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元明《日本文学史》揭示1980年代的日本文学

谢六逸之后，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几年间，由于历史的和学术上的原因，日本文学史的著述与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两国的交流逐渐增多了，通过文学来了解日本的精神文化史也成为许多读者的需要，同时更是研究日本的必要途径。但当时，尚无人能够写出《日本文学史》，于是只能先翻译日本学者的著作。1976年，正值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日本著名文学史家吉田精一（1908—1985年）的《现代日本文学史》，译者署名“齐干”，显然是一个集体笔名。卷首《译者的话》开篇写道：

这本《现代日本文学史》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从明治维新开始到最近为止，这一百年来日本文学的发展过程。在以资产阶级观点写成的日本文学史中，这是比较简明扼要的一本。我们把它翻译出来，供我国文学工作者了解日本文学思想流派和进行批判之用。[4]

“供批判之用”云云是“文革”时代的套话，否则外国的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的出版就没有合法理由了。出版者和译者的这个选题非常精当，因为吉田精一的书在众多日本文学史类的著述中，是一部篇幅虽小（合中文16万字）但知识含量和信息含量很高、理论深度很大、审美分析颇为到位的著作，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出类拔萃的。

两年后，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日本文学史家西乡信纲等人合著的《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的传统与创造》（1978年）。译者署名“佩珊”，是北京大学东语系日本语言文学专业刘振瀛等译者的笔名（据说刘振瀛自己执笔翻译了古代和中世纪两部分）。西乡信纲的这本《日本文学史》出版于1951年，在日本为数众多的文学史书中，并不是知名度最高的，而当时之所以选择它来翻译，恐怕主要是因为该书博采众家之长，结构凝练，资料丰富而又要言不烦，特别是作者所采用的方法是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学、阶级关系的视角着眼，注重从日本历史上的阶级关系的变化来寻找文学史线索，把不同时代的文学看作是某一阶级兴衰的表现和标志。尽管西乡信纲可能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用这样的观点写成的文学史，对于当时的译者、出版者和读者来说，都是较为容易接受的。事实上，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在谢六逸的《日本文学史》绝版被尘封的情况下，中国一般读者对日本文学的系统了解，主要是靠西乡信纲和上述吉田精一的这两本书，影响不可低估。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学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有关大学的日文专业也开始招生，当时的日文系与近来不同，一般统称“日本语言文学系”，文学在学科教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吉林大学日文系王长新（1914—1994年）用日文写成的《日本文学史》，作为教材使用。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写成的第一部日本文学史，也是日语专业最早公开出版的文学史教材，从内容上看，属于一部编著，侧重文学史知识的客观介绍。北京大学刘振瀛（1915—1987年）陆续在《日语学习》杂志1883年第2期至1989年第5期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日本古代文学的短文，包括《〈古事记〉中的海幸山幸故事与大国主神故事》、《〈万叶集〉“东歌”的浓郁的生活情趣》、《情思至甚的〈伊势物语〉》、《〈源氏物语〉中抒写的离愁别恨》、《〈今昔物语〉中的偶像破坏》、《〈平家物语〉中武士的鲜明形象》、《优美典雅的诗剧“谣曲”》、《“好色精神”与〈好色五人女〉》、《近松的“殉情剧”〈曾根崎情死〉》、《松尾芭蕉的俳句与纪行文》、《〈蛇性之淫〉与我国白娘子故事》，共11篇，对奈良时代到江户时代文学近千年间的若干名著做了介绍评析，每篇文章都从特定角度切入，每一篇都不是泛泛而论，而是取一独特角度，言简意赅，多有自己的见解。

刘振瀛先生去世后，这些文章后来收进了《日本文学史话》（商务印书馆，1990年）一书；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振瀛著《日本文学论集》，该书收录的文章18篇，其中一半是一般论文，另一半是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的有关日本文学译作所写的译本序言，反映了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作者对日本文学的思考研究，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及批判现实主义的价值观评论作品这一点上，较为鲜明地反映出那个时期中国学界对日本文学评介与研究的状况，因而颇有代表性。

1983年，在东北师范大学日本文学研究室和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合作下，《日本文学》杂志创刊，成为我国第一份日本文学译介与研究的专业期刊。该刊的主要促成者、东北师范大学吕元明教授在1983年第3期上，开始连载《文学史讲座》，一直到1985年，连载到江户文学部分。在此基础上，吕著《日本文学史》1987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继1929年谢六逸的《日本文学史》之后，第一部用汉文撰写出版的、有中国学者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的日本文学通史。谢著与吕著之间，相隔差不多半个世纪，造成文学研究这种漫长断裂期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www.xing528.com)

吕著《日本文学史》是在中日关系的黄金时期出现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两国各方面的交流迅速增多。改革开放后，日本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对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和帮助，对推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两国国民的好感度都达到现在看来最好的状态。这种情况也推动了日本文学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多种日本古今小说在中国翻译出版，而且大都畅销，印数达到了数万册，甚至十几万册的书并不少见，日本不少的电影如《望乡》、《追捕》，电视连续剧《浮华世家》、《血疑》等，都在中国读者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可以说是轰动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地了解日本文学的历史，就是许多读者自然而然的期望了。吕著《日本文学史》的出版，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这一要求。在当时的一般读者所能找到的同类书中，除了上述的1970年代末期出版的两本译著外，最容易入手的，无疑就是这本吕著《日本文学史》了。

