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古今作家比较研究

作为现代诗论开拓者，闻一多不仅在现代诗学演进中有着杰出贡献，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评判也有独特价值，“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158]，而古代诗人及作品研究是其古典文学研究颇为重要的部分。闻一多诗学复杂而多变，他的诗学主张不仅随着时代变化表现出不同面貌，即便同一时期的诗学观念也有明显差异。这种复杂多变现象在闻一多的古代诗人评价中亦常常出现，对晚唐李商隐的评价，便经历了“指责—推崇—批评”的数次转变。

闻一多出身书香世家，其国文功底颇为深厚，幼时就从父熟读唐诗，清华期间更是计划用两年时间学完中国古诗，由此可知闻一多早年便已接触晚唐诗人李商隐。但闻一多对李商隐的评价却首见于其1921年6月发表的《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在这篇闻一多最早的诗学评论文章中，闻一多倡导新诗反对旧诗，要求做诗应“言之有物”，注重真的情感和自然想象，指责李商隐《对雪》诗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认为只有李商隐那样堕落的诗人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来，“我想温飞卿、李义山这派人底思想根本已经受毒了，所以他所见所闻的无往而非‘章台舞絮，陌巷飞花’……这种诗家究竟是时代的畸形底产物”。^[159]

闻一多对李商隐的鄙弃态度在短短一年后便发生变化，1922年6月，赴美留学的闻一多给好友梁实秋写信告知他准备作《义山诗目提要》，同年12月26日致梁的信件中更表示自己诗作颇受李商隐影响，“《忆菊》《秋色》《剑匣》具有最浓缛的作风。义山、济慈的影响都在这里”“我想我们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者定不能不崇拜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慈”。^[160]很明显，闻一多此时对李商隐的推崇与其当时“纯诗”艺术追求颇有关联。

随着思考深入及时代社会变化，闻一多对李商隐的态度亦发生极大转变。在1944年9月发表的《诗与批评》中，闻一多为古代诗人们划分等级，其中忧国忧民的杜甫被他高度评价为一等诗人。而李商隐虽从杜甫而来，但“你只念杜甫，你不会中毒，你只念李义山就糟了，你会中毒的，所以李义山只是二等的诗人。”。^[161]

闻一多对李商隐其人其诗的态度如此游移，前后转变之大颇让人困惑，有学者甚至以闻一多性格的随性率意来解释其态度的复杂多变。然而如果我们深入闻一多的文学、文化和心理世界，便会探究到闻一多态度的游移，不仅与其文化心态的复杂多变密切相关、其艺术主张及诗歌评价标准的不断变化，也是决定其态度的重要条件。

闻一多在提及现代艺术时曾说:“艺术不是西方现有的艺术，更不是中国的偏枯腐朽的艺术底僵尸，乃是融合两派底精华底结晶体。”^[162]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他干脆提出新诗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的宁馨儿”。^[163]他既吸取西方创造进取的现代文化，又继承传统民族文化的精粹，是典型的兼顾新旧、融汇中西的文化心态。然而，闻一多的文化心态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时期的他在文化倾向上更有着明显差异。

