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理路与方法

综上，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已经有了上百年的悠久历史，形成了四代知识群体，大体上经历由浅入深、由文学评论到文学研究、由追求功用或实用价值，到追求非实用的纯学术价值乃至审美价值的发展演变历程。学术资源丰富、研究成果丰厚，研究人员的数量、成果的受众群体已有相当规模，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格局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现在要写出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史，条件已经成熟。

此前，对日本文学研究及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加以系统的评述的著作，已有几部相关著作出版。第一部是王向远著《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再版改题为《日本文学汉译史》），虽然该书涉及日本文学研究的许多内容，但因其研究的角度和重心是“翻译文学”，翻译史与研究史往往密不可分，但翻译史与研究史也有区别，在翻译史的框架内，对日本文学研究的评述难以深入展开。第二部著作是王向远著《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该书有一半篇幅涉及到日本文学研究的内容，但其研究的框架与平台是“东方文学”，侧重区域史的整体性，而且时间截止到20世纪末。王向远著《中国比较文学二十年》、《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史丛书·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等书，对作为日本文学研究史之组成部分的中日比较文学有专章评述。谭晶华主编的《日本文学研究：历史足迹与学术现状——日本文学研究会三十周年纪念文集》（译林出版社，2010年），以日本文学研究会三十年的活动历程为中心，收录了47篇文章。其中，谭晶华的《回眸与见证——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吕元明的《日本文学研究会建立时日的回想》、刘春英的《〈日本文学〉杂志创刊始末》以及文洁若、陈喜儒、李长声的回忆、总结性文章，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此外，还有王升远的《周作人与北京大学日本文学学科之建立——教育史与学术史的视角》（《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7期），张龙妹、王成、王志松、王升远等撰写的评论日本作家（包括紫式部、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厨川白村等）在中国翻译与研究状况的单篇文章，以及对某年度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加以概述的文章。但是，迄今为止，以“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作为时间范围，乃至上溯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半个多世纪，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学术史进行系统、深入的评述与总结的著作，还是一个空白。

学术史的写法和其他历史著作的写法根本上相通，都要求科学合理的架构，丰富充实的史料、敏锐深刻的史识，客观公正的立场，包容百家的心胸；写史又不同于文献目录的编纂，在既定的框架结构与叙述流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对所有文献都全面罗列和提及，而必须有取有舍、有详有略。除此之外，具体的学术史也有具体的情况和具体的要求。我曾在《中国比较文学二十年》一书“前言”及《我如何写作〈中国比较文学二十年〉》（《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中，曾提出写学术史要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是正确看待学术成果与学术活动、学术性身份之间的关系。学术活动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一切学术活动的根本目的应该是服务于学术研究，是为了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评价一个学者必须坚持“学术成果本位”的原则，以他的学术成果为主要依据。第二是正确认识学术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评价一个人的学术贡献和地位，既有软性的标准，也有一个硬性的标准。硬性标准就是他的学术成果的数量。数量多未必质量好，但很高的学术水平往往要从大量的学术成果中体现出来，从根本上说，没有数量，质量无从谈起。从学术史上看，几乎所有学术大家，都是著作等身的。对人文学科而言，若学术成果数量太少，就无法形成系统的学术思想，无法体现出一个学者学术研究上的体系性、广度和深度。第三是处理好学术成果的两种基本形式——论著与论文的关系。人文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以论文为首要的成果形式，人文科学却要著书立说。论文常常是研究的阶段性表现，单篇论文中的观点和材料，最终会体现在专著中。比起单篇论文来，专著（包括专题论文集）更能集中地体现其研究的实绩与水平，因而以专著为主要依据来评述其学术成绩，是可行的、可靠的。以上三点看法是十多年前提出的，但至今仍没有改变。

上述的三种关系的处理是人文学术史都要共同面对的。除此以外，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史的撰写还要处理好“翻译史”与“研究史”的关系、区分“评论”与“研究”两种形态的关系、辨析“借鉴”与“创新”的不同，是日本文学研究史撰写的关键环节。

