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日本文学：学术历程

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评论与研究，从晚清时代算起，到今天（2012年）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据《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再版改题《日本文学汉译史》，2007年）一书所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译本目录》统计，到2010年为止的一百多年间，中国翻译出版的日本文学单行本已达2500多种，日本文学译本的数量在各国文学译本中位居第五。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我国的日本文学评论与研究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又据《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等工具书统计，60年间，有关日本文学的评论与研究的文章约两千篇，有关研究专著（含论文集，不含教科书）约有250部，由此可见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当显著的规模，有了厚重的成果积累。

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史，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对日本和歌等传统文学样式的介绍。梁启超等对日本政治小说的翻译与评论，是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肇始。此后的日本文学评论与研究都与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发展进程与时代要求密切相关。“五四”新文化时期到1940年代，周作人、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巴金、韩侍桁等，对日本文学关注的幅度大有扩展，但除个别成果外，总体上还属于“评论”的范畴。虽然时有深刻的见解、透彻的分析，但大多属于主观印象性的论说与评价，与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还有距离。谢六逸的《日本文学史》虽然较为全面系统，但主要也是着眼于介绍，在文学史料、文学史观上多从日本人那里借鉴而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战时日本文坛的动态与走向的密切关注、对日本军国主义文学的批判，成为整个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有关出版部门将日本古典文学名著《古事记》、《万叶集》、《源氏物语》、《平家物语》、《今昔物语集》等古典名著以及二叶亭四迷、夏目漱石、岛崎藤村、樋口一叶、石川啄木等近现代作家作品列入出版计划，标志着我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已经超越了此前的商业化或功利化的考量，而以纯学术价值作为主要考量。此时期周作人对日本文学的源头——《古事记》的翻译，标志着日本文学“研究”的真正展开。周作人在翻译中对《古事记》做了大量注释考证（出版时大部分被编辑删除），是翻译与研究结合的范例。可惜在这几种名著的翻译尚未结束或尚未出版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重新将十几年前启动的工作接续下去。总体看来，这一历史时期是日本文学研究的准备期，基本上属于“日本文学评论”的范畴。

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在“中日友好”的大氛围下，中国出现了长达十年的“日本文学热”。从古典名著《源氏物语》，到当代川端康成；从严肃的纯文学，到推理小说等大众文学，大规模的译介全面展开，每年都有五十篇以上日本文学的评论与研究文章发表问世，还出现“日本文学研究会”、“东方文学研究会”这样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出版了专业的《日本文学》杂志（1984—1988年）。到1992年后，由于中国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版权公约，受版权许可的制约，日本文学的翻译数量明显减少，但日本文学的评论研究的规模与水平却在1980年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大和提高。此时期中国各大学进入了大张旗鼓的“学科建设”时期，重要大学的外语系都设立了日本语言文学专业，也有不少大学中文系（文学院）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设立了日本文学及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方向，并逐渐形成了从学士学位到博士学位的人才培养制度。到2012年，全国有460多所本科大学、200多所专科大学，亦即中国约三分之二的大学，都设立了日本语言文化或日本语言文学专业，专业教师约9000人，各校中文系从事东方文学、日本文学教学研究的教师也有数百人，再加上原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日本研究所及其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中国的日本文学的教学、研究人员的队伍规模也较为可观。在除英语之外的“非通用语种”中，日语及日本语言文化的规模位居第一。这是由日本作为世界第二或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所决定的，也是由中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重要性所决定的。尽管在进入21世纪后，各大学的外语学院的日语专业在学科建设中，为了强调实用价值，原来清一色的“日本语言文学专业”大都去掉了“文学”二字，而分解为语言、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翻译等不同专业。但无论如何，要学习日本语言，必然要学习作为语言之艺术的日本文学；要了解日本，必然要了解集中体现日本精神文化的日本文学。一个研究日本政治或日本经济的人，若丝毫不关心日本文学，那他对日本人及日本文化能否有深度了解，是令人怀疑的。事实上，绝大多数大学日语专业都一直开设着日本文学的课程，至少几十所名牌大学的文学院（中文系）在外国文学史课程中，都教授东方文学特别是日本文学。还有不少人到日本留学，学习日本文学。这些都为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奠定了学科体制和人才培养的基础。