与“五四”初期大多数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否定传统、一切西化欧化的态度不同，早年闻一多在清华时期虽已开始接触西方自由平等的现代文化观念，并接受了基督教洗礼，但家庭、启蒙教育、民族尊严感和文化危机感等因素却影响着闻一多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深深依恋。此时的他以东方“老憨”自居，提倡“振兴国学”，所写散文、文论大多是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评价，思想上则以儒家入世精神和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为主导，对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不过是闻一多品行修养及崇高人格建构的力量源泉。闻一多颇为注重崇高人格的追求和锻造，《名誉谈》中他认为“名”于世人极为重要，人生若白驹过隙，若要存念于世界，则惟“名”而已，而“名”亦被其视为第二生命。清华学校罢考事件中即便被留级处理，他仍坚持良心和人格。闻一多讲究正义，对国家和民族有强烈的忧患与责任意识，但此时的他并没有参政意识，更没有参与任何政治行动。晚唐诗人李商隐在文化意识、人格品性上则与闻一多差异较大。与闻一多坚守独立人格、不断完善自我，始终抱有爱国精神不同，李商隐的文化心态和道德取向颇为矛盾。一方面，他怀有强烈的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精神，如李商隐写过大量关心民众疾苦、谴责朋党相争、揭露宦祸割据，有很强批评意识的政治诗和咏史诗，可他的政治意识却与功名欲望紧密相关。《少将》中“一朝拔剑起，上马即如飞”诗句，即真实道出李商隐渴望功成名就的夙愿。在李商隐仕途失意后，他也没有如闻一多般或埋头学术研究，或直面血腥与罪恶，而是沉沦酒色、走马章台、作狭邪游，在香艳绝丽的欢爱描写和深邈绵长的情感诉求中，构筑迷离恍惚的爱情幻境。一方面，他信仰道教，追求超俗高洁的君子人格。另一方面却因生活所迫写下大量阿谀奉承，带有明显功利色彩的干谒诗作，在道德行为上则背负背恩无行“俱无特操、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164]的恶名，无怪乎要求“骨格”的闻一多斥责李商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一味沉溺于风花雪月纠缠于章台陌巷，更评价李商隐、温庭筠等人的诗词是“亏得你的歌讴——文章，/变作了‘倚门市’的私娼。/宇宙的‘琵琶巷’”。^[165]

闻一多对李商隐厌弃的态度在1922年后有很大转变，这一变化与闻一多文化心态的改变息息相关。1922年8月闻一多离开清华到美国留学，对家乡的思念、对物质文明带来的异化，以及因弱国子民所遭受的歧视等原因，使闻一多在心理上仍偏向于民族传统文化。但闻一多此时青睐的主要是中国“均齐”“蕴藉”“圆满”等性质的“美”文化，这一文化在律诗那里得到很好呈现，律诗因此被闻一多视为中国最纯粹的艺术代表。在眷恋中国“美”文化同时，西方启蒙主义、唯美主义文化思潮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他，促使他寻求中西文化的融合之路，西方文化在他的人格塑模、文学创作及研究中发挥了更多更大作用。如人格塑造上，此时闻一多体现出青春型艺术美人格，异域启蒙与浪漫主义文化中的自由反叛、浪漫张扬等为闻一多吸收接纳，一向理性内向的闻一多个性张扬，浪漫恣意，充满火一般热情。艺术创作上，西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文化倾向驱使他以唯美、浪漫、张扬个性等标准去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

