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生时期的闻一多并未因孔子被新文化运动否定而对其失去尊崇，他甚至很为“新思潮冲进之后，孔子底偶像打碎了”鸣不平。为抵制当时其所认为的“学校风气底堕落，思想底鄙陋……几乎到了无以复加之点”，他呼吁要“‘杜渐防微’，禁恶于未萌底一种消极的功用”。因为这样“至少也能指示给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使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有个真确纯粹的是非”。因此闻一多主张学校“恢复伦理演讲”。[54]这期间，闻一多最崇尚者就是戴叔伦“诗人之词，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因此他认为:“作诗该当怎样雍容冲雅，‘温柔敦厚’!”[55]“‘大哉孔子’其真圣人乎”![56]这是他在美留学时期发自内心的由衷呼喊。即便留美归国之后倡导新诗格律时期，闻一多仍就“耶稣依然是耶稣基督，苏格拉提依然是苏格拉提”，但“做孔子的如今不但‘圣人’‘夫子’的徽号闹掉了，连他自己的名号也都给褫夺了，如今只有人叫他作‘老二’”[57]的现象而愤概。就在闻一多认为“孔子教小子，教伯鱼的话，正如孔子一切的教训，在这年头儿，都是犯忌”的当时，他却念念不忘“以孔子的见解，诗的灵魂是要‘温柔敦厚’”。而且他还真怕“中国诗人一向的‘温柔敦厚’之风会要永远灭绝”。[58]
闻一多早年如此热爱孔子及其伦理，然而到上世纪40年代中期，他却一反往常猛烈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1944年5月8日在昆明西南联大纪念“五四”文艺晚会上，闻一多站出来慷慨激昂发言，自称他“和罗先生(常培)是干破坏的”，即“破坏旧的东西”。他说:“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闻一多还说“中国在君主政治底下，‘君’是治人的……治人就是吃人”。而且中国封建社会里面的“四种家臣”“第一种是绝对效忠主子的”[59]所指就是儒家。其实在此之前，即当年2月20日《云南日报》的《星期论文》专栏中，闻一多就发表一篇名为《复古的空气》文章。他把当时其所认为脱离人民群众的所谓“歪诗”和“孔学”[60]捆绑在一起进行批评，还说“五四”时期“要打倒孔家店，现在更要打倒”。[61]不仅如此，他更将儒家称为“偷儿”，将道家称为“骗子”。甚至认为“韦尔斯先生用《春秋》的笔法，将儒道和土匪并称，这是他的许多伟大贡献中的又一个贡献”。[62]在《孔子与独裁主义》中，闻一多开篇就说因为“孔子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并且“又生在鲁国，这便决定了他在精神上成为封建灵魂”，即“文武周公的替身，在思想上成为封建文化最顽强的拥护者”。闻一多还说，“儒本是以替贵族们治丧相礼为生的一种‘僧侣’之流，是封建社会中从事精神劳役的一种寄生阶级，因此他对于支持当时那瓦解中的封建秩序，除了劝人加强个人(尤其指统治阶级)的道德修养外，并无任何实际的有效办法”。因为，闻一多认为“封建道德是一种强权的道德”，但是“强权道德就不成其为道德”。据此，闻一多揭露说:“所以在后世‘万世师表’的资格，实在维护了二千年君主专制的集权政治。”而“在政治上，一如经济上，不能使无者变为有，却使有者变为更有，这势力眼的作风，这不道德的道德，是孔子思想的特质，也是封建文化的特质”。[63]
闻一多前期热爱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原因很多，如世家望族的出身，书香门第的熏陶，清华学校的洗礼，留学美国遭受歧视而激起对于祖国悠久文化的挚爱，无不使他接受并钟情孔子“温柔敦厚，《诗》教也”(戴圣编《〈礼记〉经解》)的传统贵族文化。这在闻一多的杂文或书信中就可找到论据。他从小“就受《诗》云子曰的影响”，[64]正如他给其弟闻家驷信所说:“我家兄弟在家塾时辄皆留心中文，先后相袭，遂成家风，此实最可宝贵。”他同时还告诫闻家驷说，“吾等前受父兄之赐，今后对于子侄亦当负同等责任”。为的就是“使此风永继不灭焉”。[65]闻一多早年受孔子影响确实很大。他1913年6月在清华学校《课余一览》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名誉谈》中，论及孔子之“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名言就是证明。闻一多不仅将孔孟视作“圣人”，而且更将其理论和实践视作“圣贤行义达道之学”。[66]此后即1916年10月4日和11月23日在《清华周刊》发表的《二月庐漫记(续七)》，[67]和《二月庐漫记(续十三)》，[68]闻一多都言及孔子，充分肯定孔子人格。即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闻一多也没有放弃对孔子尊崇。
