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中旬，笔者在日本东洋大学由日本闻一多学会举办的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闻一多与古今中外作家比较研究综论》中，有一未阐发的重要观点即“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闻一多当属无与伦比的最独特景观，这就终让他成为‘诗的史’抑或‘史的诗’”。大概因此当然还有其他相关内容缘故，就获得大会专题评议人，日本关东学院大学国际文化学部闻一多研究专家邓捷女士的赞赏，她惊叹并充分肯定中国学者对闻一多的高度评价。
关于闻一多属于“诗的史”和“史的诗”这认识，当然正确但并非新见。这是朱自清根据闻一多认为没“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并且“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尤其“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闻一多终于“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并“敢于开方”医治那病入膏肓社会，而那“方单的形式”，就是撰写“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闻一多后期虽然仍旧钻在故纸堆中，但他自称不是“蠹鱼”，而是“杀蠹的芸香”。[1]因此朱自清这才认为闻一多“学者中藏着诗人，也藏着斗士”。[2]虽然闻一多自称“是以文学史家自居”，[3]但“他却开了‘民主’的‘方单’，进一步以直接行动的领导者的斗士姿态出现”。朱自清尤其认为闻一多后期“是在历史里吟味诗”，他是“要从历史里创造‘诗的史’或‘史的诗’”，并且“创造的是崭新的现代的‘诗的史’或‘史的诗’”。就因“这原始的文化是集体的力，也是集体的诗”，因此朱自清强调闻一多是“要借这原始的集体的力给后代的散漫和萎靡来个对症下药”。朱自清说“这一篇巨著虽然没有让他完成”，但他“将古代跟现代打成一片，才能成为一部‘诗的史’或一首‘史的诗’”，尤其“他自己的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虽然朱自清非常“可惜”闻一多“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诗的史’”，[4]但我们必须肯定，虽然一部“诗的史”或一首“史的诗”是闻一多学者后期为当时社会“开方”的研究目标，但就他作为诗人的创作，和作为学者的研究来看，闻一多的一生尤其他最终为人民利益鼓与呼，面对强权“手枪”毫无畏惧的壮烈牺牲，确实堪称典型的“诗的史”抑或“史的诗”。
虽然笔者在后来投稿杂志的《综论》文本中并未论及以上内容，但因关于闻一多“诗的史”抑或“史的诗”这定位源于朱自清，因此评审专家对此就未提出任何异议。然而关于“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闻一多当属无与伦比的最独特景观”这认识的命运就不然。也许我在《综论》核心段落过多阐述其他内容，从而忽视对此观点的深度阐发，因此笔者先后投稿两个刊物的评审专家就都认为该定位具有“随意”之嫌。“随意”的内涵非常明显，亦即观点错误，至少是因不严谨而勉强。因此最先投稿的刊物将拙作退回了，所幸后投稿刊物的责编则告知让我参考评审意见酌情修改。我固然坚持原有观点，但专家意见不能置若罔闻。于是就在该观点基础上，增补内容为“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鲜有集诗人、学者和‘斗士’于一身者，更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像闻一多这样前后如此反差。这缘于其始终坚守人格的高洁和伟大，在争求民主为人民利益不怕牺牲生命，尤其在牺牲惨烈悲壮这方面，当属无与伦比的最独特景观。他是蘸着自己血液，成就其人生的伟大诗篇。这就终让他成为‘诗的史’抑或‘史的诗’”。无论增补内容能否作为论点的充分论据，但因责编非常认可我既往的闻一多研究，就特别宽容并通过终审。虽然如此，但我做过终校并且清样已出即将付印之时，责编却又电话通知我，拙作让编委会撤掉了。虽然理由是笔者的行文风格问题，但我猜想还是这观点缘故。就在这情况下，我将拙作寄给同样看好我闻一多研究的另一刊物责编，终于得到青睐并很快回复刊发出版。[5]人文社科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非常正常，但经此变故，笔者却有意较真，拟就此观点，做更进一步阐述，作为我课题的结论，也是我对评审专家“随意”批评的商榷。这并非笔者长期研究并偏爱闻一多有意对其拔高，而实为笔者求真研究面对的是另一种无独有偶的认识抑或“思潮”。