受西方现代文化意识熏陶的闻一多在评价诗人及诗歌时，便有了不一样的感想与认识。如他在1922年12月提及“诲淫之作”《蕙的风》时说到:“淫不是不可诲的，淫不是必待诲而后有的。作诗是作诗，没有诗而只有淫，自然是批评家所不许的。”^[166]很明显，此时闻一多认为“淫”乃人之本性，可加以讴歌与抒写，但诗歌应有诗的本质。闻一多对传统文化的质疑在其《诗经》评价中更为明显。在1927年7月连载于《〈时事新报〉学灯》上的《诗经的性欲观》中，闻一多对儒家文化的虚伪矫饰颇为不满，自然率真的朴野人性则成为他礼赞对象，“现在我们用完全赤裸的眼光来查验《诗经》，结果简直可以说‘好色而淫’，淫得厉害!”“讲《诗经》淫，并不是骂《诗经》……那些劳人思妇的情绪之粗犷，表现之赤!……他们想的，我们决不敢想，他们讲的，我们决不敢讲。”李商隐在闻一多眼里便也呈现出另样风采。从李商隐的情感经历来看，李商隐与玉阳山女观和贵家姬妾的数次爱恋，曾被闻一多视为滥情和狭游，但此时闻一多对李商隐的爱恋应不再排斥且可能持赞美态度。我们可从闻一多对自身包办婚姻的不满及爱情的礼赞态度中窥其端倪。闻一多曾于婚后给家人写信表达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的不满:“家庭是怎样地妨碍个人底发展啊!……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167]闻一多内心身处对自由热烈爱情的渴望在留美时显露了冰山一角:1925年他“在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虽然“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168]但闻一多对这段情感却印象深刻、难以忘怀:“我们一度相逢，来自西东，/我全身的血液，精神，如潮汹涌，/‘但只那一度相逢，旋即分道。’/留下我的心永在长夜里怔忡。”(《相遇已成过去》)在爱情之路上谨慎、遗憾且悲怆的闻一多再次遭遇李商隐缠绵感伤的爱情诗时便深有感触。而李商隐哀伤怅惘的爱情诗因其深沉缠绵、感情真挚丰富显露出纯净而高远的意味，这恰恰是闻一多所欣赏的爱情境界。“五四”初期闻一多曾指斥李商隐为堕落诗人，究其原因为李商隐流连于章台陌巷，喜欢描写香艳绮丽的欢情场面。闻一多这种极端观点在1922年得以改观，从西方开放自由的文化角度出发，李商隐的诲淫之作显露出新的面貌、表现出自由反叛浪漫气息:李商隐一反诗歌载道言志的功能而书写性爱、表现性心理，不仅是对传统诗歌规范的突破，更是对儒家文化禁锢人性的反叛，是李商隐个性张扬、人格浪漫的有力呈现。闻一多对李商隐兴趣的增厚既源于李商隐爱情诗反叛的浪漫风格，还因李商隐诗歌表现出的含蓄、圆融、典雅的中国美，与济慈、王尔德等宣扬的唯美文化颇有融合之处，对唯美文化的注重使闻一多将李商隐和济慈视为自己崇拜的对象，闻一多对李商隐的倚重此时达到巅峰。

如果说早年闻一多因国学教育等原因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讴歌与赞美态度，留学美国后的闻一多则在文化救国同时开始质疑传统，并试图借鉴西方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后期闻一多在经过10多年勤奋认真的国学释读后对传统文化的实质有了深入认识。1943年11月他致信臧克家谓自己“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169]闻一多一改以往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观点，对传统文化的虚伪和丑陋予以犀利揭露与批判。他指责儒、道、墨的本质是偷儿、骗子和土匪，传统儒家的各种道德规范只会让人作呕，而他先前欣赏的圆融均齐等“美”文化的根本——儒家的中庸之道则被闻一多视为儒家帮凶的手段，“切莫误会，中庸绝不是公平。公平是从是非观念出发的，而中庸只是在厉害中打算盘。主奴之间还讲什么是非呢?”^[170]在对传统文化批判同时，闻一多试图发掘民族文化中的原始野性与强盛生命力，“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伏蛰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171]闻一多要求人们充满火热般的生命强力，以此来对抗外敌入侵和强权压迫。在寻求民族强力同时，闻一多对西方宗教文化中的创造进取、永不屈服精神颇为欣赏，他将宗教精神、民族强力及“经世致用”思想联系起来，超越西方自我精神审视而扩展到为民族国家服务的基督教崇高牺牲精神。与此同时，马克思文化思想对闻一多的影响日益明显，自由和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成为闻一多奋斗的目标。闻一多此时的文化心态影响到他对前人的评价态度，永不屈服的宗教精神使闻一多倾向认同杜甫、屈原等充满骨气硬气的文人。与杜屈二人相比，李白、李商隐在国家纷乱、个体飘零之时却遁世入道、颓废消沉，一个恣意纵酒、一个流连章台，而李商隐因家世寒微、沉沦下僚在性格上更趋向多愁善感、谨慎软弱。如《无题》“八岁偷照镜”中李商隐以少女自况，“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夕阳楼》中李商隐感叹自己，“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李商隐性格的懦弱在其幕僚生涯与婚恋生活上反映明显，长期依人作幕的生存方式致使他一贯谨小慎微、隐忍内向，而懦弱个性又导致他婚恋失意和无奈。他的人生呈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他的诗歌也大多表现出缠绵感伤、失落孤寂等情感特征。李商隐软弱隐忍的性格与感伤愁怨的诗风对此时充满斗争精神、呼吁民族血性的闻一多来说肯定不欣赏，对时处危难和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家、民族及民众而言也不合时宜。诚如闻一多宣扬那样，此时中国要的“不是对付的，将就的，马马虎虎的，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上弥留的活着，而是完整的，绝对的活着——不是彼此都让点步的委曲求全，所谓‘中庸之道’式的，实在是一种虚伪的活，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不是你死我活，便是我死你活的彻底的，认真的活——是一种失败在今生，成功在来世的永不认输，永不屈服的精神!”^[172]