闻一多前期对传统文化充满挚爱之情。他说:“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爱祖国是情绪底事，爱文化是理智底事……东方底文化是绝对地美的，是韵雅的。东方的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哦!我们不要被叫嚣犷野的西人吓倒了!‘东方的魂哟!雍容温厚的东方的魂哟’!”[69]正因为此，当初到美国留学遭遇民族歧视时，他不由得顿足捶胸大喊:“在国时从不知思家之真滋味，出国始觉得也，而在美国为尤甚，因美国政府虽与我亲善，”然而“彼之人民忤我特甚(彼称黄、黑、红种人为杂色人，蛮夷也，狗彘也)”。于是闻一多说，“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多后于彼哉”。[70]可以说，此时闻一多的悲愤已经无以复加。就在其后日子里，他写给父母亲的信阐述其急切提前回国的心情:“美利加非我能久留之地也。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俟后年年底我归家度岁时当与家人围炉絮谈，痛哭流涕，以泄余之积愤。”他还说，“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谓吾国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总之，彼之贱视我国人者一言难尽”。于是闻一多不无愤激说，“我归国后，吾宁提倡中日之亲善以抗彼美人，不言中美亲善以御日也”。[71]闻一多早在清华学习时曾信奉基督，但因遭受民族歧视又不甘屈辱，他表现出强烈仇恨与反抗心理，说“我在美多居一年即恶西洋文明更深百倍”。据此他才“耶稣我不复信仰也”，转而喊出“‘大哉孔子’其真圣人乎”，[72]重新回归到传统文化怀抱。这才在回国后，为孔子“‘圣人’‘夫子’的徽号”被“闹掉”，和“名号也都给褫夺”而不平，更担心“孔子的见解”即“诗的灵魂是要‘温柔敦厚’”，并且“中国诗人一向的‘温柔敦厚’之风会要永远灭绝”。
那么到上世纪40年代，闻一多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认识为何发生如此大变化?如果联系当时社会现实，就不难找到答案。一方面是国民党黑暗统治给他很大刺激。国民党在当时抗日战场上连续溃败，即便抗战后期的1944年，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捷报频传时候，国民党军队却仍节节败退并连失长沙、桂林、南宁等十几个城市。这让闻一多对国民党军队非常失望。而当时越发出现大量黑暗和腐败现象，前方士兵吃紧后方紧吃，甚至大发国难财的现状，尤其使他出离愤怒。还有因国民党腐败政权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使广大人民群众处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就连身为教授的闻一多，为养家糊口也沦为“手工业劳动者”，刻章治印挣钱补贴家用。针对以上诸多问题，闻一多凭着知识分子良知为人民呐喊几句，解聘他教职的传闻便霎时风靡校园，甚至传向社会。另一方面，就在这情形下，学界却出现了以弘扬儒学为己任，以融会中西并实现儒家思想现代转型为旨趣的新儒学运动。虽然他们维护儒家精神传统不无道理，但在大敌当前的抗战烽火中奢谈这内容，却多么不合时宜。更兼他们欲从传统哲学中寻找和恢复道统理论，恰巧和国民党维持其政权的需要相契合，因此就得到国民党政权支持。而恰在此时，蒋介石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中国之命运》出版。针对国民党打着儒家旗号，实际是将之作为蒙蔽群众的麻药情状，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针锋相对和这思潮进行斗争。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闻一多，理所当然要加入到这批判队伍中来。因为，社会现实的黑暗腐朽，让他认识到孔子及儒家复杂思想中，尤其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落后内容的毒害性。就这样，闻一多理论联系实际的孔儒批判出现了。