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者的闻一多，无论前期抑或后期，均没有对中国著名诗人陶渊明作过系统研究。这原因，当然和他主要是楚辞和唐诗的研究方向有关。虽然如此，但并非闻一多对陶渊明没有评价。在《诗与批评》和《人民的诗人:屈原》这两篇文艺时评，或称为文学史研究中，闻一多就对陶渊明有着不同他人的独特认识。如果根据陶渊明诗作的实际内容，尤其闻一多前期唯美主义评价标准，他一定会对陶渊明推崇备至。但事实并非如此，闻一多却对陶渊明其诗其人进行猛烈批评。当然，这是闻一多已经背离纯艺术追求，而更强调艺术功利的后期。
1943年12月，闻一多在昆明的中法大学演讲《诗与批评》。这篇著名演讲，闻一多“认为诗人有等级”。他说“如同别的东西一样分做一等二等三等，那么杜甫应该是一等的，因为他的诗博、大”。虽然“陶渊明的诗是美的”，但闻一多“以为他诗里的资源是类乎珍宝一样的东西，美丽而不有用，是则陶渊明应在杜甫之下”。他还认为陶渊明“时候只有个人，没有社会”。而“个人是耽沉于自己的享乐，忘记社会，个人是觅求‘效率’(按即艺术追求)以增加自己愉悦的感受，忘记自己以外的人群”。因此他愤世嫉俗地说:“陶渊明时代有多少人过极端苦难的日子，但他不管，他为他自己写下他闲逸的诗篇。”闻一多还说“谢灵运一样忘记社会，为自己的愉悦而玩弄文字”。因此，“当我们想到那时别人的苦难，想着那幅流民图，我们实实在在觉得陶渊明与谢灵运之流是多么无心肝，多么该死”!闻一多归纳说:“这是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了，到了极端，即是宣布了个人主义的崩溃。”[121]最后的结论是，“尽管陶渊明歌颂过农村”，但“农民不要他”“因为他们既不属于人民，也不是为着人民”。[122]
被文学史家称为田园诗人的陶渊明，大约生活在公元365-427年间社会动荡的的晋宋时期。其曾祖陶侃是曾任八州都督大司马等职的东晋重臣，祖父陶茂也当过武昌太守。父母属于累世通婚。母亲不仅是当时名士孟嘉的女儿，而且还是其曾祖的外孙女儿。虽然陶渊明具有显赫家世，但因其父早逝，祖上功勋并未泽被及他。然而他受母亲和外公影响，自幼读过《六经》《史记》《楚辞》《庄子》和《列子》等书，这就奠定他“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陶渊明《杂诗》之三)，和“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归园田居》之一)的儒道驳杂思想。约从28岁开始，陶渊明怀着“大济于苍生”(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的理想出仕，但他时仕时辞几起几落，先后任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职，最终约在40岁任彭泽县令职位80多天时，因不堪吏职约束，更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毅然辞职归隐田园。人所共知的“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123]这话，就是他在这时发出的铿锵声音。表明他归隐决心的《归去来兮辞》，也作于这时。此后，虽仍有邀约其出仕为官者，但他宁愿安贫乐道坚辞不受，始终过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之五)的生活，直至终老。
长达20多年的隐居生活，陶渊明丰年尚能“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陶渊明《读山海经》之一)。但遇歉年却在“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厐主簿邓治中》)境况下，仍然恪守“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之二)信条。其时有一素昧平生老者劝他出仕说:“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而他却回答:“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陶渊明《饮酒》之九)从而表达他屈原般高洁情操，以及和统治者决绝的态度。甚至他贫病交加在床之时，宁愿乞讨并在“衔辑知何谢，冥报以相贻”(陶渊明《乞食》)心境下，江州刺史檀道济前往问候并劝他:“夫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不仅回答“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更将“道济馈以粱肉”，全部“麾而去之”。[124]从而彰显他的高洁人品。
