供了至少三种译文。一种译文采用中国《诗经》及楚辞的用词和格律形式，一种采取唐宋诗词的用词和句式，一种则采用现代白话文译文。《万叶集精选》的编者文洁若在编辑时将钱稻孙的三种不同格式的译文一一列出，可使读者在比较中品味鉴赏，不同的译文可带来不同的审美感受，避免了一种译文所带来的理解上的局限性，对于读者全面地理解原作，提供了多种视角和参照。钱译《万叶集精选》的第二个特点，就是除了原注以外，在译文前后、译文中间夹带了不少解说和注释的文字，对原歌中所涉及的知识背景、地名人名物称，以及用词用典等，均做了简明扼要的说明。因此，该译本同时也是一个译者自己的评注本，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王晓平先生在《钱译万叶论》（《日本研究集刊》，1996年第2期）一文中评论说：“总的来说，钱氏在尽量调动中国诗歌表现手法的同时，也注意到‘力存其貌’、‘力存其奇’。既要‘存其貌’、‘存其奇’，又要做到如同歌人在用汉语作诗，译者便不能不为之呕心沥血。”又说：“钱译可称为《万叶集》的‘学问译’。应该说，钱译万叶很适合一部分读过较多古书而又希望了解日本古代文学的人的口味，因为钱氏始终在拟古与‘力存其貌’、‘力存其奇’之间寻求平衡。”可谓切中肯綮之论。

《万叶集》的第一个全译本的译者是杨烈（1912—2001年）。早在1960年代杨烈就译完了《万叶集》。这是20世纪我国《万叶集》的仅有的一个全译本。但也由于国内社会动乱等原因，该译本一直到了1984年，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作为“诗苑译林”之一种出版。关于为什么需要《万叶集》的全译本，杨烈在译序中说：“中国至今没有全译的《万叶集》。虽然有人和我自己都曾发表过少许，但在全书四千五百首中，所占比例太小，不足以窥全豹。所以仅从文献的立场看，也应该有此书的全译本问世。”杨烈的《万叶集》译本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是全译本，填补了我国日本文学翻译中的一大空白。《万叶集》中有许多歌，意义暧昧难解，翻译更难，全译本无法跳过。全部译出，难能可贵。杨译本除了译文本身的欣赏价值之外，还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曾帮助杨烈校对译文的施小炜在《〈万叶集〉〈古今集〉以杨译浅论》（《日本文学散论》，第21页）中说：面对诗歌翻译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和难题，“杨先生作了一次用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翻译外国诗歌的成功尝试：杨先生将长歌和旋头歌等全部用五古和七古的形式译出，而短歌则全部译成格律严谨的五绝，既传神达意，又形式完美，而且符合我国读者的欣赏习惯，兼得形似与神似之妙”。的确，严格按中国的五言律诗的韵律和体式来译，译文风格统一。用整齐的汉诗体来翻译“五七调”的和歌，实在很不容易，这其中不但是意义的传达翻译，也势必是原作的意义的增值和阐释，译者为此付出的心血、智慧和创造性劳动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全部以汉诗的体式来翻译和歌，原作的形式便不可兼顾了。例如，以短歌而论，短歌的“五七五七七”五句共三十一音节大约只相当于十个左右的汉字所承载的信息，以五绝的形式翻译三十一个音节的短歌，往往势必会增加原作中没有的词和意义，这在形式上不可谓“忠实”的翻译，但确实符合中国一般读者的欣赏趣味。

还应该提到的是杨烈对《古今和歌集》的翻译。《古今和歌集》，又简称《古今集》，是继《万叶集》后，在10世纪初年出现的第二部和歌集。同时又是第一部由天皇下诏编辑成书的所谓“敕撰和歌集”，也是第一部由刚创制不久的“假名”文字写成的和歌集。《古今集》仿《万叶集》的体制，也分为二十卷，收录了《万叶集》未收的和歌与新作和歌1110首，除个别例外，全部是“短歌”，篇幅约有《万叶集》的四分之一。《古今集》的风格与《万叶集》的雄浑、质朴颇有不同，其风格特点被称为“古今调”，题材狭窄，专写四季变迁、风花雪月、人情与爱情，风格纤细婉曲，精镂细刻，讲究技巧与形式。《古今集》代表了和歌的成熟状态，对后来出现的和歌集的影响也超过了《万叶集》。杨烈的《古今集》的翻译，也是在六十年代完成的，但直到1983年，才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杨烈在《译者序》中说：“我在六十年代先后译完《古今和歌集》和《万叶集》。六十年代对我来说是寂寞的年代，住在斗室之中以翻译吟咏为事，每每译出得意的几首，便在室内徘徊顾盼，自觉一世之雄，所有寂寞悲哀之感一扫而光。”杨烈的《古今集》译文，绝大多数仍使用五言古诗的句式，大部译得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如译著名女歌人小野小町的歌：“念久终沉睡，所思入梦频，早知原是梦，不作醒来人”；“莫道秋长夜，夜长空有名，相逢难尽语，转瞬又黎明”等等，都很有韵味。

