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的作用与功能

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史，是现代中国的外国文学学术史，乃至整个学术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改良和文学革命的时代，在“红色三十年代”，在侵华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文学的译介、评论和研究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学术文化的功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文学译介、评论与研究的影响与作用更为显著。除了“文革”高峰时期的几年外，在没有邦交的情况下，中国的日本文学译介评论关注于日本民间的、反体制的战后民主主义文学，成为一般读者了解日本的重要途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在两国领导人倡导“中日友好”的大背景下，使得通常被视为“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日本文学艺术，得以借助电影这一媒介，先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而捷足先登，传入中国，并在197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受众中产生了令今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反响。例如，根据女作家山崎朋子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望乡》，在中国各地放映后，成为各地街谈巷议的话题。日本文学及电影中所表现的人性人情，乃至长期成为禁忌的两性主题，对习惯于接受主题思想、政治说教的读者受众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冲击，某种程度上为1980年后的思想解放运动铺垫了感性基础。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功能与作用，主要体现在“知识”与“思想”两个方面。换言之，我国日本文学研究对中国的学术文化做出的贡献，一是对知识的贡献，二是对思想的贡献。

先说知识上的贡献。我们关于日本及日本人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日本文学，来源于日本文学的评论与研究。通过对日本文学的研究，我们不仅对古今日本文学在知识层面上有了系统全面的了解，同时也可以通过日本文学研究成果，深入了解和理解日本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日本人的国民性、民族文化心理、审美趣味等。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是用汉语发表或出版的，从而实现了日本文学知识表述的汉语转换，也就是站在中国文化角度的再书写。经转换和再书写的日本文学知识，与日本人在日语语境中的表述相比，后者已经加入了中国人的表述与理解。因此，中国学者所撰写的成熟的《日本文学史》、各种中日文学交流史、各种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的著作，还有对作家作品的解读与批评等，依据的固然是日本原典，也吸收借鉴了日本人的研究成果，但其知识体系的建构、陈述的角度、解读的方法上，与日本学者都有明显的不同。这些知识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学者自己的创造或再创造。

从知识论的角度看，日本文学评论与研究之于中国的意义，还在于日本文学研究的成果，很大程度地影响着中国人关于日本的知识建构。从梁启超、到鲁迅、周作人，中国人对日本文化的了解，大多是从“文本文化”入手的，而日本文本文化的大部分，则是日本文学的文本。从日本文学文本入手，建构关于日本及日本人的知识系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的名著《菊与刀》，其主要的材料依据就是不同时期的日本文学作品。同样的，中国不同时期的日本研究者也清楚这一点。因而日本文学便成为几代中国人关于日本之知识的汲取来源。从日本文学评论与研究中积累起来的关于日本的知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影响了中国人的日本观。当然，日本文学很复杂，不同历史时期的日本文化，又突显着日本文学的阶层属性和时代属性，《古事记》中的“皇国”意识、《万叶集》以“诚”为本的质朴，《源氏物语》等王朝物语文学以“物哀”为基调的华丽装饰的人情主义，《平家物语》、《太平记》等“战记物语”的忠、勇、风雅的武士精神，五山僧侣文学的汉文学化与日本式的“风流”，江户时代町人文学以身体审美为主导的“意气”及“粹”的审美趣味，近现代各种文学思潮流派在传统与西化、个性与社会之间的探索与苦斗，都从不同侧面呈现着不同的日本面貌。由于不同历史时期两国的战争和平、远近亲疏的关系不同，对日本文学译介与研究的选题侧重的不同，所承载的知识侧面不同，读者的既定日本观及接受期待不同，这些也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人日本观中的诸多困惑与矛盾。许多人在美的日本与丑的日本、樱花的日本与刀剑的日本、残暴的日本与人情的日本、彬彬有礼的日本与傲慢无礼的日本之间，困惑着、思考着。加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日本文学评论与研究留有许多的盲点和空白点，对日知识的完整的知识结构尚未充分形成。这种状况到了1980年代后逐渐得以解决。从古到今的日本文学的名作，尤其是第一流的代表性的名作，都已经有了中文译本，对这些名作的不同角度的评论与研究文章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对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近现代经典作家作品，我们不仅有了大量的文章论文，也有了若干的研究专著，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国的学术特色；在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与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方面，我们的不少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超越了日本。总之，经过一百年努力，到2010年代，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知识系统，这对中国人的日本知识建构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尤其是中国读书人对日本的了解逐渐趋于全面，也趋于多元化。尽管一般民众关于日本的知识和日本观，仍不免受到媒体上铺天盖地、想象丰富的抗日影视剧的影响，但是要想获得对日本文化的深入了解，完全可以借助和参考中国学者的日本文学及日本文化研究的成果，而获得更为理性、更为可靠的知识与学术依据。(www.xing528.com)

