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26日，远在大洋彼岸芝加哥留学的闻一多，收到尚在清华求学的梁实秋所寄国内新出版的各种诗集和杂志后，在讨论他之《红烛》出版和国内诗坛状况等诸多内容的复信中，认为是年8月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由周作人题写书名，并刊有朱自清、胡适和刘延陵序言的汪静之的“《蕙的风》只可以挂在‘一师校第二厕所’底墙上给没带草纸的人救急”。闻一多果断地说，“实秋!便是我也要骂他诲淫”。闻一多接着说，“与其作有情感的这样的诗，不如作没情感的《未来之花园》”(按:《未来之花园》是徐玉诺诗集《将来之花园》之误)。闻一多还解释说，“但我并不是骂他诲淫，我骂他只诲淫而无诗。淫不是不可诲的，淫不是必待诲而后有的。作诗是作诗，没有诗而只有淫，自然是批评家所不许的”。在汪静之165首的《蕙的风》中，闻一多只肯定其中2首诗作。他说“全集中除你已加圈的《谢绝》外，我还要加一个圈在《尽是》上”。大概闻一多因其飘零海外感同身受孤独的原因，他在信中还抄录该诗两行，即“尽是失路的鸦儿，/彷徨于灰色的黄昏”。虽然如此，但他好像并不特别欣赏该诗，因为接着的评价仅是“颇有意致，薄有意致”。[124]
《蕙的风》是汪静之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写给四位恋人即符竹因、曹诚英、傅慧贞和丁德贞的诗集。其中最多者，是写给最后成为他妻子符竹因的情诗。该诗集虽然由当时文化名人胡适写序，并由周作人题写书名，但闻一多并不认同其价值。就在复信梁实秋3月之后的1923年3月25日，他给其弟闻家驷信中又说，汪静之“《蕙的风》实秋曾寄我一本。这本诗不是诗。描写恋爱是合法的，只看艺术手腕如何”。闻一多还说，“有了实秋的艺术，才有《创造》第四期中载的那样令人沈醉的情诗。汪静之本不配作诗，他偏要妄动手，所以弄出那样粗劣的玩艺儿来”。[125]
我们承认闻一多对汪静之《蕙的风》内容和诗艺定位有刻薄或极端之嫌，但他这理念，在当时国内文坛就有同调。梁实秋属其中一位自不必说，因为无论艺术观抑或行为准则，当时的他们都极为一致。和闻一多相同理念者，还有当时在东南大学求学的胡梦华。就在闻一多给梁实秋写信前的10月24日，胡梦华的批评文章《读了汪静之君〈蕙的风〉以后》，已经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胡梦华认为《蕙的风》可分为“轻薄的，纤巧的，性灵的”三类。他说“大概言两性之爱的都流为堕落轻薄，言自然之美的，皆失于纤巧”。当然，胡梦华并未否认“二者之中亦有性灵之作”。根据汪静之诗作实际情况，胡梦华“看出《蕙的风》是作者一部情场痛史，是作者情恋哀痛的呼声”。但“哀痛过甚，言情之处，遂不免过于偏激，而流为轻薄”。胡梦华首先声明，他“不是戴着理学家的眼镜，提倡‘文以载道’的训诲文学”。他认为“文人多情，诗人尤称善恋，是不能阻抑他做情恋的诗的。但《国风》好色而不淫，《古诗十九首》与《玉台新咏》中言情之诗，大都辞悲语厚，情深词秀”等等。但只“可惜《蕙的风》歌咏爱情之处，却流于轻薄”。而其“使命，遂不免令人有向恶的倾向”。因此胡梦华综合柏拉图“诗应当诅咒的，诗人应当歌颂高雅的思想和事迹”；亚里斯多德“诗应当供应一种高雅的愉乐”；锡德尼“诗之目的乃快乐之传播，故所谓诗实甜蜜之语言”；还有伊莱陀逊司“诗之目的非训诲，非颂扬，乃愉快，乃悦乐”等内容，认为《蕙的风》“满纸的‘爱’呀，‘恋’呀，‘伊’呀，‘接吻’呀，‘我俩’呀，‘意中人’呀，总算不得歌咏‘爱情’的诗”。他甚至说“拙劣的歌咏爱情之诗”，不仅“是作者自己献丑”，而且更“使读者也丑死”。胡梦华还根据“从前有人评曼殊大师的《焚剑记》是肉欲的冲动，兽性的表现”内容，认为“《蕙的风》更不消说”，暗示其是“不道德”文学。
其实，闻一多认为《蕙的风》“诲淫”，胡梦华认为其“不道德”，并不仅限胡梦华所列举的以上诗句，如《潮》之“潮，腾，翻腾，腾起，爬，爬，爬上，上进，滚滚，涌涌，喷，跳，跳，跳，跳舞，起劲，起，起劲”等，就不能不让读者，特别是成年读者从其表象的象征中，联想到做爱的肆虐疯狂。正因如此，胡梦华认为《蕙的风》有不道德嫌疑，有一定根据。
既然如此，那么朱自清、胡适和刘延陵为何要为《蕙的风》写序，就连周作人也为之题写书名?这原因当然非常复杂。朱自清和刘延陵为其写序，因他们当时都在杭州汪静之求学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是汪静之的老师。学生求他们为其撰写序言，当然不好推脱。其实，只要认真研究他们序言内容，就可看出无论朱自清抑或刘延陵，并未肯定《蕙的风》的艺术价值。从朱自清序中可以知道，汪静之早在1921年10月，就将他已编成准备出版的《蕙的风》，寄给暂住上海的朱自清请求写序。虽然朱自清“很钦羡他创作的敏捷和成就的丰富”，但还是拖4个月直到1922年2月这才写出。就在这篇序中，朱自清虽承认汪静之“有诗歌底天才”，然而“艺术”却“有工拙”，只是自己“性灵的流露”而已。虽然“显示作者底本色”，但表现方法却“简单，明了，少宏深，幽渺之致”。