我之这样说，是因评审专家只认为笔者“随意”，而非强调笔者论据欠缺或论证疏松。说到底，是评审专家不认可笔者观点。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诗人，闻一多不仅具有独特的诗歌创作实践，而且更有鲜明的诗学理论建树。这因闻一多早期的“志愿远大得很”，其“宗旨不仅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径直要领袖一种之文学潮流或派别”，[6]因此他敢“亲身赤手空拳打出招牌来”，并且强调“要打出招牌，非挑衅不可”。[7]面对胡适们的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闻一多认为那是“诗坛叫嚣，瓦缶雷鸣”。[8]面对郭沫若《女神》“欧化底狂癖”，闻一多针锋相对，提出诗作应该“中西艺术结婚”。[9]他早期追求极端唯美主义一度达到极端，更因此认为郭沫若“为主张极端唯美论者终不妥也”。[10]他不仅“意在将国内之文艺批评一笔抹杀而代以正当之观念与标准”，[11]甚至要创办刊物，目的是“与《创造》并峙称雄”。[12]闻一多诗作风格不仅追求“雍容冲雅，‘温柔敦厚’”，同时也追求“驰魂褫魄”，但他更追求韩愈“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用英国美学家贝尔的话就是“征服一种工具底困难”。因此闻一多强调诗人应用文字“正如韩信囊沙背水，邓艾缒兵入蜀，偏要从险处见奇”。[13]闻一多诗“雍容冲雅，‘温柔敦厚’”者如《美与爱》和《春之末章》等，“驰魂褫魄”者如《口供》和《心跳》等，“从险处见奇”者如《春光》和《死水》等。当然，所有这些作品，无不贯穿着极端唯美追求。然而闻一多后期，他之文艺思想一转而变为功利的人民性。他这时坚决反对“只吟味于词句的安排，惊喜于韵律的美妙；完全折服于文字与技巧中”，而强调诗的社会“价值”即功利性。因此他特别赞扬杜甫“的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并“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同其欢乐，同其悲苦”，尤其“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14]他肯定内容表现民间疾苦，风格追求瘦硬奇僻的孟郊，并将其和苏轼对比。认为“即令苏轼和苏轼的传统有优先权占用‘诗’字”，但是“好了，让苏轼去他的，带着他的诗去!我们不要诗了。我们只要生活，生活磨出来的力，象孟郊所给我们的。是‘空螯’也好，是‘蛰吻涩齿’或‘如嚼木瓜，齿缺舌敝，不知味之所在’也好，我们还是要吃，因为那才可以磨炼我们的力”。[15]闻一多完全背离早期“温柔敦厚”追求，甚至在“‘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古训里嗅到了几千年的血腥”。这是因他认为“从来中华民族生命的危殆，没有甚于今天的，多少人失掉挣扎的勇气也是事实，这正是需要药石和鞭策的时候”。[16]
如果仅凭闻一多文艺思想转变，当然不能认为他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最独特景观。因为古今中外文学史上转变文艺思想者不乏其人。仅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大师即郭沫若和鲁迅看，前者就由原先的浪漫唯美追求者，转变为后期的现实功利主义者；后者更由开始的进化论者，转变为最终的阶级论者。但闻一多不惟文艺思想转变，还有他作为学者的学术研究目的转变，这即他由前期的求真求美研究，转变为后期的求真求善研究。就因闻一多10多年学术研究让他有把握并看清“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因此敢于“开方”，还因闻一多“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因此他说“我的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甚至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的文化人类学”。[17]即便研究文学，他前后的研究角度也发生根本变化。这即由欣赏艺术之美，转而肯定社会功能。而且对作家认识更发生根本逆转，最明显者就是对李商隐、陶渊明、李白等诸诗人评价的坐标发生变化。虽然闻一多前后对杜甫和屈原都始终肯定，但他前期感佩杜甫者是艺术成就，后期感佩杜甫者则是人民意识。前期肯定屈原者是“洁身”元素，后期赞扬屈原者则是“忧国”精神。闻一多虽然肯定“唐朝是一个诗最发达的时期，也是诗与生活拉拢得最紧的一个时期”，但他更强调“未来的中国文学还要继续那些伟大的元、明、清人的方向，在小说戏剧的园地上发展”。