陶渊明留给后世的诗文辞赋等共约130多篇，是他坎坷一生的行为记录和思想表现。最著名的《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饮酒》《述酒》《杂诗》和《桃花源记》，以及《读山海经》和《咏荆轲》等，更是后世学者研究他艺术风格，思想，乃至人格的重要依据。
对陶渊明这位杰出诗人，中国古代文人对其认识角度，也有一个发展和转变过程。他的朋友颜延之所作《陶徵士诔》，推崇的是其人格。此后，无论南北朝时期沈约的《宋书隐逸传》，唐初令狐德棻等的《晋书隐逸传》，乃至唐朝生卒年不详者李延寿的《南史隐逸传》，延续的都是同样内容。南朝锤嵘则不仅对陶渊明“每观其文，想其人德”，而且还从流派角度，冠以“古今隐逸诗人之宗”[125]称号。稍后于锤嵘的梁代萧统，则不仅给予陶渊明人格崇高评价，更对其诗给予最高评价，认为“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126]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人，都曾在诗中给予陶渊明思想和艺术很高地位。宋朝的曾紘，则认为“陶公诗语造平淡而寓意深远，外若枯槁，中实敷腴，真诗人之冠冕也”。[127]苏轼尤其崇拜其人格。他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古今贤之贵其真也”。[128]也许苏东坡偏爱陶渊明的缘故，他不仅称赞“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而更夸大认为“自曹(操或曹植)、刘(祯)、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诸人，皆莫及也”。[129]陆游更认为陶渊明精深微妙的诗作境界达到“篇成能使鬼神愁”[130]的艺术功效。到了近代，王国维则认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达到“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131]陶渊明所以得到古代学人如此崇奉，就因无论他人抑或诗文，都极平淡自然不假雕琢，并达到炉火纯青缘故。
现代学者同样肯定陶渊明人格和诗作艺术。
现代思想家和文学评论家梁启超，将“时代心理”和“作者个性”作为文艺批评着眼点，认为“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之后，我便数陶渊明”。关于作家“个性”分析的两个条件，梁启超认为其一是“不共”，即“作品完全脱离摹仿的套调，不是能和别人共有”。其二是“真”，即“绝无一点矫揉雕饰，把作者的实感，赤裸裸地全盘表现”。据此他说“唐以前的诗人，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我们相接触的，只有阮步兵(按即阮籍)和陶彭泽两个人，而陶尤为甘脆鲜明”。根据陶渊明的家世、时代、乡土和当时思潮等诸方面，梁启超认为陶渊明无论其文其人都是“冲远高洁”，指出其人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他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这可以他的《杂诗》《读山海经》和《咏荆轲》等诗内容为证。其二“他是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如《停云》等诗“真算得温柔敦厚情深文明”，而《答庞参军》等诗，“读去觉得比千尺的桃花潭水还情深”，另如《拟古》和《祭程氏妹文》等诗，“都是从深痛幽怨发出来，个个字带着泪痕”。其三“他是一位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这内容在他晚年诗作《荣木》《杂诗》和《饮酒》中，都有表现。关于归隐的根本原因，梁启超认为陶渊明是“觉得做官混饭吃的苦痛，比挨饿的苦痛还厉害”。《归去来兮辞》不仅是证明，而且更是他“全人格最忠实的表现”。梁启超所说其为“真人”和“真文艺”者，就表现在此。陶渊明那种“宁可饿死，也不肯丝毫迁就”表现，尤其《清晨闻扣门》等诗，就表现着“和屈原的《卜居》《渔父》一样心事。不过屈原的骨鲠显在外面，他却藏在里头”。陶渊明也有快乐，但梁启超认为，“他的快乐不是从安逸得来，完全从劳动得来”。《归园田居》和《怀古田舍》等都是这内容的代表。《桃花源记》虽属乌托邦世界幻想，但却表现他对自由平等理想的向往。所有这些，都源于陶渊明“自然”的人生观。因此“他的文艺只是‘自然’的体现”。[132]