闻一多对李商隐前后评价的差异如此之大不仅与其文化心态变化有关，艺术观念的转变更直接影响着闻一多对古代诗人诗歌的看法和态度。闻一多文艺思想复杂多变，学界较流行看法是将其文艺观以1933年《〈烙印〉序》的发表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闻一多倡导“为艺术而艺术”，提出诗歌“三美”主张，推崇格律化、追求艺术“纯形”。后期的他则注重诗歌的现实功利性和社会性，要求“艺术为人生”，甚至“艺术为人民”。不过也有人提出清华文学社成立前后及闻一多诗论文章《时代的鼓手》发表前后的文艺观仍存在较大差异，结合闻一多对李商隐其人其诗的多种不同态度，笔者将闻一多文艺思想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第一时期以清华文学社成立为标志分成两个阶段，社团成立前的闻一多以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其文艺观倾向于艺术的社会功利性，社团成立后至《〈烙印〉序》的发表则是闻一多唯美主义“纯诗”的倡导阶段。第二时期则以1943年11月13日发表《时代的鼓手》为界，前一阶段是文艺思想的渐变期，后一阶段则是彻底的“艺术为人民”思想。

闻一多早期文艺思想呈现出“为艺术而艺术”的整体倾向，但其具体表现却复杂而多元，清华文学社成立前的闻一多更关注艺术的社会性。早在1919年，闻一多等人便成立美术社，并发表《建设的美术》，认为美术能起到振兴工业的作用。《出版物的封面》中闻一多提出对封面的要求不仅要美观，而且要讲究实利，视只顾美观不要实用为时间与精力的浪费。《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里闻一多则直接宣告，“艺术确是改造社会底急务/艺术能替个人底生计保险”。^[173]从艺术功利角度出发，闻一多要求改变传统旧诗繁缛艰涩、言之无物的面貌，反对“无病呻吟”或纠缠于琐屑事物及些微伤痛，倡导新诗，重视情感、幻象等内在原素。闻一多提倡的新诗和“五四”其他文人一样，是“时代的公共话语与公共意志”的体现，“它不具有日常生活性和私人性”，^[174]这与李商隐注重个体及日常生活的爱情诗完全不同。至于《对雪》一诗则在形式上严整华丽、内容上多用典故、意象多为“玉女扉”等传统情诗中常见之物，与通俗易懂、意象新颖的新诗相比，该诗形式守旧、内容晦涩、意象与意境矫揉造作、牵强附会，并非出于天然，故闻一多批评李商隐为旧时代畸形底产物。(www.xing528.com)

清华文学社成立在闻一多文艺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闻一多在社团时便开始撰写《律诗底研究》，完成了《〈冬夜〉评论》，并做过一场《诗歌节奏的研究》报告。从这些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出闻一多对艺术纯美的追求。1922年10月闻一多在写给友人信件中则直接提及他们社团“主张的是纯艺术的艺术”，他们的文艺观点是“以美为艺术之核心”。^[175]同年另一信件中，他其实自认就是一个“极端唯美主义者”，而“我的诗若能有所补益于人类，那是我的无心的动作。”^[176]闻一多的诗美主要通过幻象、感情、音节、绘藻等四大原素表现出来，其中幻象和情感属于内在质素，而音节、绘藻属于外在形式原素。如果说早期闻一多更看重情感原素，那么此时闻一多则越来越注重诗歌形式美。《泰果尔批评》中，闻一多发出诗歌必须有形式的感叹:“我不能相信没有形式的东西怎能存在，我更不能明了若没有形式艺术怎能存在!”^[177]《戏剧的歧途》中，闻一多更提出“纯形”观念，他认为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要达到纯形。