因此闻一多认为“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他说“要把诗做得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这因“太多‘诗’的诗，和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但“利用小说戏剧的技巧，才能获得广大的读众”。闻一多并且举例中外文学史上很多作家如阮籍、惠特曼等，他们常“把诗写得不像诗”，但“转瞬间便是最真实的诗”。这因“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变得出无穷的花样，装得进无限的内容”。据此闻一多强调“过去记录里有未来的风色，历史已给我们指示了方向”。[18]
当然，最让人拍案惊绝者，还是闻一多政治思想的转变，尤其他转变政治思想后，那为人民利益赴汤蹈火鼓与呼的牺牲精神。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统治者腐败，闻一多终于由留美后期和归国初期的“国家主义”者，转变为学者后期的民主主义者而成为“斗士”。他说“腐败便是封建势力的同义语，不是战争，而是封建余毒腐化了中国”，但“帝国主义的进步，封建势力的进步，结果都只为人民的进步造了机会，为人民的胜利造了机会”。[19]腐败能够催生民主，这便是闻一多看到的《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闻一多尤其认为当时国民党政府“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他说“假如根本没有人民，就用不着土地，也就用不着主权”。而“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因此“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20]这是闻一多认为“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最坏的朝代也没有”当时“这么坏，这么专横，这么腐败”。[21]为了人民利益，他不仅在国民党高官如邱清泉和傅斯年面前毫无畏惧承认自己“就是布尔什维克”，宣称当时“只有一条路”即“革命”，他不仅痛骂当时统治集团专制腐朽，更敢于直接痛骂蒋介石，说“蒋介石造了那么多的孽，害了那么多的人民，骂一下都不行吗”?[22]在昆明地下党领导下，闻一多终于明白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内涵。就因有这远大理想，闻一多在当时被称为民主运动心脏的昆明“吸收着也输送着愤怒的热血的狂潮”，他不仅强调国民党当局1945年镇压学生“12·1”运动“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而更指出“四烈士的血不会是白流”。[23]如果认为这不足以代表闻一多性格，那么他之后来的牺牲，我们必须肯定其为“烈士”宿命的必然。闻一多奔走筹办李公朴丧事期间，昆明就疯传其为暗杀的二号人物。因此当时尤其李公朴追悼会当天，有朋友为其安全就阻止他不要参加。面对生死考验，闻一多毫不畏惧，他掷地有声反复强调“李先生为民主可以殉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更何况“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24]就这样，闻一多“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慷慨激昂作他《最后一次的讲演》。因为他之“以身以命争取民主，用力用血奠定和平”[25]精神光彩照人永远激励后人奋进，所以他之牺牲谱写的最华美璀璨诗章，就成为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最独特景观。因为他鲜血迸发出的是新中国成立的礼花，从而迎来一个新时代。
我们认为闻一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当然主要因他后期坚定站在人民立场上，作为民主党派人士，自愿紧跟当时处于政治弱势但却代表正义的中国共产党走，并且很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从“艺术忠臣”到“人民忠臣”的彻底转变，更为人民根本利益而反对当时国民党独裁腐朽政权，并为推进民主主义制度建设作坚决斗争。尤其他慷慨悲壮的牺牲，就更让人敬佩。这就让他载入中华知识分子精英行列的史册。虽然如此，但闻一多从前期执著追求艺术之唯美的“效率”，到后期坚定追求艺术之功利的“价值”，却经历一生的漫长阶段进行探索，并且无论其前期探索还是后期追求，其言行所为都达到极致。