梁启超之外，朱自清有《陶诗的深度》等诸多学术研究。认为不仅“中国诗人里影响最大的似乎是陶渊明、杜甫苏轼三家。”[133]而且在他诗里，同时兼具儒家和道家思想影响。陈寅恪则认为陶“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134]对此，朱光潜并不苟同。他认为陈寅恪“这些话本来都极有见地，只是把渊明看成有意地建立或皈依一个系统井然壁垒森严底哲学家或宗教思想，像一个谨守绳墨底教徒，未免是‘求甚解’，不如颜延之所说底‘学非称师’，他不仅曲解了渊明的思想，而且他也曲解了他的性格”。因为陶“渊明是一位绝顶聪明底人，却不是一个拘守系统底思想家或宗教信徒”。朱光潜既不同意陈寅恪关于陶渊明“内外之分”观点，就认为“尤其不见得渊明有意要做儒家或道家”。他以陶渊明诸多诗作例证该观点后，则判断“渊明很可能没有受任何一家学说影响，甚至不曾像一个思想家推证过这番道理”。虽然如此，“但是他的天资与涵养逐渐使这么一种‘鱼跃鸟飞’的心境成长成熟，到后来触物即发，纯是一片天机”。朱光潜据此认为陶渊明“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尤其“他的智慧和他的情感融成一片，酿成他的极丰富底精神生活。他的为人和他的诗一样，都很淳朴，却都不简单，是一个大交响曲而不是一管一弦的清妙底声响”。论及陶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崇高地位，朱光潜说:“可以和他比拟底，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阔大多变化，但是都没有他那么纯，那么炼。屈原低徊往复，想安顿而终没有得到安顿，他的情绪，想象与风格都带着浪漫艺术的崎岖突兀气象，渊明则如秋潭月影，彻底清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杜甫还不免有意雕绘声色，锻炼字句，时有斧凿痕迹，甚至有笨拙到不很妥帖底句子；渊明则全是自然本色，天衣无缝，到艺术极境而使人望其为艺术。后来诗人苏东坡最爱陶，在性情与风趣上两人确有许多类似，但是苏爱逞巧智，缺乏洗练，在陶公面前终是小巫见大巫。”[135]
应该说，在古今所有文学评论中，朱光潜对陶渊明评价最高。但鲁迅却不完全同意朱光潜观点。针对他“屈原、阮藉、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136]的论证，鲁迅固然承认陶渊明“伟大”，但却不认同朱光潜关于陶渊明完全“静穆”的观点。这即陶渊明“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鲁迅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因此鲁迅根据“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情况，认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这因“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137]应该说，鲁迅的论证比较客观。当然，鲁迅对陶渊明也有严厉批评。这即虽然陶渊明是“隐士”，但却是假的“隐君子”。尤其在“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138]关于陶渊明是否隐士问题，其实鲁迅早在1927年就有答案。他说陶渊明“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是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虽然如此，但鲁迅又说“《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因此鲁迅归纳说:“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因为“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据此鲁迅认为“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诗文中时时提起的”。鲁迅还特别指出，如果“用另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139](www.xing528.com)
实在说，闻一多对“陶渊明应在杜甫之下”的定位，以及陶诗“是一味甘草”的判断，很有道理。然而认为“陶渊明时代有多少人过极端苦难的日子，但他不管，他为他自己写下他闲逸的诗篇”，这是“忘记”当时“那幅流民图”的社会苦难，则背离事实。尤其认为陶渊明等“是多么无心肝，多么该死”的愤激之词，更值得商榷。这在鲁迅的论证里，就有答案。但问题的关键是，闻一多当时何以要酷评陶渊明，我们必须查找其中原因。