闻一多对艺术纯形追求与唯美主义诗人李商隐关系密切。李商隐诗歌在缠绵幽深的情感、精雕细琢的语言、秾丽多彩的画面、整饰圆融的结构等方面影响闻一多颇多，而李商隐奇绝繁复的意象、暗示象征手法的绝妙运用更让闻一多佩服不已。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闻一多曾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的类型。”^[178]于李商隐而言，情感深挚浓烈是其诗歌主要特征，其爱情诗更以“深情绵邈”著称。但他的情感并不是直接抒发出来，而是借用一系列意象，用象征、暗示、比喻等艺术手法加以表达。如《锦瑟》以锦瑟、蝴蝶、杜鹃、沧海珠、蓝田玉等一连串意象，表达诗人复杂难以名状的情愫。意象的使用在中国传统诗歌中较为常见，但李商隐的意象却颇为繁复奇绝，且从表面上看意象与意象之间、意象与诗人所表达的情感并无太大关联，可李商隐却能巧妙运用暗示、比喻等方法将整首诗构成象征。如《锦瑟》以锦瑟之“五十弦”“思华年”“追忆”“枉然”等字眼，暗示意象群是诗人伤时感世情感的象征。李商隐意象的奇特性还表现在丰富多样的色彩意象使用上，从宋人陶敖孙“绮密瑰妍”与元代辛文房“为文瑰迈奇古”的评语，可知李商隐诗歌色彩的秾丽与丰富早已为世人注目。他的诗歌随处可见各种现实或非现实的色彩意象，“彩凤”“沧海”“紫府”“蓝田”“红烛”等，各色意象在李商隐诗歌中不断出现，无怪乎朱鹤龄以“沉博绝丽”概括义山色彩。

李商隐以象征暗示手法借繁复秾丽意象表达自我情感的诗歌创作方法对闻一多影响颇大。从诗歌的抒情性来看，闻一多诗歌的情感特征极为明显。他的《红烛》诗歌情感复杂炽热，他的《死水》诗集深沉内敛，而闻一多诗歌的缠绵深思、失落孤独与李商隐诗歌情感颇为相似，这驱使闻一多在表现情感时并不直抒胸臆，而是如李商隐般借用外在意象含蓄传达出来。闻一多喜用且擅用意象，其意象在浓丽繁密、构思奇特等方面与义山诗很是相近。如《秋色》的意象色彩绚丽浓艳:紫葡萄、金鲤鱼、朱砂燕、枫叶、绿茵、红脸、棕黄的橡叶、金色的树木、黄绿的宫瓦、绚缦的祥云……秋天在闻一多笔下斑斓多姿、美丽无比。闻一多的象征也多为整体性象征，其象征意义常通过整首诗表现出来。如《死水》以腐臭的死水象征黑暗腐败社会，《孤雁》则是身处异国他乡诗人的象征，其他如《红烛》《黄鸟》《剑匣》《忆菊》《荒村》等莫不如此。除此之外，闻一多部分诗歌甚至可见李商隐身影，其《剑匣》《孤雁》等诗作与义山诗的意象颇为类似，《红烛》引用了义山《无题》中“蜡炬成灰泪始干”诗句，《黄鸟》则仿若从义山诗《流莺》演化而来，《秋色》更是直接喊出，“借义山济慈的诗/唱着你的色彩”。