我们从其前后变化历程看，闻一多在当时所有知识分子中，最为典型。正因闻一多有此前后泾渭分明转变，所以在学术氛围宽松的今天，就有关于对闻一多前后不同追求认识之厚此非彼观点自由表达乃至争鸣空间，甚至否认他后期转变的伟大。但事实胜于雄辩，闻一多转变成“斗士”为人民鼓与呼的牺牲:更经得住时代考验。尤其他根据中国革命实践，懂得了新旧民主主义的区别，并在当时懂得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和方法这先进理论去分析和观察问题，认定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的真理。因此这是闻一多生命中最辉煌、最有意义的价值选择。因为在这阶段，闻一多终于确定崇高理想，树立崭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26]并为之献身。其实如果撇开政治偏见，我们还能认识到闻一多后期“斗士”阶段斗争的坚决，实为他青年时期“宁能牺牲生命，不肯违逆个性”[27]人格的延续，其人格精神内涵一点也没有变。闻一多所变的，仅只他人格的价值取向，但却成为他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转变的动力。
毫无疑问，闻一多的高洁品格源于庄子但却高于庄子。因为庄子仅只强调个人修养，然而闻一多的个人修养却转变成争取劳苦大众的解放。闻一多的爱国情操源于陆游拜伦但却更加陆游拜伦，因为他真正做到“诗人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28]因此闻一多就和屈原一样，同属爱国的“共名”。屈原的爱国表现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并且“虽九死其犹未愧”(屈原《离骚》)，闻一多的爱国表现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并且“爱他的人民”。[29]对祖国和人民有着如此真挚情感的闻一多，面对当时贪腐政权下人民包括自身的磨难，这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觉醒，并向当时专制独裁的国民党腐朽政权发出震天狮吼。因此笔者认为，闻一多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是最独特景观这定位，其认识价值较之鲁迅并不逊色。虽然闻一多在其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转变后，曾公开表示忏悔并愿意向鲁迅学习，但他转变的原因和历程，乃至无论转变前后的极端表现，都给后人留下无尽思考空间而咀嚼不已。当然鲁迅也有前后两个时期迥然不同表现，但鲁迅是从信奉进化论到相信阶级论的转变，从启蒙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从反封建到反独裁的提高。但因鲁迅伊始就具有坚定不移绝不妥协的斗争性高起点，以致给人感觉即便后期再“高”，也缺乏波折似乎无有所变。然而闻一多给人印象却不然。他之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历程的巨大反差，即从“艺术忠臣”转变为“人民忠臣”，从绅士转变为“斗士”，从对“国家主义”崇奉，到对“人民至上”呼喊这根本性转变，就较之鲁迅在知识分子中更具典型意义。因为闻一多转变即后期政治选择的认识意义，超越他个人范围而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象征。
闻一多显然是个复杂“金银盾”。因为他后期虽反叛传统价值观，但其秉承的却又恰是传统价值观。因此我们虽然充分肯定闻一多后期的政治与艺术追求和表现，但并不简单否认他前期的政治与艺术追求和表现。因为他前期对“国家主义”的崇奉，其实就是他后期对“人民至上”追求的部分基础。这样，闻一多为人民利益的悲壮牺牲，其实也是他人格的自我超越。我们肯定他前期人格崇高，但更赞扬他后期人格伟大。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闻一多后期反对国民党腐朽政权专制独裁，追求民主即人民利益最大实现而牺牲的意义，这即“假使屈原果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成为人民诗人的人’，那么有了闻一多，有了闻一多的死，那‘唯一’两个字可以取消了”。这因“屈原由于他的死，把楚国人民反抗的情绪提高到了爆炸的边沿，闻一多也由于他的死，把中国人民反抗的情绪提高到了爆炸的边沿”。闻一多牺牲后，昆明乃至全国民主运动空前高涨，这无疑加速当时国民党腐朽政权灭亡。闻一多当然也收获到他应得的荣耀，这即“替人民报仇者，人民亦必为之报仇；为革命催生者，革命亦必为之催生——催向永生的路上行进”。[30]