闻一多这偏激思想的言论，是因他当时的文艺思想，已由前期崇奉并作“艺术忠臣”，转变为后期甘当“人民忠臣”的缘故。他这文艺思想转变，原因并不复杂其实非常简单，实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结果。这即在抗战后期，世界范围的反侵略战场都在捷报频传，但国民党军队不仅持续败退，更贪腐遍地大发国难财。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尤让人民无以为生，即便身为教授的闻一多，竟然靠刻章挣钱补贴家用。这让凡有良知者都对国民党政权绝望并愤怒。因此他在多种场合，就对当时腐朽现象发出无情抨击。针对无良文人关于他“肚子饿得发慌，才变得这么偏激”的流言，闻一多并不避讳。他说“这话也有几分道理。我确实挨过饿，正是因为我挨过饿，才能懂得那些没有挨过饿的先生们所无法懂的事情”。尤其“国家糟到这步田地，人民痛苦到最后一滴血都要被榨光，自己再不出来说说公正的话，便是可耻的自私”。[140]更兼这时闻一多接触到昆明地下党组织，真正认清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强烈的爱人民以及爱祖国的情感，又让闻一多由前期的“国家主义”者，转变为民主主义者，于是他就坚定站在为人民鼓与呼运动前列。闻一多文艺和政治思想彻底转变后，就以是否为人民，当作文艺批评的坐标。
就在演讲《诗与批评》前不久，在本是唐诗研究课堂上，闻一多曾突然借题发挥，讲起现代诗人田间的《多一些》和《人民底舞》。他说前者“没有‘弦外之音’，没有‘绕梁三日’的余韵，没有半音，没有玩任何‘花头’，只是一句句朴质、干脆、真诚的话，(多么有斤两的话!)简短而坚实的句子，就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是响亮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对于后者即《人民底舞》诗句，即“他们底/仇恨的/力，他们底/仇恨的/血，他们底/仇恨的/歌，握在/手里”，并且“耸起的/筋骨，凸出的/皮肉，挑负着/——种族的/疯狂/种族的/咆哮”等，闻一多说这“便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这是鞍之战中晋解张用他那流着鲜血的手，抢过主帅手中的槌来擂出的鼓声，是弥衡那喷着怒火的‘渔阳掺挝’，甚至是，如诗人Robert lindsey(按即罗伯特·林赛)在《刚果》中，剧作家Eugene oNeil(按即尤金·尼奥尔)在《琼斯皇帝》中所描写的，那非洲土人的原始的鼓，疯狂，野蛮，爆炸着生命的热与力”。闻一多总结认为，田间“所成就的那点，却是诗的先决条件——那便是生活欲，积极的，绝对的生活欲。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沈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更因处在“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尤其“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就必须“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141]闻一多分析田间“鼓的声音”后，就说他“仔细研究中国诗歌底历史”，这才“发觉中国古代只有屈原、嵇康、杜甫、白居易这几位诗人才值得佩服，因为他们底诗多少喊出了时代人民底声音”。而“要诗歌健康，进步，只有把她从统治者手里解放出来，还给劳动人民”。因此闻一多强调“诗歌是鼓，今天的中国是战斗的时代，需要鼓。诗人就是鼓手”。[142]闻一多强调“时代的鼓手”，这因“从来中华民族生命的危殆，没有甚于今天……正是需要药石和鞭策的时候”。他不仅坚决背弃此前崇奉诗作应该“温柔敦厚”信条，更在“‘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古训里嗅到了几千年的血腥”。[143]
就在此之前后，闻一多另有《新文艺和文学遗产》反对复古，反对山林文学，反对新诗人被旧诗蒙蔽而走进象牙塔。《论文艺的民主问题》则认为“做一个中国人比做一个文艺家更重要”。他之“我的性格，喜欢走极端”，[144]就是这篇文章的内容。《五四与中国新文艺》更强调文艺反映现实任务的功利性。《“新中国”给昆明一个耳光吧》，则要作家在“人民的世纪”中认识人民，热爱人民，创作尤其不能脱离现实生活。《战后的文艺道路》，更反对消闲艺术，强调艺术家不能作为消闲的工具，否则就是罪恶，强调文学必须为时代和社会服务。闻一多要“诗人不应该对现实冷淡旁观，应该站在人民的前面，喊出人民所要喊的，领导人民向前走”。[145]他甚至检讨自己曾说的“诗是不负责任的宣传，简直是胡说”!他强调“只有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才有这样的闲情!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事情”。他还说“从前的‘新月派’”，虽然“名曰‘新’，其实腐朽透了”。因此他要求“不仅要写形式上是新的诗，更要写内容也是新的诗，不仅要做新诗，更要做新的诗人”。[146]闻一多不仅对新诗提出批评，而且在他早已搁笔的10多年后，又创作《八教授颂》，以擂鼓声音和楼梯节奏的铿锵，以“药石”效力，鞭挞落伍者开倒车，即“替死的拉住活的”。在这时期，闻一多最为推崇屈原，并将其称为“人民的诗人”。