闻一多早期因痛惜中国新诗民众艺术的畸形滥觞，在济慈、李商隐等人影响下提倡艺术至上，追求艺术纯形，融合中西文化精华，创造出新格律诗这“中西艺术结婚后的宁馨儿”。但中国诗歌自古以来的“言志载道”传统与中国新诗救亡图存的功利背景和目的，决定了唯美诗歌在中国诗坛的复杂面孔。对于充满血性、正义爱国的闻一多来说，在他宣告自己为“极端唯美主义者”同时，对诗歌的现实色彩、功利目的并不完全排斥。如《泰果尔批评》中，诗人认为“泰果尔底文艺底最大的缺憾是没有把捉到现实”“文学底宫殿必须建在现实的人生底基石上”。^[179]他的《红烛》满载着浓郁的爱国热诚，他的《死水》则充斥着丑陋现实的表现和批判。但此时闻一多在强调现实性同时更看重诗歌艺术性，认为艺术源于现实但高于现实，反对绝对的写实主义。随着时代急剧变化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曾一度向内而专注纯诗艺术追求的闻一多慢慢远离纯美。1933年闻一多在《〈烙印〉序》中，直接提出重生活轻形式的言论:“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如果为保留这一点，而忽略了一首诗的外形的完美，谁又能说是不合算?”^[180]《〈烙印〉序》的发表，标志着闻一多的艺术目标已由最初的追求纯美，转变成强调诗歌的现实功利性。《时代的鼓手》中，闻一多首次提出诗歌要为人民服务，他认为田间的鼓点式诗歌《多一些》《人民底舞》等诗作虽形式单调、缺乏美感甚至算不上诗，但却“响亮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181]闻一多强调诗歌是鼓，在战争来临的时代，诗人要用急促的鼓声唤醒沉睡的人们，鼓励人们去勇敢地爱与恨。1944年纪念“五四”的联大晚会上，闻一多干脆呼吁将文学与政治打成一片。《诗与批评》中闻一多更注重诗歌的社会性与人民性:“诗是社会的产物，若不是于社会有用的工具，社会是不要他的。”他呼吁诗人从小我走向大我，认为“为诗而诗”这“不负责的宣传是诗歌的顶大的罪名”，批评陶渊明、谢灵运的诗歌虽美丽而无用，杜甫的伟大之处则因他为社会和人民而作，“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同其欢乐，同其悲苦，他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182]杜甫诗歌因此表现出强烈的人民性。李商隐诗歌则与社会和人民相隔太远，诗歌内容除少部分咏史诗外，大多是爱情诗与干谒诗。这对后期提倡“人民至上”的闻一多而言，并非最好最适合的阅读对象，故闻一多提出，李商隐沉郁的风格虽出于杜甫，却只能为二流诗人。在民族危亡、社会矛盾突出年代，若诗人一味沉溺于儿女情长与个人感伤，不仅于个人和社会无补，反而有可能沦为权力掌控者的帮凶。这也正如鲁迅所言，“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人们需要的诗文“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183]所以，闻一多反对只读李商隐不读杜甫。

闻一多对李商隐及其诗歌的态度由最初朴素唯物主义阶段的指责，到唯美艺术追求时期的崇拜，再到为人生而艺术时期的理性批评，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其转变与闻一多文化心态、艺术观念的变化紧密相关。艺术评价标准的不同则是闻一多对李商隐前后态度不一的直接原因。在最初时期，闻一多主要从艺术的社会性及人格角度评价李商隐及其诗歌。李商隐“背恩无行”、作狭邪游的行为被闻一多视为堕落，其远离社会的爱情诗则被闻一多称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1922年闻一多表现出对李商隐崇拜，则主要从唯美艺术角度出发。李商隐诗歌的绮密瑰妍、沉博绝丽深深吸引闻一多，诱使他在艺术手法上向李商隐靠拢。晚期闻一多不再像早期那般偏执，评价诗人诗歌的标准也不再单一，而是呈现出客观理性色彩及多元化倾向:闻一多既欣赏李商隐诗歌的唯美艺术，又意识到其诗歌题材、意境及整个诗风与纷乱危急的时代并不合拍，这样的时代虽然需要多样内容与形式，但更需要对社会负责的诗歌。诗歌的效率与价值都应该为诗人所重视，故杜甫因其诗歌博大被闻一多列为一等，其他如李白、陶渊明乃至李商隐诗歌则只是治病的一剂药方，因此不能单用，所以“李义山只是二等诗人”。