如同鲁迅像莎士比亚永远被“说不尽”一样，闻一多也是一位永远也被“说不尽”的知识分子。所以如此，归根到底是因闻一多这复杂存在，能够让人从他博大精深“金银盾”中看到众多内涵。正因为此，这在留给我们巨大研究空间同时，犹让我们认识到挖掘其最闪光内涵的重要，这即作为诗人、学者闻一多政治选择的认识意义和牺牲价值:不仅加速终结一个旧制度旧政权，而更加速催生一个新社会新时代。闻一多诗作诗论与人格之多维一体的方正和圆满亦即混元归一，闻一多诗文与生命之合一的险中见奇，尤其他在当时弱势与强势对比中的正义选择，更超越自己而成为时代兴象。闻一多这良知即精英意识，堪称知识分子楷模，因此这才引起我们共鸣。尤更应为当今知识分子所认识并铭记，完成历史赋予的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繁荣富强发展而努力奋斗。
【注释】
[1]闻一多:致臧克家［A］，闻一多全集卷12［M］380
[2]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A］，闻一多全集卷12［M］443
[3]闻一多:致臧克家［A］，闻一多全集卷12［M］382
[4]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A］，闻一多全集卷12［M］443-451
[5]李乐平:闻一多与古今中外作家比较研究综论［A］，山东社会科学［J］，2016年6期
[6]闻一多:致梁实秋、吴景超［A］，闻一多全集卷12［M］80
[7]闻一多:致梁实秋［A］，闻一多全集卷12［M］215
[8]闻一多:致梁实秋、吴景超［A］，闻一多全集卷12［M］96
[9]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A］，闻一多全集卷2［M］118
[10]闻一多:致梁实秋、吴景超［A］，闻一多全集卷12［M］81(www.xing528.com)
[11]闻一多:致梁实秋［A］，闻一多全集卷12［M］215
[12]闻一多:致梁实秋［A］，闻一多全集卷12［M］106
[13]闻一多:《冬夜》评论［A］，闻一多全集卷2［M］73
[14]闻一多:诗与批评［A］，闻一多全集卷2［M］218-221
[15]闻一多:《烙印》序［A］，闻一多全集卷2［M］176
[16]闻一多:《三盘鼓》序［A］，闻一多全集卷2［M］228
[17]闻一多:致臧克家［A］，闻一多全集卷12［M］381
[18]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A］，闻一多全集卷10［M］17-21
[19]闻一多: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A］，闻一多全集卷2［M］405-406
[20]闻一多:人民的世纪［A］，闻一多全集卷2［M］407
[21]闻一多:何善周著《千古英烈万世师表》［A］，许毓峰等编《闻一多研究资料》［C］20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
[22]闻一多:王康著《闻一多传》［M］402，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
[23]闻一多:一二·一运动始末记［A］，闻一多全集卷2［M］435
[24]闻一多:闻黎明著《闻一多年谱长编》［M］1080，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25]重庆各界追悼闻一多挽联［A］，闻黎明著《闻一多年谱长编》［M］1096，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26]参见闻立雕著《激情、理性、成熟与闻一多》［A］，陆耀东等编《闻一多殉难6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549-558，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27]闻一多: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A］，闻一多全集卷2［M］19
[28]闻一多: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A］，闻一多全集卷2［M］134
[29]闻一多:季镇淮著《闻一多先生年谱》［A］，闻一多全集卷12［M］481
[30]郭沫若:《闻一多全集》序［A］，闻一多全集卷12［M］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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