在已有的翻译的《万叶集》及古典和歌翻译的基础上，到了1979年改革开放后，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界就《万叶集》及和歌的汉译理论与方法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引发这场讨论的是李芒（1920—2000年）在《日语学习与研究》1979年创刊号上发表的题为《和歌汉译问题小议》的文章，认为以往的和歌翻译有两种主要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是钱稻孙的翻译，钱的翻译在正确理解原意、遣词造句等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大部分译文使用《诗经》的笔法，文字过于古奥、难懂，不利于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万叶集》，因此其译法是不可取的；第二种情形是主张一律用五言或七言四句的形式（杨烈译文），这种译法使译文具备中国古诗的形式，如果在实践上做得好还是可取的。但是，以短歌而论，句法和内容多种多样，应采取相应的译法，而不宜在形式上强求一律，宜从原歌出发，使用七言（一般多用于翻译长歌）、五言、四言和长短句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该文发表后，李芒又在《日语学习与研究》1980年第1期上发表《和歌汉译问题再议》，通过进一步举出自己和他人的译例，将前文的观点加以展开，认为和歌汉译最重要的要做到“信”，同时也要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李文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罗兴典在《日语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1期上发表了《和歌汉译要有独特的形式美——兼与李芒同志商榷》一文，认为李芒译的短歌，在译文形式上多种多样，但“作为一首首不定型的和歌，似乎还缺少他独具的特色——形式美”，因此他提出：“除了李芒同志采用的那些和歌汉译句式以外，能否还采用一种和歌固有的句式——‘五七五七七’句式。”他认为，虽然这样译，要在译文中增加原文中没有的字词，但“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不损害原诗形象的前提下，汉译时可以适当增词，灵活地变通。这在翻译理论上也是容许的”。对此，李芒在发表《和歌汉译问题三议》（《日语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4期）中，认为“不能片面地绝对地界定诗歌的形式问题”，多种多样的译法也有“另一种形式美——参差美”，同时认为罗兴典提出的按和歌原有句式来翻译，也可以作为“多种多样”的译法的一种。王晓平又在同刊1981年第2期上，发表《风格美、形式美、音乐美——向和歌翻译工作者提一点建议》，认为和歌翻译中这三“美”都必须兼顾，不可单纯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沈策在同刊1981年第7期上，发表《也谈和歌汉译问题》，指出：《万叶集》“这部歌集基本上是用当时的口语写成的。……实际上那些和歌在当时的读者中，听起来是很容易明白和欣赏的”，他提出也可以用汉语口语来翻译和歌，并举出了自己的一些译案。接着，孙久富发表《关于〈万叶集〉汉译的语言问题的探讨》，对沈策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万叶集》所使用的是日本上代古语，它同现代日语差别很大，将《万叶集》译成现代日语，对传达原作风格尚且有很大局限，而以现代汉语翻译《万叶集》，局限性就更大。他最后说：“我认为采用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翻译这部歌集更为有利。”接着，孙久富又发表《关于〈万叶集〉古语译法的探讨》，进一步举例探讨了用古汉语翻译《万叶集》的可行性问题。丘仕俊在《日语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3期上，发表《和歌的格调与汉译问题》，提出为保持其格调，和歌直译成“三五三五五”的格式。总之，关于和歌汉译问题的讨论，历时四年多，而且若干年后余音不绝，是中国的日本文学译介史上少有的就日本文学某一体裁的翻译所进行的专门的讨论和争鸣。这次讨论，吸引了读者对日本文学翻译问题的注意，对和歌的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增进了人们对和歌与《万叶集》的阅读与研究的兴趣。

李芒翻译的《万叶集选》，是改革开放后译出的第一种《万叶集》的选译本。这个译本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1998年10月正式出版。《万叶集选》选译和歌734首。李芒在《译本序》中说：“我们过去的译文，有的偏重于古奥，有的较为平易。但有人照搬原作的音数句式，由于中日文结构迥异，这样译成中文必然比原文长出不少，就难免产生画蛇添足的现象。然而，总的来说，大家都为我国的《万叶集》欣赏和研究做出了贡献。本书译者参考了上述种种译作，采取在表达内容上求准确、在用词上求平易、基本上运用古调今文的方法，以便于大学文科毕业，喜爱诗歌又有些这方面常识的青年知识分子，个别词查查字典就能读懂。”李芒的译文是他和歌汉译理论主张的实践，即译文不拘泥于某一种格式，根据情况灵活变化。他在《万叶集选》中的绝大多数译文使用的是五言律诗的形式，少量译文五言、七言并用，或夹以长短句。李译本较为晚出，有条件借鉴前译，加之所选和歌均为《万叶集》中之珍品，也为现代日本读者所广泛传颂。译文锤炼精当，既有古诗之风，又晓畅易懂，具有较强的欣赏价值。(www.xing528.com)