闻一多对李商隐态度的数次转变虽然有较大差异，但我们可从其转变中发现闻一多诗歌批评和诗学观点的不断发展和渐趋理性成熟的特点。诚如闻一多在《诗与批评》中所说:“什么是诗呢?我们谁能大胆地说出什么是诗呢?我们谁敢大胆地决定什么是诗呢?不能!”^[184]闻一多对以往诗坛(包括闻一多自身)的一元化诗歌思维模式大声提出质疑，他改变自己昔日或单凭人品，或仅从艺术出发的批评方法，倡导诗歌应自由发展，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都可纳入。《文学的历史动向》里，闻一多更提出诗歌应拥有“无限度的弹性”，固执于单一狭隘的诗歌观念将使诗歌难以立足。闻一多这些言论鲜明地表达其诗学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的文学思想，他的诗歌评论因此呈现出多元化特点。

也许有人会提出多元化诗歌评论是否反映出闻一多诗歌价值观的混乱，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闻一多的多元观往往与时代性紧密相连。闻一多认为诗歌会随着时代变化在内容形式等方面表现出不同风采，诗歌是否具有时代特色是评价一首诗歌的重要标准。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中，闻一多高度赞扬郭沫若诗歌的重要依据便是其时代性:“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肖子。”^[185]《〈冬夜〉评论》中，闻一多批评《冬夜》因词曲音节之限而拘缚于中国传统意象和意境，诗歌的时代意识大大受损，诗歌的新诗特色也就并不突出。与诗歌应具有时代意识相适应，闻一多诗评的时代色彩也非常明显。《诗与批评》是闻一多关于诗歌评价标准的重要理论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提及诗歌批评存在两种主张——价值论和效率论，价值论者注重诗歌的宣传效果、效率论者则沉迷于诗歌的文字与技巧。闻一多通过考察诗歌评价史发现诗歌评价与时代特色颇有关联，在《诗经》时代只有价值批评论，且全是负责的教育价值，个人主义时代则只有效率论。闻一多以孔子诗评为例，说明要兼顾价值论与效率论，只是不同时代着重点有一定差异。从闻一多诗评的时代性来看他对待李商隐及其诗歌的评价，其态度的游移与转变便不难理解。

中国新诗是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民族危难处境驱使知识分子们反思传统、学习西方。“五四”文人们在西方启蒙思潮和现代文化影响下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诗是反对旧文学束缚的最早产物，其艺术的现实性和功利色彩十分浓厚。此时闻一多在评价诗人诗歌时更倾向社会价值论，李商隐最具魅力的爱情诗在其看来便无可取之处。“五四”初期的新诗宣告废除传统格律诗、创作白话新诗，但过度的自由和白话却导致诗歌审美薄弱和形式粗糙，面对新诗“非诗化”创作困境，留美后的闻一多在西方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及中国传统律诗影响下，重提“为诗而诗”的创作理念，在诗歌评论上则注重效率论，李商隐因其诗歌表现出来的意境美、语言美、音乐美、情感美等风格，成为闻一多学习和效仿的对象。历史的车轮行进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在中国大地上全面爆发，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却异常丑陋黑暗，极具正义感和独立精神的闻一多从书斋转向社会斗争前沿，从诗歌的效率论转向价值论。于他而言，在一个民族危难、民众疾苦的“个人社会”时代，不仅有个人，更要有社会，故闻一多将杜甫列为一等诗人，而李商隐虽出于杜甫，却只能为二等诗人。

