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不唯不同时期不同境遇的文学史家，对屈原有不同评价如两汉时期的屈原阐释。即便同一人在不同阶段，也会对其有不同认识如闻一多就是。这是很有意义的课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1935年，闻一多在《读骚杂记》中，将历来关于屈原自尽动机的解释分为三说:即“班固《〈离骚〉序》”之“忿怼不容，沉江而死”的“泄忿说”；“《渔父》的作者”之“宁赴常流而葬于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的“洁身”说；还有“东汉以来”所“渐渐注重屈原忠的方面”，而且“直到近人王树坍提出尸谏二字”，所达到“这派意见的极峰”之“忧国”说。闻一多认为，“三说之中，泄忿最合事实，洁身也不悖情理”，唯“忧国则最不可信”。然而为何“偏是忧国说流传最久，势力最大”，闻一多认为这是“历史人物的偶像化”缘故。他说“一个历史人物的偶像化的程度，往往是与时间成正比的”。而且“时间愈久，偶像化的程度愈深，而去事实也愈远”。他甚至认为，“在今天，我们习闻的屈原，已经变得和《离骚》的作者不能并立了”。因为“你若认定《离骚》，是这位屈原作的，你便永远读不懂《离骚》”。而“你若能平心静气的把《离骚》读懂了，又感觉《离骚》不像是这位屈原作的”。他说这因“被你自己的偶像崇拜的热诚欺骗了”。为证明屈原之死并非“忧国”，闻一多引用西汉班固《〈离骚〉序》说，“屈原露才扬已，兢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然数责怀王，怨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挈狂狷景行之士”。他说“这才真是《离骚》的作者”。只是，却“去后世所谓忠君爱国的屈原是多么辽远”!因此闻一多认为，“说屈原是为爱国而自杀的，说他的死是尸谏，不简直是梦呓吗”?
就在《读骚杂记》这篇论文中，闻一多不仅以“泄忿”说来反驳“忧国”说，而且，还以“洁身”说来反驳“忧国”说。闻一多认为:“一种价值观念的发生，必有它的背景。”他说只有“混乱的战国末年的《渔父》的作者才特别看出，屈原的狷洁”，又只有“大一统的帝王下的顺民才特别要把屈原拟想成一个忠臣”。在此，闻一多又摘引《〈庄子〉刻意篇》之语，作为论据进行论证说，“刻意尚意，离世异佶，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诽)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闻一多将此作为屈原“洁身”之死的解释，认为“是合乎情的”。所以如此，他说这因与屈原的“时代风气正相合”，而后来“帝王专制时代”之“忠的观念”，又“决不是战国时屈原所能有”。为说明此观点，闻一多还将也是楚人的伍子胥为报家仇对待其君其国的作法以反证。应该说，这论证倒也自圆其说。
闻一多强调认为，“忠臣的屈原是帝王专制时代的产物”。因此“若拿这个观念读《离骚》”，则“永远谈不通”。而“后世所以能把屈原解成一个忠臣”，他又将此“归咎于史公”。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若不教屈原死在顷襄王的时代，则后人便无法从怀王客死于秦和屈原自杀两件事之间看出因果关系来，因而便说屈原是为忧国而死”。从这，我们即可看出闻一多真是赞成王懋竑的“屈原死在怀王入秦以前的”观点。因为，虽然这“订正了一个史实的错误”，即屈原并非死于顷襄王时代“本身的意义甚小”，然而“因这件史实的修正”，使“我们对于屈原的人格(按即忠君爱国)的认识也得加以修正，才是关系重大”。闻一多论证说，“怀王丧身辱国，屈原既没有见着，则其自杀的基因确是个人的遭遇不幸所酿成”。因此，“说他是受了宗社倾危的刺激而沉江”，就“毫无根据”。[105]
如果前期闻一多对屈原认识的着眼点，还只是停留在高洁人格意义的分析上，那么他在10年后，即1944年12月写的《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这篇文章，虽然首肯“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无宁是孤高与激烈”，但已不是重点论证内容。他说:“我不相信《离骚》是什么绝命书，我每逢读到这篇奇文，总仿佛看见一个粉墨登场的神采奕奕，潇洒出众的美男子，扮演着一个什么名正则，字灵均的‘神仙中人’说话，(毋宁是唱歌。)但说着说着，优伶丢掉了他剧中人的身份，说出自己的心事来，于是个人的身世，国家的命运，变成哀怨和愤怒，火浆似的喷向听众，炙灼着，燃烧着千百人的心——”闻一多猜测说，“这时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演戏，还是骂街吧”。他接着又总结说，“从来艺术就是教育，但艺术效果之高，教育意义之大，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至此，闻一多一改过去坚决反对的观点，终于肯定屈原之死是因“忧国”。