作为“杀蠹的芸香”，[73]闻一多认为“‘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我们还要努力!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冲破孔家店，要打倒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74]就这样，经过长期磨难，闻一多终于改变原来认识，并从绅士转变为“斗士”。他甚至于1944年11月在薛诚之的《〈三盘鼓〉序》中，愤世嫉俗地说其“在‘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古训里嗅到了几千年的血腥”。[75]
在此我们需要研究的，是闻一多嗅到什么样血腥，并且何以会在“温柔敦厚，《诗》教也”这句古训里嗅到几千年血腥。关于前者，其实这在闻一多的《〈三盘鼓〉序》中就有表现。这即闻一多所说之“诗的女神”被利用，并“做了某种人‘软’化另一种人，以便加紧施行剥削的工具”，甚或“他们的好处便变成了罪恶”[76]的内容。这种认识，就如同俄国作家安特列夫通过《谩》的主人公，在现实中发现弥漫宇宙的“谩”看到人世间到处都是谎言、欺骗而没有诚实。中国作家鲁迅通过《狂人日记》的主人公，在写满“仁义道德”教科书的字缝中，看到中国几千年现实中满本都写的“吃人”两字一样，闻一多则在经历从诗人到学者，再到“斗士”的发展变化后，以最灵敏嗅觉，火眼金睛般聚焦透视出这种发现。
闻一多所以能在“温柔敦厚，《诗》教也”这句古训嗅到几千年血腥，这不是他一时的愤激之词，而是长期钻进“故纸堆”中刳其肠肚的结果。这在他未刊手稿中，还有剖析批判儒家思想更深刻犀利一段如下:
如果认为这批判还停留在只言片语上，那么他的《什么是儒家》，则对“孔儒”作较为全面而又深刻揭露。归纳一下，有以下几点内容:1.阻止社会变革的“孔子后学们，以董仲舒为代表，便将孔子的理想，略加修正，居然给实现了”。闻一多说:“在长时期变革过程的疲惫后，这是一贴理想的安眠药，因为这安眠药的魔力，中国社会便一觉睡了两千年…………孔子的理想既是恢复奴隶社会的秩序，而董仲舒是将这理想略加修正后，正式实现了。”2.“董仲舒的安眠药何以有这大的魔力”?闻一多则介绍“相传殷周的兴亡是仁暴之差的结果”，以及“所谓仁与暴分明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奴隶管理政策”。他说“仁与暴是漂亮的名词，实际只是管理奴隶的方法有的高明点，有的笨点罢了”。而服务并用“仁”之方法“寄食于贵族的知识分子”就是儒家。3.因为“儒家的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居于矛盾的两极之间的缓冲阶层的后备军，所以他们最忌矛盾的统一，矛盾统一了，没有主奴之分，便没有缓冲阶层存在的余地”。因此，闻一多认为“中庸之道，最有利的，恐怕还是那站在中间，两边玩弄，两边镇压，两边劝谕，做人又做鬼的人”。而“孔子之所以宪章文武，尤其梦想周公，无非是初期统治阶级的奴隶管理政策，符合了缓冲阶层的利益”。4.闻一多坚定地说:“可是切莫误会，中庸决不是公平。”因为“公平是从是非观点出发的，而中庸只是在厉害上打算盘”。闻一多说他“疑心‘中庸’之庸字也就是‘附庸’之庸字，换言之，‘中庸’便是中层或中间之佣”。为此，他还揭露:“孔子喝令‘小子鸣鼓而攻之’是冤枉了冉求，因为孔子自己也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的，冉求又怎能饿着肚子不吃饭呢?”5.“儒家思想”既是“奴隶社会的产物，而它本身又是拥护奴隶社会”，但何以能统治中国社会几千年?闻一多就此做了解释。他说:“我们都知道，奴隶社会是历史必须通过的阶段(它本身是社会进步的果，也是促使社会进步的因)。既然必须通过，当然最好是能过得平稳点，舒服点。”而“孔子所表章的奴隶社会，因为有了那缓和的榨取政策，和为执行这政策而设的缓冲阶层，它确乎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社会，因为舒服，所以自从董仲舒把它恢复了，二千年的历史便在他的怀抱中睡着”。[77]
其实，就在为薛诚之诗集写序的更早时期尤其当年，闻一多就经常在他演讲或文章中表述类似内容。他在一次题目《说儒》的报告中，对“儒”的分析就很耐人玩味。他说:“从字根上讲，‘儒’有‘而’字，就是软的，就是奴隶。”[78]确实如此，因为“儒”乃“人”也。又因为“耳”在“雨”下，并且“耳”是软的，所以就会在“雨”冲击下摇摆服从。因此闻一多这才认为“儒”就是奴隶。他说“封建余毒腐化了中国”，并且“腐化便是封建势力的同义语”。[79]对此闻一多有着超人的清醒认识。他说:“其实一个民族的‘古’是在他们的血液里，像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要取消它的‘古’的成分，并不太容易。难的倒是怎样学习新的。”[80]正所以此，他大声疾呼道:“中国这些旧东西，我钻了十几年了，一个字一个字都‘弄透了’。越弄，就越觉得要不得。”因此，闻一多就说他现在要和大家“‘里应外合’地把它打倒”。[81]