闻一多对李商隐及其诗歌评价不仅呈现出多元化、时代性特点，将人品与诗品相关联也是他评价诗人及诗歌的重要标准。闻一多非常注重诗人的人品。他往往从人格出发品评诗人的诗风和诗品，认为人品高诗品必高，而唐朝诗歌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时代变了，人们复活了追求人格美的风气，于是这时期诗人的作品都能活现其人格。”^[186]闻一多对律诗的欣赏也因“首首律诗里有个中国式的人格在”。^[187]从人品角度出发，闻一多对屈原、杜甫、韩愈等人的诗歌评价颇高。如他认为屈原《离骚》的成功不仅是艺术的更是政治的，而屈原之所以获得人们的热爱与崇敬，不是因为文采，而是“行义”，是他伟大的人格。杜甫之所以被闻一多评为一等诗人，除了诗歌的社会性与人民性，其人格崇高也是重要因素:“两汉时期文人有良心而没有文学，魏晋六朝时期则有文学而没有良心，盛唐时期可说是文学与良心兼备，杜甫便是代表，他的伟大就在这里。”^[188]闻一多对韩愈的首肯亦从其战斗和反抗精神出发，对陆游的佩服则因其心系天下，渴慕收复故土。一面是因人格高大从而肯定其诗作，另一面则因人格卑小对诗人持一定排斥态度。如闻一多早期评价李商隐为堕落诗人，批评《对雪》诗庸俗鄙陋；评价“李白有他的天才，没有他的人格”，指责李白“在乱中的行动却有作汉奸的嫌疑”；而王维的诗境如其在安史之乱中的表现一样，“象一个反抗无力而被迫受辱的女子”。^[189]

闻一多不仅用人品衡量诗人的诗品，他同时要求“诗如其人”，诗歌同诗人一样应有骨格:“诗这个东西，不当专门以油头粉面，娇声媚态去逢迎人，她也应该有点骨格，这骨格便是人类生活的经验……。”^[190]所以他欣赏《诗经》《离骚》及盛唐诗歌，喜爱杜甫、韩愈、白居易、陈子昂的诗，而李商隐干谒诗有奉承之意、爱情诗有艳情之色，诗风则以感伤缠绵为主，这于提倡诗歌应有骨格和骨气的闻一多来说未免缺憾，故闻一多认为义山诗应和其他诗歌一起阅读，单读义山诗作则会中毒。闻一多“诗如其人”“人如其诗”的诗评标准虽是中国诗评的优良传统，但片面以人品高下判断诗歌之优劣却不是诗评的正确做法。从人格角度品评诗人及诗歌只是诗评的一种方法，更多时候我们应将人格批评法与诗评的时代性、多元化相结合，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得到客观理性的评价。

闻一多对李商隐其人其诗的评价复杂多变，文化心态、艺术观念是影响闻一多诗评的重要因素。早年闻一多怀抱治世精神、崇尚“圣贤”人格、讲究艺术的实用功能，道德上背负恶名、艺术上迷恋情爱题材的李商隐对此时的闻一多来说颇为不喜。留美后的闻一多对西方现代启蒙文化和唯美文化的兴趣日增，李商隐哀婉幽深的情爱诗显现出反叛的浪漫色彩，其绮密瑰妍的唯美风格更为闻一多所推崇。后期闻一多因时代需要倾向于民族朴野文化与基督教牺牲精神，艺术上则偏重社会现实与人民利益，性格偏于软弱、题材多囿于个人、诗风偏向感伤阴柔的李商隐及其诗歌在民主“斗士”闻一多眼里表现出极大局限性。闻一多不同时期对李商隐态度的差异，还与其批评标准变化有直接关联，早期闻一多主要以人格批评法认识李商隐及其诗歌，留学后的闻一多则主要从唯美角度评价义山诗歌，后期闻一多的认识渐趋理性成熟。总的来说，闻一多对李商隐及其诗歌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主观非艺术，到客观多元的发展过程。不同时期的闻一多因文化心态、艺术主张、批评标准不同，在李商隐评价上表现出多种面孔。晚年闻一多在诗歌评价上更为理性客观，他的诗评兼顾时代、人格、艺术、社会等多种原素，从而显现出时代性、人格化及多元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