综观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历史，积累已经很丰厚，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按学术领域的不同，这些成就可以划分为如下八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日本文学史的综合研究。周作人1918年的长文《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是站在中国人及中国文学的角度，对明治维新后日本小说所作的考察与评论，目的是为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开中国人日本现代文学史研究之先河。十年后出版的谢六逸的《日本文学史》，是中国第一部从古代到现代的日本文学通史，首次对日本文学发展史做出了系统纵向的把握。谢六逸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由于历史的和学术上的原因，日本文学史的著述几乎处于空白状态。1987年出版的吕元明著《日本文学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用汉文撰写出版的、有中国学者立场和观点的日本文学通史。1990年代后，陆续出现了一批各具特点、各有用途的新的日本文学史教材类著作。其中，叶渭渠的《日本文学思潮史》作为从思潮角度撰写的日本文学通史，具有显著的学术个性；叶渭渠、唐月梅合著四卷本《日本文学史》则是集大成之作，综合各家之长，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代表了20世纪末期之前我国日本文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第二个方面是《万叶集》及和歌、俳句的研究。和歌、俳句是日本古典诗歌的典范性样式，也是日本人精神文化重要载体。要把和歌、俳句置于汉语文化的平台或语境中加以研究，首先就有赖于和歌、俳句的汉译。和歌、俳句的汉译及关于汉译方法的争鸣讨论本身，也是中国和歌、俳句研究的独特形态。周作人、钱稻孙、杨烈、林林、李芒、赵乐甡、金伟、吴彦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和歌、俳句的汉译、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俳句翻译及格律模仿中诞生的“汉俳”成为中国当代新型小诗体，丰富了中国诗歌体式，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歌、俳句无论在内容表现，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与中国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王晓平等中国学者的和歌、俳句研究，在选题上也大都从中日文学关系的角度出发，充分发挥中国立场和中国文化的优势，在借鉴吸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在日本和歌史、俳句史的研究上，郑民钦的《日本民族诗歌史》等著作最有代表性。

第三个方面是《源氏物语》等古典散文叙事文学研究。所谓日本古典散文叙事文学，是指用古日语写作的古代王朝物语、中世战记物语、“说话”及近世各体市井小说等。对中国而言，这些作品因语言文化的阻隔大，翻译难度也很大，因而翻译既是研究的基础，其本身也是一种研究。丰子恺、林文月等对《源氏物语》等贵族文学的翻译；周作人等对古代神话的翻译；周作人、申非、王新禧等对《平家物语》的翻译；金伟、吴彦对《今昔物语集》等民间说话的翻译；周作人、钱稻孙、李树果等对江户市井小说的译介与研究，都为相关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为相关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学者对日本古代散文文学都做了不同角度的评论与研究。其中，对《源氏物语》的评论研究在中国已颇具规模，经历了从主观性的评论到力图贴近日本原典文化的解读与研究的过程，站在中国文化和比较文学的立场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源学”。

第四个方面是戏剧文学研究。日本戏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中国对日本戏剧的翻译介绍，多从“戏剧文学”的立场进行。周作人、钱稻孙、刘振瀛、申非、麻国钧、王冬兰等对日本古典戏剧及戏剧理论的译介，填补了文学翻译与戏剧文学翻译的空白，奠定了中国的日本戏剧研究的基础。王爱民、崔亚南的《日本戏剧概要》、唐月梅的《日本戏剧史》以及能乐、歌舞伎、狂言等剧种的评介专著，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知识空白。在此基础上的日本戏剧文学研究，一方面注重对日本戏剧文化、审美心理的体察与理解，一方面站在比较戏剧的立场上，研究中日戏剧文学关系与交流，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第五个方面是对日本汉学及日本汉诗文研究。汉文学研究是日本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汉学中包含了日本的汉文学研究。中国学者对日本汉学的研究，也包含着对日本学者的汉文学研究的研究。在这方面，严绍璗的《日本的中国学家》、《日本中国学史稿》关于“日本中国学”的研究成果首开风气、奠定了基础，李庆的五卷本《日本汉学史》集其大成。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日本以汉诗为主，包括汉文及汉语小说在内的汉文学展开了研究，陆续出现了马歌东的《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王晓平的《日本诗经学史》等力作。宋再新、肖瑞锋、高文汉、严明、张石、孙虎堂、马骏、陈福康等研究者也各有特色。从作品分类整理、注释赏析，到对相关作品进行个案研究；从中日的比较研究及关系研究，到综合性的专题研究，还有文体学、语言学等不同层面上的研究，更有大规模的日本汉文学史著作问世，解决了文献学、诗学、比较文学层面上的许多问题。(www.xing528.com)