闻一多所以具有如此超人的犀利认识，这因他有非常敏锐眼光。这就如同鲁迅在《春末闲谈》中，将细腰蜂毒汁对小青虫肉体的毒害，比喻为统治者对人民精神的麻醉，闻一多说“儒学就是用来维持封建社会的假秩序”，他们就是“要把整个社会弄得死板不动”。虽然闻一多从小“就受《诗》云子曰的影响”，但这时他却说自己“愈读中国书就愈觉得他是要不得”。因为，他后来“读中国书是要戳破他的疮疤，揭穿他的黑暗，而不是去捧他”。他还特别指出，自己“念了几十年的《经》书，愈念愈知道孔子的要不得”，其缘故就“因为那是封建社会底下的”，而“封建社会是病态的社会”。[82]然而腐朽的国民党政府当时却又不断叫嚷“尊孔读经”复古，并搞“献九鼎”和“应帝王”。因为“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要打倒的孔家店，又死灰复燃”，更因“孔家店就是要我们好好儿当奴才，好好服从老爷们的反动统治”，所以，闻一多这才愤恨说:“只要想一想这几年的生活，看一看政治的腐败所给人民的痛苦，有良心的人应该作何感想?”因此虽然这时闻一多依然“酷爱我们祖国的文化”，并且承认“我们的祖先确实创造了不少优秀的东西”，然而他更认为“其中有些精华，但也有许多糟粕”。最让闻一多感到欣慰的，是他“总算认识了那些反动糟粕的毒害”，并且更认识到“这些货色正是那些人要提倡的东西”。由此说明，闻一多是透过现实镜像折射，这才从“温柔敦厚，《诗》教也”的古训中，嗅到几千年的血腥。基于此，闻一多呼吁并愿意和大家“联合起来，把它一起拆穿”，并且愿意坚定地“和大家里应外合地彻底打倒孔家店，摧毁那些毒害我们民族的思想”。[83](www.xing528.com)
社会黑暗以及统治者腐朽毕竟让闻一多清醒认清现实以及封建历史“吃人”的血腥一面，这才让他在严酷现实面前敢于大胆“开方”，以根治那病入膏肓社会。他给臧克家信就说:“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那“方单的形式是什么”?闻一多则说就是“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磨难生活遭遇使闻一多尤其“恨那故纸堆”，而“正因恨它”，就“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于是他才决心要做“杀蠹的芸香”，并在《关于儒·道·土匪》中，认为儒、道和墨家思想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病根。为医治这文化病根，他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而“研究神话”，并且其“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又“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84]“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又因“这原始的文化是集体的力，也是集体的诗”，所以，这就如朱自清所说，闻一多“也许要借这原始的集体的力给后代的散漫和萎靡来个对症下药”。[85]确实如此，在中华民族生命处于最危殆时候，闻一多毅然抛弃他长期崇奉的“温柔敦厚，《诗》教也”信条，他的医治方单也并不仅是“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而是最野蛮和最原始的实际行动。这即闻一多所说之“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虽然闻一多认为“这是原始，是野蛮”，但他说“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因为“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并且“如今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给我们试验自己血中是否还有着那只狰狞的动物”。否则就“只好自认是个精神上‘天阉’的民族，休想在这地面上混下去”。我们从这掷地有声话语，确实窥见到闻一多由“贵族化”转变为“野蛮化”，并从而迸发出“数千年的兽性”。[86]
闻一多直把孔子及儒家思想视作妖魔，那么真实的孔子该是如何呢?