他在《人民的诗人:屈原》中，认为屈原是“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虽然如此，但“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尊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因为“屈原的言，行，无一不是与人民相配合”。这“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所以他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因此，闻一多就肯定“古今没有第二个诗人像屈原那样曾经被人民热爱”。[147]
在这背景下，闻一多的《诗与批评》，认为“诗是社会的产物”，绝不能“只求感受舒适”，尤其不能“只吟味于词句的安排，惊喜于韵律的美妙，完全折服于文字与技巧中”。因为“仅止于欣赏，仅止于享受”，和“为念诗而念诗”的态度，“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社会价值是重要”，所以“我们要诗成为‘负责的宣传’，就非得着重价值不可，因为价值实在是被‘忽视’了”。他还说，“我以为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发展成为社会属于个人，个人为了社会的”。因为“诗是与时代同其呼息的，所以，我们时代不单要用效率论来批评诗，而更重要的是以价值(按即功利)论诗了，因为加在我们身上的将是一个新时代”。[148]现实生活磨难和时代要求，让闻一多真正认识人民的历史作用，明白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就让闻一多既关心文艺进步，更关心政治进步。“从不问政治到问政治，从无党派到有党派，这一转变，从客观环境说，是时代的逼迫，从主观认识说，是思想的觉悟”。[149]闻一多从是否为人民的视角，对陶渊明做了酷评。
关于陶渊明的人格，其实已经包含在此前所介绍的古今文人学者对其评价中。概而括之，首先应是朱光潜所论者，陶渊明无论作人和作诗，都很淳朴，是和谐静穆的统一。苏东坡关于他“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以及“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评价，正可作为论据。这即苏东坡所说陶渊明“古今贤之贵其真”的原因。其次，陶渊明“自然”和“真”，朱自清和陈寅恪分别认为兼具儒家和道家思想，以及“外儒内道”表现，从一个侧面来说，并非没有道理。因为陶渊明出仕，无疑属儒家思想表现。而其归隐，理当归为道家思想表现。当然，陶渊明最可称颂者，应如梁启超所说，“他是一位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因为他“宁可饿死，也不肯丝毫迁就”。尤其在他隐居之后极其困境中，无论官府抑或邻人为其生计劝他重新出仕，他均不肯，甚至将官府所赠“粱肉”，竟给“麾而去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名言，不仅激励1500多年的知识分子，甚至激励所有民众当作为人准则。我们不能否认，李白著名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句，就是陶渊明这名言精髓的延续。即便闻一多的高洁人品，又何尝不受陶渊明影响!因此，王国维才认为陶渊明这种人格表现，达到“无我之境”界。以上所论陶渊明人格，其实均从他某个方面，即人品角度阐述。鲁迅也承认陶渊明伟大，但并非仅根据朱光潜所谓“和谐静穆”。除此之外，他还认为陶渊明具有“金刚怒目”一面，这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就有表现。并且强调论证不能“取舍”而要“全人”，尤其不能“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
虽然如此，但我们还是不能否认，作为复杂“金银盾”的陶渊明，在“和谐静穆”与“金刚怒目”之间，前者当是矛盾主要方面。闻一多和陶渊明比较，更是复杂“金银盾”。但他比陶渊明更有胆识，更加“金刚怒目”。请看闻一多大骂当时国民党集团:“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最坏的朝代也没有这么坏，这么专横，这么腐败!”这“封建专制加法西斯”统治，甚至“明代的特务制度也没有这样残暴”。[150]为了人民利益，闻一多在傅斯年面前大胆宣称:“我就是布尔什维克”。而在邱清泉面前同样毫不畏惧:“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他不仅痛骂当时贪腐横行，甚而直接痛骂蒋介石。闻一多说“他这些年造了那么多的孽，害了那么多的人民，骂一下都不行吗?