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对中国现代思想的贡献也十分显著。这种思想上的贡献首先就是通过日本文学研究，对日本文学中所包含的独特的有普遍价值的思想加以阐发。日本文化与其他各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在于日本人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文学的方式来表现和传达的。如果说西方人表述思想的主要方式是哲学著作，印度人表述思想的主要方式是宗教圣典，中国人表述思想的主要方式是注经，那么似乎可以说，自古以来，日本人表述思想的主要方式是文学创作。日本人不擅长哲学的、理论的、逻辑上的思维与表述，却在感性思维上异常发达，因此，日本人在思想上的主要贡献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感性思维、情感思维方面。而感性、情感思维一经模式化，便形成审美观念，乃至美学思想。换言之，日本人对世界思想宝库的最大贡献是审美思想。包含在日本文学中的这些美学思想十分丰富、十分独特。例如，《源氏物语》所蕴含的“物哀”美学，和歌、能乐中所蕴含的“幽玄”美学，俳谐中所蕴含的风雅之“寂”的美学，江户市井文学中所蕴含的“意气”及“粹”的美学，近代作家夏目漱石的“余裕”论与“则天去私”论，正冈子规等的“写生”论，长谷川天溪的“自我告白”与“自我静观”论，谷崎润一郎的“恶魔”之美与“阴翳”之美论，三岛由纪夫的“残酷之美”论，川端康成的“背德=悲哀=美”论，等等，都蕴含着新颖、独特而又深刻的美学思想乃至人生哲学。这些美学思想与审美的人生哲学，与西方美学、哲学思想在表述方式与内涵上有很大不同。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在日本作家作品及文论的研究中，对这些极有特色的审美思想做了评述与阐发，从感性学或美学的角度充实了我们的思想宝库。

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对思想的贡献，更主要地体现在“文学思想”方面。日本文学译介、评论与研究，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文学观念的革新与转变、对中国文学评论方法与文学理论的建构，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借鉴、启发和推动作用。例如，中国近现代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文学理论、文学思潮和运动的概念体系，大都是在日本文学的译介与评论中首先使用并且逐渐流行开来的。例如，“革命／文学革命”、“古典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国学／国粹／国故”、“民族文学／国民文学”、“贵族文学／平民·民间·大众文学”；“东洋（方）文学／西洋（方）文学”、“世界文学”、“文学史”、“翻译文学”、“写实／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浪漫主义”、“审美／耽美”、“悲剧／喜剧”、“生命力”、“余裕”、“主观性／客观性”……这些新名词、新概念，都是日本近代从西语中翻译过来的汉语词汇，陆续引进后，都成为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及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而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日本文学评论与研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就更加显而易见了。例如，1980年代之后中国的持续多年的“川端康成热”，实际上主要是由研究家、评论家们促成的。长期以来，由于政治的、历史的原因，我国文学评论界独尊现实主义，习惯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看待文学现象。1980年代初期，研究和评论川端的一些文章，都把川端康成的作品看成是现实主义作品，用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论及“人物形象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川端康成作品中的人物，用所谓“主题思想”的概括来把握作品，用“反映社会本质”论来衡量作品的价值。但不久人们就发现对于描写日本式的感觉、情绪、日本式审美的川端康成而言，这样的评论是方凿圆枘的。因为川端康成的作品中没有我们理解的“主题”或“主题思想”，没有西方文学意义上的“典型人物”，没有我们从其他作品中能够找到的各种“思想意义”，更没有我们所期待的“社会价值”乃至社会批判，甚至最不讲“道德”。若用原先那种既定视野来读川端康成，简直读不懂。于是评论家和研究者调整视角，试图走进日本文化内部，从日本独特的审美文化入手，来理解和评价。可以说，日本文学研究者在川端康成评论与研究中所展示的审美批评、文化批评，不仅促进了中国读者阅读视角的转换，丰富了审美趣味，更促进了中国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的转型与多元化，并使当代中国文学的审美批评、文化批评方法走向成熟。

此外，在审美的人生态度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推动方面，日本文学研究所起的作用也很显见。例如，日本动漫及动漫文学这些年来对中国青少年影响极大，随之而来的动漫评论和动漫研究也相当丰富，虽然大都散见于电子媒体，难以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日本文学研究”成果来看待，本书也没有把它们列入论述范围，但是动漫评论将虚幻世界与现实世界相接，将日常生活与文学艺术相融，将文艺鉴赏批评与人生批评高度合一，或许预示了今后文学批评的一种前景。更为切实的例子是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最近二十多年来在中国读者中的巨大影响。关于村上的评论与研究文章，每年都有十篇以上，仔细检点这些文章，就会发现林少华等对村上春树的评论研究，既是品评和研究作家作品，更是在品评和研究着乃至“推荐”着村上所描写、所提供的那种后现代的生活方式。村上及其笔下的人物在熙熙攘攘的现代都市中对孤独的享受与把玩、对苦涩与无奈的咀嚼与反刍，随遇而安、无可无不可，又有所追求、跃跃欲试，在高度封闭的蜗居式生活空间中如鱼得水，又在高度开放的都市人海中自由徜徉。这样的“小资”的审美的生活方式激发了年轻读者的体验与憧憬。而中国的村上文学研究者的那些得其要领的论文著作，不仅将村上的文学世界“解码”化，实际上也是对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阐发，从而一定程度地推动了一些年轻白领阶层、“小资”阶层的生活态度与审美趣味的养成，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相当一部分读者的人生态度与生活趣味，塑造了他们的人生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