孔子是(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活动于我国春秋时期，并在后世享誉世界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创始人为一身的集大成者。他虽然出身没落贵族而家境贫寒，但由于其“十有五”就“志于学”，因此在20岁时，就以“博学好礼”闻名鲁国，并最终掌握“六艺”且“三十而立”(孔子《〈论语〉为政》)开始收徒传道。孔子虽从事教育但却终生追求仕途。年轻时曾作不属于官的“委吏”即仓库管理员，和“乘田”即放牧管理员。直至公元前501年他50岁时，才做“中都宰”即县令。官职虽小，但政绩较为突出。因此一年后就被提拔至“小司空”位置，即相当现在建设部厅局长。随后即公元前500年初他51岁时，就官至鲁国“大司寇”，即相当现在司法部长，从而达到官位巅峰时期，直到54岁被迫离任。应该说，孔子在“大司寇”任上，充分展示政治家和外交家才华很有成就。特别是他严于律己，处事认真负责的一贯作风，上任伊始就博得国君和季桓子信任，因此便“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而为鲁国执政的第三号人物。然而当时的鲁国，实际执政的是“三卿”即鲁桓公的孙子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尤其季孙氏而非国君定公。虽然他们和定公都是鲁桓公后裔，然而定公实为傀儡，而他们三家却都具有自己领地的城堡在鲁之国都以外。面对这垄断和僭越的混乱政局，具有根深蒂固“忠君尊王”思想的孔子，为强“公室”而抑制“三卿”，于是就实施“堕三都”策略，即拆除他们赖以和国君抗衡的城堡。就这样，孔子和实际掌握鲁国政权的“三卿”，尤其和季桓子的矛盾爆发。孔子当然不愿放弃自己主张，最后被迫辞职并因此离开鲁国，开始长达14年的所谓“列国周游”，意欲在自己主张的宣传过程中，得到其他诸侯国君赏识而“行其义”。(孔子《〈论语〉徽子》)孔子带领弟子一路奔波身心疲惫: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多少年后孔子到达郑国都城和弟子走散时独自张望，寻找孔子的学生子贡询问一位老者，回答说城东门见到一位身材高大既像唐尧，又像皋鲧，然而却“累累若丧家之犬”者。后来子贡如实告知孔子，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欣然笑曰:形状像他们实不敢当，若说困顿如丧家之狗，倒很相像。过去论者每提及此事，大多持讽刺或否定态度。但笔者认为，这正表现孔子做事执着以及性格豁达。14年中，孔子至少“周游”有据可查的6个诸侯国家。其所到之处，虽或有敬而远之乃至敌而诛之者，但大多表现为尊而养之。他从鲁国出走“周游”第一站的卫国君主灵公，就批拨两千石粮的年俸，供其和弟子生活之用。孔子和门徒连续在此居住5年就是证明。虽然如此，但孔子远非有食宿之便就真满足者。既未被重用就不能“行其义”而施展抱负，兼之孔子向来恪守尊卑有序和男尊女卑理念，但他却遭遇和灵公出行被安排次乘，以及被迫会见灵公夫人南子的尴尬，还有灵公欲问兵孔子，但尚礼却不尚兵的孔子不予回答的顶撞，再兼之政局混乱，于是他就不得不离开卫国。孔子先后经过曹国，宋国，郑国等共约1年，尔后到达陈国谋求发展。孔子由卫辗转到陈，4年后复又从陈到卫“讲学”4年。由于孔子的“国际”影响，再因当时各诸侯国竞相“礼贤”和“养贤”需要，更因已在鲁国做官的孔子学生冉有等人极力推荐，公元前484年，实际掌握鲁国政权的季康子，就根据其父季桓子遗命，以厚礼请孔子返回鲁国并尊为“国老”。是年，孔子已经67岁。在其生命的最后5年，孔子专注整理文献并继续从事教育。相传其共有弟子3000，其中贤者72人。他一生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而《论语》，则是记录他及其学生言行，并由其弟子或再传弟子编纂而成的儒家经典著作。
孔子生前虽未能实现他政治主张和伦理思想的仕途理想，但他一生坎坷却百折不挠，锐意进取诲人不倦的言行，却成就他为彪炳世界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如果认为孔子心目中的远古圣人是尧舜禹等，那么他所仰慕的近代贤人则是被称为鲁国创宗始祖的周公。这就决定孔子关于尧舜时期“大同”和周公时期“小康”的政治理想。汉初戴圣整理《〈礼记〉礼运》的孔子语录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型仁讲让，示民有常………是谓小康”就是证明。基于如此理念并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君，包括卿大夫僭用礼乐现象非常普遍，而周朝天子却无力阻止，以致传统制度不能施行的状况，孔子这才根据当时“礼崩乐坏”乱象，主张“克己复礼”(孔子《〈论语〉颜渊》)即恢复周朝典章制度，从而形成他“仁”的哲学思想。据有关专家考证，就在《论语》中，孔子涉及“仁”的阐述竟达109次之多。孔子虽然笃守“忠君尊王”之道，其实他尊卑有序的伦理观念，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论语〉颜渊》)理论，绝不像特殊时期的阐释那样，而是如现在所公认者:君要做到君的义务，臣要做到臣的本分，父要关心子女，晚辈要孝敬老人。这其实是他关于社会秩序的宣言。为社会安定，孔子倡导仁政德治，要求国君“为政以德”。(孔子《〈论语〉泰伯》)他虽然坚守“臣事君以忠”，然而是要“君使臣以礼”(孔子《论语〈八佾〉》)为前提。