闻一多这篇文章，是他针对孙次舟当年在成都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提出“屈原是文学弄臣”的观点而写。虽然闻一多并不否认“屈原是文学弄臣”，然而他在接过孙次舟观点同时，却说屈原这“文学弄臣”是“孤高激烈”品性的文化“奴隶”。虽然“一个孤高激烈的奴隶，决不是一个好的奴隶”，但正所以此，才“名士爱他，腐儒恨他”。因此“一个不好的奴隶，正是一个好的‘人’”。闻一多并且说他在“孙次舟先生的第二篇文章(按即《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里领教过他的‘火气’哲学”，而且“十分钦佩”。因此，虽然“屈原是个文学弄臣”，但这“并不妨碍他是个政治家”。闻一多说，“也许正因为屈原是一个‘博闻强志……娴于辞令’的漂亮弄臣，才符合了那‘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漂亮外交家的资格”。他还引用屈原《离骚》中，“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等诗句，用以说明“奴隶群中却不断的站起了辉煌的人物”。尽管屈原这“文化奴隶，站起来又被人挤倒”，但由“文化奴隶……要变作一个政治家，到头虽然失败，毕竟也算翻了一次身”。更何况，屈原的功绩毕竟最重要。这“就是在战国时代进步的艺术效果之基础上，恢复了《诗经》时代的教育意义”。闻一多还说，“从奴隶制度的粪土中不但茁生了文学艺术，而且这文学艺术里面还包含了作为一切伟大文学艺术真实内容的教育意义”。因此他认为，屈原这个文化“奴隶不但站起来做了‘人’”，而且，还“做了人的导师”。只有在这时，他才同意西汉刘安之《离骚》堪“与日月争光”观点。
闻一多既肯定屈原是“反抗的奴隶……挣脱枷锁”而“变成了人”，因此，“对奴隶……只当同情”的他，则“对有反抗性的奴隶，尤当尊敬”。正所以此，他在分析屈原的历史意义时，就根据苏联革命作家高尔基从两方面考察艺术家的观点，即“一方面是作为‘他自己的时代之子’，一方面就是作为‘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因此，闻一多要我们注意的，是“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即“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已，怨怼沉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他说“在前一方面，屈原是‘他自己的时代之子’”，而“在后一方面，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的参加者’”。为何如此定义?闻一多解释说，屈原的“时代不允许他除了个人搏斗的形式外任何斗争的形式，而在这种斗争形式的最后阶段中，除了怀沙自沉，他也不可能有更凶猛的武器’”。虽然如此，“然而他确乎斗争过了”。因此，“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闻一多还特别强调，他“是特别从这一方面上着眼崇拜”[106]屈原的。
闻一多在其后期所认为的屈原“忧国”，并非封建时代“忠君”和“爱国”的结合，而是赋予更为崇高内涵。据刘烜《闻一多评传》说，闻一多在昆明西南联大和朋友辩论屈原究竟是“爱国的诗人”还是“人民的诗人”时，“认为光用爱国主义”，尚“不足以表达屈原思想的高度”，而“应该用‘人民的诗人’才能把屈原的崇高表述出来”。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的’才是伟大的”。据此，刘先生说“闻一多对人民的忠诚和对屈原的最强烈的热爱在这里联系在一起了”。[107]如果闻一多在《屈原问题》中，对此观点言犹未尽，那么他在半年后，即1945年6月发表《诗与散文》特刊上的《人民的诗人:屈原》，则对这观点作进一步阐释。他说第一，屈原“作为宫廷弄臣的卑贱的伶官……身份”，使他“属于广大人民群中的”一个；第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即《离骚》和《九歌》，是用“人民的艺术形式”所写成；第三，“在内容上，《离骚》……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因此其“成功不仅是艺术的，而且是政治的”。并且“它的政治的成功，甚至超过了艺术的成功”。第四，最重要并且“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义’”，而“不是他的‘文采’”。而如果“屈原的《离骚》唤醒了”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则“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并且就“只等秦国的大军一来，就用那溃退和叛变的方式，来向他们万恶的统治者，实行报复性的反击”。