首先是“日本文学翻译”与“日本文学研究”的关系。

没有翻译，就不能将外国文学置于中国语言文化的平台和语境中加以观照。就外国文学研究而言，翻译是研究的基础。说翻译是研究的基础，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是根据译本而不是根据原作来研究的。之所以根据译本来研究，是因为历史和语言上的原因，原作的阅读已经变得很困难。例如，日本的《源氏物语》，连日本的许多研究者都是通过现代语译本阅读和研究的，只有在涉及语言学问题时，有些研究者才拿原作来对照。同样的，中国的《源氏物语》研究者，大多是通过中译本来研究的，到涉及原文语言问题的时候便参考原文。这种情况不只是存在于日本古典文学研究中，也广泛存在于日本当代文学研究中。例如，已出版的有关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村上春树的博士论文，引用原作时几乎全都使用译本，在书后的参考书目中大都列出译本。这种做法在一些“语言原教旨主义”的人看来是不可以的、不可取的，但实际上这不光是日本文学研究，也是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乃至外国哲学、美学研究的通常做法。例如研究马克思，根据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研究黑格尔、康德，依据的也是中文版译本。只要不涉及具体的语言学上的问题，根据译本来研究是可行的、可靠的。但重要的是所选择的译本本身的质量一定要高，要依据名家名译才行。通常，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无论外文水平多么高，他读原文的时候对原文的理解，其准确性超过翻译家译作的，恐怕极为少见。哪怕外文再好的研究者，如果完全无视译文的存在，不去参考译文，恐怕也要走不少弯路。更何况，如果从“翻译文学”的角度去研究，则译本就不仅仅起参考作用，而且还是研究对象本身。这样看来，日本文学翻译是日本文学研究的基础。特别是对日本古典文学而言，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研究形式，因为日本古语古奥难懂，翻译家在翻译时困难和阻隔很大，同时涉及大量典故出典、概念难词等的注释问题，这些都是古典作品研究的重要环节。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日本文学研究史，应该包括日本翻译史在内，特别是应该包括日本古典文学翻译。事实上，许多翻译家同时也是研究家（学者），或者说，在亲手翻译的基础上所做的研究，是较为可靠的、有权威的。在日本文学学术史上，周作人、刘振瀛、李芒、叶渭渠、唐月梅等，都是翻译家与研究家兼于一身的。他们的翻译活动与研究活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谈研究家的学术研究的时候，必然涉及到他的翻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翻译史与文学研究史是难以截然区分的。但是，另一方面，严格说来，“翻译文学史”和“学术研究史”的立场、角度和方法又有显著区别，分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翻译文学史关注的是原作—译作之间的转换，要有语言学立场上的对与错的判断和翻译美学立场上的优劣判断，而学术研究史关注的则是作者及其著作，要进行的是选题价值、学术规范、学术创新度的判断。因此，文学翻译史与学术研究史应该分头进行。就日本文学而言，笔者此前曾撰写出版《日本文学汉译史》（初版名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其中多少涉及日本文学研究问题，但那还不能代替学术研究史。

第二是“日本文学评论”与“日本文学研究”的关系。

写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史，还要处理好两种形态的成果，即“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文学评论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但文学评论不等于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带有作者的主观倾向性、感受性、印象性、鉴赏性，文学研究则有更严格的学术规范。但具体到中国的日本文学史，两者的严格区别往往不是那么容易。例如，周作人在20世纪上半期所撰写的一系列关于日本文学的文章，大都采用随笔、漫谈、介绍评论的形式，篇幅短小，行文随意潇洒，形式上不拘一格，固然属于文学评论的范畴，但这些评论文章却包含着作者的深刻新颖的见地，具有很高的思想含量和学术含量。但是，除了周作人那样的大家以外，大多数文章往往流于介绍，而缺乏灵气和新见了。一直到1990年代之前，严格地说，在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成果中，大部分的文章实际上是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而不是真正的学术论文，主要是属于“文学评论”的范畴。1990年代之后，教育界、学术界开展学科建设，强调学术规范，真正意义上的论文才陆续出现。即便到了1990年代后，由于受到长期以来的中国的作家作品论模式的影响，再加上日本学术界也长期盛行作家作品论的模式，还有从英美传来的强调“文本细读”的所谓“英美新批评”方法也被一些人推崇，因而大部分文章仍然属于“作家作品论”或文本分析。文本分析所分析的文本，若不是古典作品而是浅显的现代作家作品，那么写出来的文章就更加浅陋，类似于读后感，写起来容易，写好极难，大多数基本上没有学术价值可言。1980年代以后的三十多年间，一多半的文章属于这类评论文章，只有少数属于“学术论文”。但这种现象绝不是只有日本文学研究所特有的，而是整个外国文学界，乃至文学评论与研究界的普遍现象。诚然，介绍性、赏析性的评论文章，对需要的读者而言也有价值和用处。写得好的，除了学术价值之外，还有美文的价值，如翻译家林少华的关于村上春树的评论文章。但问题是许多研究者将“文学评论”视作“文学研究”，严重妨害了文学研究应用的品格和品位。相对而言，虽然也有若干著作写得相当粗陋，有的甚至文不对题，思路混乱，但从比例上来说，好书要比好文章多。那些有独到见地和深入研究的学者，总是要把自己零散的文章体系化、专辑化，而以出版专门著作作为某一领域或某一课题的总结。同样的，那些写出专著的作者所发表的文章，一般而言也是有一定水平的。总的看来，大部分的学术著作（含系列论文集，不含教科书类的书）都是有学术性的，中国日本文学的研究成绩也集中体现在这些著作中。

第三是借鉴日本人的成果与我们自己的创新之间的关系。(www.xing528.com)