咱们应该讲真理，明是非。我有名有姓，我就要骂”![151]尤其他加入民盟后在党领导下，更利用各种形式，在多种场合推进民主进程。在《人民的世纪》中，他坚定说:“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假如根本没有人民，就用不着土地，也就用不着主权。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152]为实现这目标，他说“‘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努力!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冲破孔家店，要打倒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153]闻一多光明磊落。当有人质问说“你们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尾巴，为什么要当尾巴”时，闻一多毫不避讳:“我们就是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做得对。有头有尾，当尾巴有什么不好?”[154]闻一多为人民利益鼓呼，他不仅后期连续写出《复古的空气》《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五四历史座谈》《关于儒·道·匪》《一个白日梦》《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在五四青年运动座谈会上的讲话》《“五四”断想》《兽·人·鬼》《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民盟的性质和作风》以及《为李公朴死难题词》和《最后一次的讲演》等战斗檄文，而更现身说法，在1945年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亲身走上街头，抗议国民党军警镇压学生的暴行。他将生死置之度外，面对手枪，“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155]闻一多为祖国前途和人民利益的这种胆识和行为，在中国从封建到民主的历史进程中，树立一座高大丰碑，实为知识分子的榜样。他之“国家糟到这步田地，人民痛苦到最后一滴血都要被榨光，自己再不出来说说公正的话，便是可耻的自私”[156]这表白和具体实践，则是和陶渊明人格的最大差别。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古今文人学者对陶渊明人品和诗品的价值判断。因为陶渊明厌恶官场污浊，在无力抗争情况下独善其身，以自身清白求得灵魂安宁，这在当时乃至任何时代，都是为官者难以割舍的选择。即便知识分子，对做官也都梦寐以求，虽然遮遮掩掩口说不愿，但为荣华富贵，却极力攀爬，就更莫说得到官位却弃而离之。但陶渊明这样做了。这就让那些即便为官的文人，也对其选择的行为仰慕。鲁迅属于人所共知的“革命者”，虽然他1927年《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对陶渊明的定位有“文化摇滚”之嫌，是用滑稽口吻谈论严肃事情，但在9年之后的1936年，即便“战斗”的鲁迅根据时代需要，在强调陶渊明“金刚怒目”同时，也不否认他“和谐静穆”，并承认其伟大。当然，我们不能据此简单否认作为更激进精英知识分子的闻一多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反古今文人对陶渊明传统评价的表现。他是从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角度考量，对陶渊明提出批评。虽然失之学术甚远，但却是时代要求。因为他设想的选本“是一个治病的药方”。闻一多这里根据“药石和鞭策”[157]需要，超越陶渊明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行为，从更高层面强调应该为人民福祉鼓呼。当然，他所批评者不仅陶渊明本人，更有世人对陶渊明的传统认识，目的是为鼓足文艺工作者对当时贪腐集团斗争的情绪。但完全从社会或政治需要层面进行评价，这就背离文艺批评原则。我们虽不否认闻一多从诗人和学者转变为“斗士”行为的正确，但我们对闻一多这种偏激，也只能理解却不能简单认同。因为闻一多对陶渊明的认识，其实也属“凌迟”而非“全人”。从学术角度考量，这更是时代悲剧。如果根据时代背景考量人的行为，我们在肯定闻一多批评陶渊明同时，也不能否定陶渊明退隐的进步价值。因为他生逢乱世，是在进不足以谋国情况下无奈选择，更是对“鱼跃鸟飞”自由的向往。虽然他也安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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