赵乐甡《万叶集》译本是继杨烈译本后的第二个全译本。1980年代开始翻译，到2000年全部完成，2002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历时二十多年。赵乐甡在“译序”中谈到了此前的《万叶集》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古奥。以为古歌要用古语，因此译得比《诗经》还难懂。当时日本人的语文也不见得那么古。

二是添加。“戏不够，神来凑”似的，字数不够硬要凑，便添加一些原歌没有（不可能有）的词，甚至改变了歌的主旨或意趣。

三是打扮。本来是些朴实无华的作品，却有意尽量选用一些华丽的辞藻，浓施粉黛，打扮得花枝招展，似乎这才是“诗”。

四是改装。不论原作的表现特点如何，一律纳入起承转合的四句里，倒也像“诗”，只是不是那首“歌”。[1]

上述问题，在钱译本、杨译本中的确是存在的。总起来说就是重视中国读者的阅读感觉，而使和歌“归化”于中国的汉诗，而不太尊重原作独特的形式，赵译本是对此前译本的一种反驳，强调尊重和歌（主要是短歌）的形式，打破过去的五言、七言律诗的译法，采用日本近代以来流行分三行分写的短歌体式，每句字数不等，使用现代汉语而不是古文，以直译为主，尽量不添加原作中没有的意义和词语。相对于钱译和杨译的“归化”和“仿古”的翻译，赵译则是一种以“存貌”为主要原则的“异化”翻译，文字上文白夹杂，有时长短句参差交错，有时句式整齐划一，不避俚语俗语，也有古语雅词，还照顾了中国读者的感觉，就是在句末使用了汉诗才有的韵脚。这样的翻译，就许多中国读者而言，在欣赏性上可能不如归化的“翻译”，例如，“苦恋阿妹／古昔，有人亦如我耶／辗转不能眠／”（第497首）；“我家院中，／花橘零落结珠实，／可串绳”（第1489首）；“坐立等，不耐烦；／来此幸逢君，／胡枝子，插发端”（第4253首）。实际上是一种“述意”（转述大意）式的翻译，这一点上有似于当年周作人在小林一茶俳句翻译时所采用的方法。但俳句以古拙、幼稚为美，和歌则以古雅为尚，这种带着“拙”味的“述意”式的翻译是否适合和歌美的呈现，不能不说还是一个问题。不过，另一方面，考虑到当今中国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对日本和歌的了解比此前增多，对日本文学样式的理解和接受度也比从前大有提高，赵译的这种“异化”的翻译在“归化”的翻译之外，更有出现和存在的价值。特别是对于《万叶集》的研究而言，以前不通，或粗通日文的研究者大多以杨译本作参照，但由于杨译本常常增加原作中没有的字词，例如，谈到日本的色彩感，有的论者直接以杨译本为根据，找出其中的红绿黄白之类的词，实际上原文未必存在，有时是靠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赵译本更尊重原文，力求对原作的信息不增不减，对于中国的《万叶集》研究者、中日诗歌比较研究者，更有可靠的文献意义和参考价值。

赵乐甡全译本出版（2008年）几年后，金伟、吴彦夫妇的合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日本文学丛书”出版，这是第三种汉语全译本，一律采用现代汉语翻译，形式不拘一格。译者在“译序”中说：“本书在翻译期间，参考了各种《万叶集》相关的注释书、校本、索引、辞书、年表、定期刊物、学会杂志以及各种中日古辞书，在此不一一列举，谨表感谢。”但不知为何，唯独不提对已有的多种汉译本是否有所参考。从翻译学上的“复译”的角度来看，如果复译者不知道之前有汉译本存在，则属无知，是译者和研究者的大忌；如果故意无视已有的译本的存在，不参考已有的诸种译本，要扬长避短、超越以前的译本、发挥出自己的特色，是不可想象的，甚至连复译的必要性、合理性都成了疑问。比较地看，这个译本的特点是所有的篇目都用现代汉语来译，而且不使用韵脚，从语体的口语化上看要比赵译本来得更彻底；短歌有时写为三行，有时写为四行或五行，从形式上看也比赵译本来得更为自由。总之，该译本比此前的译本更为通俗易读。值得提到的是，在此之前，金伟、吴彦还根据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古代歌谣集》翻译出版了《日本古代歌谣集》（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使用现代汉语，对散见于《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等文献中的古代歌谣做了系统翻译，对研究日本和歌及日本古典民俗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