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而言，如何借鉴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而又不是无条件地模仿、照搬和认同日本学者的观点，如何既充分尊重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文学，又站在中国人、文学文化的立场上，放出我们的眼光、运用我们的见识、做出我们的判断，能否在了解的基础上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再思”，在“再思”的基础上提出“自见”，决定了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受时代与国内大环境的制约，有的研究者对日本作家作品做出定性判断时，依据的是当时流行的僵化定见。例如，关于岛崎藤村的小说《破戒》，长期以来我们研究者认为该作品是“现实主义”乃至“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而在日本则公认为它是自然主义的代表作，两种判断的基准完全不同。对《破戒》做出“批判现实主义”的判断，本质上基于当时独尊现实主义的主流文学价值观，而很难说是“自见”。另一方面，不少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特别是长期在日本受教育的学者，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日本学术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带上了所谓“和臭”即日本气味，实际上是对日本学者观点和材料的模仿、袭用。这首先在学术思路和方法上有所表现。绝大多数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重材料、重实证、重考据、重细节、重微观，但其文章或著作往往结构松弛，缺乏思想高度与理论分析的深度。从积极的方面看，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不说空话和大话，风格平实质朴；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往往罗列材料、平庸浅陋、啰唆絮叨、不得要领、只摆事实、不讲道理。由一些平庸的日本教授指导出来的学位论文，或者模仿日本人用日语写出来的篇什，大都平淡如水、浅显如滩。这样的论文用日语表述还好像是论文，可是一旦译成中文，则无甚可观，与我国国内的学术无法接轨，也难以为严肃、高端的学术期刊所接纳。还有那些低水平重复的日本文学史教材，大多是从日文书中编译而来，在普及阅读与教育教学中固然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少有学术价值。其次，“和臭”也表现在具体的学术观点的套用上。一些研究者对日本的时髦的学术观点缺乏批判的辨析，而径直拿来加以发挥。例如，关于夏目漱石的《文学论》，日本当代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从其后现代的“反思现代性”的立场出发，认为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不是“小说”而是属于“文”即现代小说形成之前的综合性文体，这本来是一种刻意“解构”的、主观性很强的看法，而中国有研究者却按照这一思路和结论，认定夏目漱石的《文学论》中所阐述的文学观念也是“文”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文学”，而全然不顾及《文学论》中甚至连“文”这一概念都没有使用过这一事实，如此貌似也很“理论”，这是拾日本学者之牙慧的典型例子。这样的情形不仅在日本文学研究中，而且在欧美文学研究中也相当突出。有朝一日，当我们在研究日本问题的时候不再一味模仿、重复，研究外国问题的时候不再“唯外是从”，那么我们的思想、学术就算真正独立了。

最后，还有几个技术性问题需要交代。首先是本书的时间范围。按国家课题的名称“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该课题的时间范围很明确。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外国（日本）文学研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而谈新中国也应该上溯到旧中国，这样才能探寻到新中国外国（日本）文学研究的源头。其次，是对“60年”做软性的理解，使学术史一直延伸到当下，将研究的时间下限延伸到所谓“末日”的2012年。（以往的“末日”也是将来的“初日”。）

第二，关于本书的评述对象，因为有“新中国”的限定，本书所评述的主要是中国大陆地区的日本文学学术研究，只有在个别特殊的语境下，才偶尔涉及到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港台的研究当然属于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考虑到历史的与社会制度的原因，学术研究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条件很不相同，往往难以同日而语，今后可以考虑在“中国学术史”（而不是“新中国”学术史）的语境中，实现学术史叙述上的整合与汇流。

第三，本书所处理的文本，是在中国大陆地区正规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或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包含中国学者在日本或其他国家地区出版的、用日语撰写的、主要以外国人为读者对象的相关著述；近年来，有关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的学位论文也逐渐增多，一般而论，学位论文在答辩后，作者如认为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会做进一步修改，在达到出版和发表水平后再将其社会化。因而，本书评述的对象未包含非公开出版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第四，关于引文注释问题。正如先前我在《比较文学研究》一书中的“后记”中曾作过的交代一样，现引述如下：

作为学科史、学术史著作，本书以具体的文章与著作作为主要评述对象，所以行文中的文献名称大大多于一般著作，有时可谓触目皆是。如果将文献与引文出处等以脚注的形式一一注出，势必会繁琐至极，甚至一页中脚注会占三分之一以上的版面，且编序排号时很容易出错，所以我在已出版的其他几种类似著作中，均采用文内注的方法，那样既避去繁琐，版式也较为美观。

“文内注”，即在书名和文章名后面，直接用括号标明出版社、出版时间，或所载期刊杂志及年份、期号，如“《日本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04年）”、《论“寂”之美》（《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第五，关于年号数字的使用。本书作为学术史著作，年代的使用很多。在这种场合，为了表述更科学、更洗练和更直观，也与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通行的年代表示法相接轨，本书使用“1910年代”、“1920年代”这样的表述，而不使用“20世纪××年代”这样的表述。例如：“1910年代”指的是1901—1910年间，若用以前的表示法，便要写成“20世纪10年代”，这样的表述既不合所谓“规范”，也拖沓拗口，实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