当然，孔子更具伟大人格和道德修养操守:他之:“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孔子《〈论语〉宪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论语〉为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论语〉公冶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论语〉述而》)“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和“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论语〉卫灵公》)“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论语〉子罕》)“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以及“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论语〉里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以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论语〉子路》)等等，都是该观点的论据。其实孔子“周游列国”的行为，就不仅表现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论语〉述而》)操守，而且也是他“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论语〉泰伯》)绝不同流合污品格的具体实践。即便他多次碰壁而不改初衷，并被后人讥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都是其人格和操守的表现。
据此我们可以断论，孔子真不愧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的学生子贡在其没世后就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孔子《〈论语〉子张》)司马迁在其《〈史记〉孔子世家》中，不仅引用《〈诗经〉车辖》诗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夸赞他伟岸，更称其为“至圣”。清朝时期，为彰显孔子作为教育家的功绩和人格，康熙更亲笔手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孔庙大成殿供人观瞻。新时期以降，孔子更享誉世界。他被认为“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更“代表着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而“有功效于世界”，并“影响了全人类”。1988年，美国《人民年鉴手册》将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同年，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会议宣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4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87]目前，孔子学院早就遍布全球，孔子及儒家学说已成为具有世界价值的显学。这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弘扬孔子“和而不同”，(孔子《〈论语〉子路》还有以“和为贵”(孔子《〈论语〉学而》的理念，从而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