吕著《日本文学史》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体现在结构上，全书分为“总论”；第一章“大和、奈良时期的文学”；第二章“平安王朝时期的文学”；第三章“镰仓、室町时期的文学”；第四章“江户时期的文学”；第五章“近代文学”；第六章“现代文学”；第七章“日本古典文艺论”；第八章“阿伊奴、琉球文学”。在文学史时代的划分上，作者使用了日本文学史最通行的时代划分法。而在每个时代的第一节中，大体论述了时代文学和文学发展的概貌，接下来的各节是重要的作家作品的评述。这种结构其重点不在文学史的发展演变的叙述，换言之重点不在文学的历史本身，而是在文学史的框架结构中，评述作家、分析作品。因此可以看出这是一本以作家作品评介为主的文学史，这与该书的日本文学启蒙的性质是相适应的。

在文学史方法论上，吕著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作者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以及“进步、落后”的价值判断，例如在“前言”中指出：“在文学领域，阶级性是通过作家、作品来表达的”；在“总论”中又指出：“一部文学史就是日本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再现”；“衡量文学史，是看它反映时代生活的深度如何。在阶级的社会中，文学表现着各个阶级的利益，也充满着各个阶级的思想和感情，但不论怎样，只有那些具有进步思想和倾向的作家和作品，才能成为民族文学的精华，才能在文学史上存在下来”；又说：“凡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必须具备下述三个条件：第一，必须能深刻地反映它经历的那个时代的最本质的方面；第二，它必须能深刻地表达那个时代进步阶级的思想和感情；第三，它必须具有广泛的概括性，以史实般的画面从广阔的天地反映那个社会的现实。”（第105页）云云。这既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套话，也是作者的文学观。作者在评述作家作品的时候，是贯彻了这种文学史观念的，例如，在谈到《源氏物语》的时候，认为“爱的物语虽然多于政治，但政治事件、历史、人物确是小说的骨架，也可以说小说是把宫廷的爱情物语与皇权物语融为一体，并且从具有传奇志怪的小说，走向现实主义”。今天看来，显然是要为了证明《源氏物语》必须符合上述的理论所要求的条件，而实际上把政治社会因素强调到这种程度，却与作品实际并不符合，更不用说把“现实主义”这个标签贴在《源氏物语》上，就更为迂远、方凿圆枘了。联系到1985年中国文艺理论界对文学批评方法论进行了大讨论，反思了阶级分析的社会学方法的局限，而采用多种方法和角度解读作品，吕著《日本文学史》在这个方面，显然与1980年代整个文艺理论界的活跃状况是有距离的。把吕著与1929年的谢六逸的《日本文学史》相比较，谢著从日本文化的特点出发，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方法论的运用，对作品的理解评论却更准确，而将日本古代作品强行纳入正统文艺理论的轨道所得出的结论，恰能形成一种对比。但是，这不是吕著特有的问题，而是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可以说，在理论水平和思想探索上，与中国的欧美文学研究界比较而言，日本文学研究界总体上是滞后和乏力的。

尽管存在着方法论单一的问题，吕著《日本文学史》还是一部体现着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国日本文学史研究水平的标杆之作，代表了当时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学史加以梳理、把握并转换为汉语表述的最高水平。这部书在内容上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所涉及到的作家作品和知识点很多，几乎触及了日本文学史上绝大部分的作家作品、事件和现象，知识信息的密度和含量相当高，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本日本文学史的工具书和导读辞典类的书来读。作为一部约30万字的中型文学史，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例如，在第三章中，作者专列“拟古物语与历史说话物语”一节，讲到了模仿《源氏物语》的拟古物语和《松浦宫物语》、《石清水物语》、《苔衣》等作品，这是一般文学史（包括日本人写的文学史）所忽略的。在最后专设一章（第八章）讲阿伊奴文学和琉球文学，这部分文学与日本本土正统文学有所不同，所以被许多文学史著作所忽略。

另一方面，作者对日本文学独特的审美理念也高度重视，因而特设了第七章《日本古典文艺论》，讲述了日本文学史上的十个重要的审美概念（吕著称为“文艺论”），包括“真言”（诚）、“可笑”（“おかし”）、“哀怜”（あわれ）、“物哀怜”（もののあわれ）、“艳”、“余情”、“幽玄”、“有心”、“寂”（さび）、“意气”（いき）。这也是一般文学史所忽略的。照理说，这些审美概念的分析在相关时代的相关作品的评述中加以运用和体现，那是最为理想的。设立专章将这些概念做了简明的解说，虽然与全书不无游离之感，但却一定程度地弥补了正文中一味采用社会学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而缺乏审美分析的缺憾。尤其是对江户时代核心的审美概念“意气”所做的说明，是非常可贵和准确的。作者认为，“意气”是核心概念，“和‘意气’相联系的尚有‘粹’、‘通’和‘穿凿’[5]等艺术论”，这就明确把“意气”作为一级概念，而把“粹”、“通”作为二级概念。这是很值得赞赏的正确表述和正确理解。因为直到二十几年后的2010年代，一些中文的相关著作仍然对“意气”存在误解，将“意气”（いき）翻译为“粹”，颠倒了“意气”与“粹”的从属关系（详见本书第十章）。吕元明先生很早就对这个问题有了正确表述，是非常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