闻一多认为，因为“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而屈原又“一再地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因此“屈原的言行，无一不是与人民相配合”。为更深入论证屈原是“人民的诗人”，闻一多这才将历史上某些诗人和他相比较说，“尽管陶渊明歌颂过农村，农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为他们既不属于人民，也不是为着人民的”。虽然“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然而人民听不懂他的话”。虽然“屈原…没有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因此，他才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所以闻一多该文开篇就说，“古今没有第二个诗人像屈原那样曾经被人民热爱”。并认为屈原与端午的结合，是他被人民热爱的象征标志。闻一多说，“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经存在，而它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以后”，这“足以证明屈原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诗人”。他还说，“惟其中国人民愿意把他们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转让给屈原”，这又“足见屈原的人格，在他们生活中，起着如何重大的作用”。同时，“也惟其远在屈原死后，中国人民还要把他的名字，嵌进一个原来与他无关的节日里，才足见人民的生活里，是如何的不能缺少他”。闻一多同时还断定，“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过去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着的，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108](www.xing528.com)
从闻一多对屈原认识的变化轨迹看，前者显然是学术性研究，后者则主要是政治性评价。在此，我们且不研究闻一多对屈原前后认识的正确与否，我们需要分析的是，闻一多何以会对屈原有如此前后截然不同的认识?如果按照苏志宏观点，闻一多这是由其先前“诗人的态度”，转变而为“文人的态度”。[109]所谓“诗人的态度”，即闻一多所讲的“超然”的“艺术态度”，亦即“难得”的“冷静”态度。而所谓“文人的态度”，即“求活”的“人生态度”，是“热情的常态”。[110]正是闻一多前期具有冷静的超然的艺术态度，更兼之他在庄子研究过程中，接受“独善其身”的思想，因此他才在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看出屈原的“洁身”之死，并将他关于端午来历的考证，再结合班固的《〈离骚〉序》，同时又认为屈原之死是因“泄忿”。二者说法虽然差异，其实质却是相同。因此，这才让闻一多根据战国那特定时代内涵，即“帝王专制时代的忠的观念，决不是战国时屈原所能有”，坚决反对屈原死于“忧国”之说。但由于后来抗日“战争激起的对民族、国家、群体性等现实价值的需求”，这才“又使得关于屈原个性里的反叛性和独立性，具有了现实意义”。这即“闻一多屈原评价的维度由否定‘忧国’说到肯定‘忧国’说，由维护人格尊严的洁身自好，向‘争取人类解放’的‘人民的诗人’转化的”[111]根本原因。只是，苏先生最后的结论，论者在说明“学术性研究具有自身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112]时，又引用“陈思和在《“五四”与当代》一文指出”的，“把学术的最高目的确立在‘救国’之上，自然导致学术自身价值的失落，或降为次要”[113]的论证。这种认识，显然和刘烜先生之“闻一多对屈原的认识”，是“随着他的思想发展，研究不断深入”而“不断前进的”[114]观点不同。虽然后者对闻一多采取充分肯定态度而前者则似乎不然，但二者对闻一多关于屈原认识转变原因的看法却完全相同。这也正如闻一多早期所阐述的“从《卜居》《渔父》的作者到西汉人对屈原”的“最突出的品性无宁是孤高和激烈”观点，和班固对屈原“露才扬已，怨怼沉江”批评的“不合经义”“这里语气虽有些不满，认识依然是正确的”[115]一样，是一个问题两个视角的分析。