第六个方面是日本现代文学研究。所谓“日本现代文学”，在时段上包括了从1868年开始的明治时代，到当下2010年代的140多年间的文学，包括了中国读者习惯上所说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从历史上看，这一段文学史的时间虽不太长，但处在从传统文学到现代文学转型、更新，到逐步融入世界文学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文坛就对日本现代文学予以关注，并加以翻译、介绍、评论。相对于日本古代文学，对中国人而言，日本现代文学在语言上的阻隔度、阅读翻译的难度相对要小一些，加之没有太长的时间距离和历史沉淀，故而中国关于日本现代文学的译介更多地着眼于创作或理论上的借鉴与阅读鉴赏，大多属于“文学评论”、“作家作品论”的范畴，学术价值不高。到了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后，才逐渐由“评论”发展到“研究”，并在一些研究领域（如对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文学现象的研究等）具有自己的立场和特色。出现了吕元明的《被遗忘的在华日本反战文学》、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董炳月的《“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唐月梅的《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周阅的《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以东方文化为中心》、林少华的《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等重要成果。

第七个方面是日本文论研究。日本文论是日本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日本文论译介与研究也是日本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研究难度大，又是研究深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对日本文论的译介最早集中在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中期对日本现代左翼文论、通俗文论的译介，主要目的是为新兴文学的理论建设提供参照。1990年代后，日本古典文论的翻译陆续展开，王晓平承担了《东方文论选》中日本文论的翻译，王向远的《日本古典文论选译》（古代卷、近代卷）和《审美日本系列》（四卷），大规模地系统译介日本文论、美学原典，并围绕“物哀”、“幽玄”、“寂”、“意气”等日本传统审美范畴展开研究。古代文论方面有蒋春红的《近世日本国学思想——以本居宣长研究为中心》、祁晓明的《江户时期的日本诗话》、现代文论方面李强的《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王志松的《20世纪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等著作，都富有创意。

第八个方面是中日文学关系史研究。这是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重要延伸和有机组成部分，它包括“交流史”和“关系史”两个方面。“交流史”指的事实上的文学交流，需要运用文献学的方法，实证、考证的历史学方法加以研究；“关系史”则更侧重两国文学的平行的比较研究，寻求两国文学精神上的关联与异同关系。中国的相关研究始于1930年代的周作人，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是从1980年代后开始的，到1990年代之后的二十几年间得以深入展开。严绍璗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和《佛典·志怪·物语》，王向远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日本文学汉译史》和《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等著作，填补了中日古代、近代、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空白。由于中国学者在史料运用，特别是理论辨析能力方面占有明显优势，能够较大程度地超越日本人的先行研究而后来居上，使该领域成为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中成果最多、学术品质最高的领域，在中国的中外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在上述领域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稳定的知识群体。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年来，至少形成了四代研究梯队。对此，刘振生教授在《鲜活与枯寂——日本近现代文学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第218页中，列出了三个梯队，如下：

第一梯队：郭沫若、巴金、周作人、丁玲

第二梯队：陈喜儒、文洁若、叶渭渠、李德纯、刘振瀛、李芒、林林、卞立强、吕元明、王长新、李树果、唐月梅、谷学谦、高慧勤、金中、刘柏青、于雷、刘德有、吴树文、赵乐甡、李明非、孙利人

第三梯队：谭晶华、宿久高、于长敏、孟庆枢、徐冰、陈岩、修刚、高文汉、王向远、林少华、张福贵、靳丛林、刘利国、张龙妹、于荣胜、林岚、王若茜、刘光宇、王中忱

这三个梯队的划分大体符合实际，但也有忽略和遗漏，例如第一梯队中应该有谢六逸、韩侍桁；第二梯队中应列入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名家严绍璗、王晓平，还应有杨烈、何乃英、郑民钦、彭恩华、陈德文、马兴国、郭来舜、马歌东等重要学者；在第三梯队中，还应有王敏、王勇、王志松、王琢、马骏、刘立善、许金龙、李强、李俄宪、陈多友、陈春香、张哲俊、张石、佟君、宋再新、肖霞、赵京华、徐东日、姚继中、施小炜、彭修银、阎小妹、董炳月、曹志明、魏大海等研究者。可以看出，第一梯队主要活跃于1980年代之前，除周作人外，其他人对日本文学只是偶有涉猎；从第二梯队开始，即从1980年代后开始，大多是主要从事相关研究的专业人士，两代研究者经历了从非专业化到专业化的转变。进入21世纪后的十多年来，现年四十岁左右的第四代研究者也已经形成，如钱婉约、关立丹、柴红梅、周阅、蔡春华、刘研、卢茂君、杨炳菁、翁家慧、郭勇、王升远等，其研究实绩也日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