我们虽肯定孔子及其创立儒家思想的历史价值，但并不否认其在历史局限中的落后保守成分。尤其固守传统因循守旧但却没有法制和斗争的观念，今天的我们更不敢苟同。孔子和闻一多的不同之处表现为:前者不仅自己不愿反抗，并且还敦敦“教导”他人不要反抗，而只愿找圣君却不是自己做主人，这实为后世历代君王利用并推崇他为“大成至圣”之师的原因。然而后者却不同，虽然闻一多始终坚守“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并且“爱他的人民”[88]信念并付诸实践，但他对统治者却从不愚忠。尤其面对腐朽的政权统治，他就是要做时代的主人。但我们必须承认孔子及儒家思想是一个复杂存在。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论固然是为统治者宗法势力服务，其所倡导的秩序也是为巩固其政权统治，但孔子“仁者爱人”的民本思想，我们至今，而且永远都应充分肯定。即以现在情势看，虽然儒家的“三纲”属于糟粕必须批判，但其所信奉的“五常”，我们却不能扬弃。就孔子儒家思想的完整体系而言，应该承认其相互关系:既有“上”对“下”的责任，也有“下”对“上”的义务。虽然如此，但几乎历代所有统治者，都只取孔子儒家思想复杂“金银盾”一面，即只强调“下”对“上”的义务，却罔管“上”对“下”的责任。当时国民党宗法家国统治更是如此。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既没有最基本生活保障，更无本应有的民主权利，有的只是被敲骨吸髓剥削和奴化精神教育。即便作为大学教授的闻一多，也不能摆脱这遭遇的苦境。这就让他在国难当头透过现实腐朽，看到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最虚伪和最丑恶残忍一面，并认清当时黑暗现实本质。闻一多正因具有这对现实本质洞察力的穿透认识，这才最终批判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并声称自己“读中国书是要戳破他的疮疤”，志在摧毁那病入膏肓的封建精神堡垒，乃至现实社会制度。
如果辩证分析，才高八斗并且德勋望重的现代学者闻一多在其后期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并非是对伟大的古代教育家孔子及其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误读”。因为无论孔子被后世统治者“供奉”利用，还是被后期闻一多批判扬弃者，都不是孔子及儒家思想全部。前者表现为封建统治者将孔子及其完整思想肢解，剥离对其无用者并且“包装”对其有用者。尤其孔子有条件的尊王思想，被后世统治者纂改为无条件忠君，然后将“三纲五常”还有“君君、臣臣”等内容发挥到极致，以奴化人民为其效忠。后者表现为闻一多对孔子及儒家思想揭露，也只是孔儒复杂“金银盾”的糟粕一面并被放大。就因孔子及儒家思想被封建统治者，尤其国民党政权利用已经变质，所以后期闻一多所批判的孔子及儒家思想，也不是真正孔子及其思想，而是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或宣传歪曲的内容。因此后期闻一多借题发挥所批判的，实为当时国民党封建家国奴化的独裁统治。李大钊当年所说孔子虽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并且也“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但是“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因此，“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89]的分析，当可作为我们观点的论据。
最后我们应该承认，闻一多后期虽然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但他如此行为，还是源于儒家思想这复杂“金银盾”中对于国家的责任。正因对国家命运和前途有着强烈责任和历史使命感，后期闻一多这才猛烈批判儒家思想的腐朽一面。当然，我们还要感慨的是，早在西南联大初期曾被誉为“何妨一下楼”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闻一多，其前期多么崇奉孔子，并唯恐“中国诗人一向的‘温柔敦厚’之风会要永远灭绝”，然而由绅士转变为“斗士”后的闻一多，最终竟在孔子“温柔敦厚，《诗》教也”中，“嗅到了几千年的血腥”。虽然闻一多“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他这是“为了要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要扬弃古代而钻进古代里去刳它的肠肚”[90]观点，并不全符合闻一多研究历史和思想转变的全部历程，因为闻一多钻进去研究的初衷其实为的是吸收并发扬光大。但因生活严酷，闻一多钻进去后刳其肠肚却是事实。闻一多这钻进去欲“取”之的初衷，和钻进去后却犀利批判的“症候”，就不能不让我们作更深入思考，即如何总结闻一多前后期对孔子及儒家思想认识转变原因的经验教训，深思我们现今社会必须，并且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和谐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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