闻一多从反对屈原死于“忧国”之说，到肯定屈原死于“忧国”，这有一个具体背景，这即国民党为消除郭沫若大型历史剧《屈原》爱国精神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当时重庆一个官办出版社企图以稿酬从优幌子，引诱闻一多写一本屈原为弄臣内容的传记而被他“婉词拒绝”后，不料，国民党这观点却由孙次舟于1944年在成都的“诗人节”，即屈原纪念会上提出。尤其当他遭到当时文艺界强烈反对后在其第二篇文章，即《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附白中，不仅说“昔闻一多先生亦有类似之说……”，而且还说“闻一多先生大作如写成，定胜拙文远甚”[116]企图“硬拖人下水”。[117]在这情况下，闻一多终于写出《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并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一改自己10多年前观点，肯定屈原的功绩和积极影响。这当然给孙次舟，乃至国民党反动派致命打击。只是，我们从闻一多这学术观点变化，或者说思想观念变化里，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学术研究——当然指社会科学，不可能不打上时代政治烙印。事实证明，如果时代的矛盾越尖锐，或者说危机越突出，那么影响于学术研究的烙印，也就越突出或者说越明显。
导致闻一多对屈原研究具有前后不同认识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即屈原的内容太丰富，亦如曹雪芹的《红楼梦》，不仅让具有不同经历、不同思想、不同情趣的人，从中看出不同内容，而且，也会让同一人在不同时期，即便情趣相同，但也会因其他缘故从中看出不同内容。更何况，虽然闻一多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是一本糊涂账，但因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亦是矛盾的统一体，即司马迁认为屈原的“忧国”和“洁身”紧密结合着，因此这才让早期的闻一多，根据自己经历和情趣，只看到屈原这“金银盾”一面。
但闻一多前期认为屈原的“泄忿”说，又和班固的屈原“泄忿”说不同。闻一多认为的屈原“泄忿”说，是在“洁身”意义上进行阐述，是肯定态度。班固却是站在正统立场上，对屈原进行阐释并持反对态度。但这仿佛是歪打正着，让闻一多和班固等人，在不同立场看出屈原问题的同一症结。同样，闻一多后期认为屈原的“忧国”，亦和东汉后以王逸为源头的忠君爱国的“忧国”说不同。东汉以来，《宗经辩骚》的传统观点对屈原所进行的诠释，都和大一统帝王下的忠君观念相结合。那时的“‘屈原’已经不是一种真实的生命存在，而是汉儒托以言志的一种象征性‘兴象’”。[118]然而闻一多却不然。他从反对屈原死于“忧国”说，到肯定屈原之“忧国”说这一历程，说明他确实摆脱名门望族出身的士大夫阶层局限，跳出屈原“忠君”和“爱国”认识为一体的窠臼，而站到人民立场上为人民鼓呼。尽管他“人民的诗人”论也是一种“兴象”，并不一定科学或者说准确，但我们却从中可以看出他热爱人民的亦诚之心。
虽然闻一多后期一改反对屈原的“忧国”说到肯定屈原的“忧国”，然而他却仍然坚持屈原的“洁身”说观点。这不仅在他《屈原问题》里首肯，而且更有专论此观点的《端节的历史教育》。这篇文章，闻一多考证“端午”的真正历史渊源，并且肯定“以前人的困难是怎样求生，现在生大概不成问题，问题在怎样生得光荣”后说，“光荣感是个良心问题，然而要晓得良心是随罪恶而生的”。因“时代一入战国，人们造下的罪孽想是太多了，屈原的良心担负不起，于是不能生得光荣，便毋宁死”。这即屈原投汨罗自尽的原因。闻一多说，“仅仅求生的时代早过去了，端午这节日也早失去了意义”。因为“从越国到今天，应该是怎样求生得光荣的时代”，而“如果我们还要让这节日存在，就得给他装进一个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意义”。这意义的事实，就是关于端午是纪念屈原之死的传统。闻一多认为，就“为这意义着想，哪有比屈原的死更适当的象征”。因此他无比佩服认为端午节起于纪念屈原“那无上的智慧”，并认为端午“以求生始，以争取生得光荣的死终，这谎中有无限的真”。[119]在此，闻一多虽然没有议论屈原的“洁身”二字，但他“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效果，我们应该充分肯定。
闻一多这篇文章发表于1943年，和《屈原问题》以及《人民的诗人:屈原》所论述内容相比，虽然“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使得诸如‘人的尊严’之类形上价值的讨论失却了升华的契机”而“变得不合时宜”，但王康认为，在当时或“公开投敌，当了汉奸”而“卖国求荣”时，“是苟且偷生，还是宁死不屈”?这“是事关民族命运前途”，是“对每一个中国人提出的问题”。因此“闻一多的借题发挥”，其“寓意是十分深沉的”。在此，他是“借屈原的遭际，指出生死意义的问题”。[120]既然闻一多连论文题目都以“教育”作中心词，那么我们就该承认，他这篇文章也跟着“撤的谎”，就不仅美丽，而且崇高。这就不能不让我们看出闻一多对屈原认识转变的过程，其实质却是一脉相承。这即闻一多后期肯定屈原的“忧国”，仍然是以肯定屈原“洁身”为前提。如此，就让我们看到后期闻一多对这问题的认识更为全面而非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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