朱自清似乎预料《蕙的风》出版后会有读者诟病，所以他强调“不可单凭成见，论定是非”。当然，序中更多内容，是为其辩解汪静之因年龄经历等缘故，为何不写当时社会需要的“血与泪”文学，却写抒发个人感情的“美与爱”文学。[126]朱自清如此避重就轻评价《蕙的风》，从当时的师生背景来说，确实情有可原。但时隔10多年后，当再论及“湖畔诗社”诗作时，朱自清就只有“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127]这么一句而无其他。至于朱自清关于“他的新诗集《蕙的风》中，发表了几乎首首都是青年人感于性的苦闷，要想发抒而不敢发抒的呼声，向旧社会道德投下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128]的评价，则完全是后来论者错添的内容。因为论者所引注明来源为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但经核实，不仅《导言》中没有这段评论，在朱自清其他评论中，同样没有找到。刘延陵在其序中，更多内容则是阐述“人生”文学和“自然”文学的关系，并肯定“艺术派”文学价值。直接为《蕙的风》所下的判语，就是“静之的诗所以赞美‘自然’歌咏爱情的居多；固然因为他的年岁与训练的时日的关系，他的作品在艺术方面不能算十分完善，然而批评者总不应因我偏于‘自然’与爱情而下严辞，读者也不应受‘太人生的’空气之传染而有偏见”。[129]说到底，刘延陵也是为汪静之预辩。
胡适所以为《蕙的风》写序，因他和汪静之是同乡关系。据相关资料可知，汪静之1919年就寄诗稿向胡适请教，并说明他们老家不仅只有半里之途，而且因为其父当时在胡适村里经营店铺，汪静之也在那里居住。1921后半年，汪静之曾将《蕙的风》寄至在亚东图书馆做编辑，并且也是同乡的汪原放那里希望出版，但却遇到障碍。由于亚东图书馆曾出版《胡适文存》，汪静之知道胡适和汪原放私交很好，于是就在1922年1月13日，他又写信请胡适写序，目的是让胡适向汪原放推荐。胡适于6月6日写出《蕙的风》之序，并将所写之序和《蕙的风》诗稿，推荐给远在上海的汪原放。[130]就因胡适当时在文界和学界的双重显赫地位，汪静之《蕙的风》终于在当年8月由亚东图书馆正式出版。
如果从篇幅角度看，在朱自清，胡适和刘延陵3篇序中，胡适是写得最认真一篇。虽然胡适也写很多赞颂话语，但更多则是根据其理念肯定《蕙的风》诗体的解放。胡适将论诗“深度”的优劣划分为“三个阶级”，即“浅入而浅出者为下，深入而深出者胜之，深入而浅出者为上”不无道理，但根据此标准并且“静之的诗，这三个境界都曾经过”，这就很能说明胡适对《蕙的风》认知程度。虽然如此，但即便胡适认为“深入而浅出”的《我愿》，也并不真有诗意。在此不妨将全诗内容抄录如下:“我愿把人间的心，/一个个都聚拢来，/总共鎔成了一个；/像月亮般挂在清的天上，/给大家看个明明白白。”该诗是否“深入”另当别论，内容表现“浅出”当可肯定。只不过缺乏蕴藉，给人如《尝试集》大白话的感觉。这也可能是胡适视为“知音”的缘故。虽然如此，但胡适并不否认《蕙的风》表现“稚气”，并且内容“太露”，但他却辩护说，“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甚而认为“稚气总是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往往有我们自命‘老气’的人万想不到的新鲜风味”。胡适好像也感觉到《蕙的风》存在“道德”问题，因此才有他“也许有人觉得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猜测。当然，他也为之做了辩护，即“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成见是最容易错误的”，因为“道德的观念是容易变迁的”。[131]道德观念随时代发展而变迁当然正确，但道德基准即底线却永远不会改变。
汪静之也曾请教鲁迅和周作人，他们都对《蕙的风》作过指导或者修改。鲁迅对求教青年特别热情，给过汪静之很多鼓励。鲁迅虽在通讯中肯定《蕙的风》“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是天籁不是硬做出来的”这是事实，但他更毫不客气指出“然而颇幼稚”，因此要汪静之“易读拜伦，雪莱，海涅之诗，以助成长”。[132]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虽然《蕙的风》有当时那么多学者作家关爱并最终出版，但可讨论的问题却有很多。
最先对胡梦华质疑者是章鸿熙即章衣萍。他于1922年10月30日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认为道德与人性天真并不相悖，“肉欲”和“兽性冲动”也亦正常。文学既不能用道德标准评判，因此诗只有好坏之分，而无所谓道德与否。11月1日，周作人又在《晨报》副刊发表《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给胡梦华以“旧派”的定位，更揣测其是“躲在老辈(按即东南大学学衡派)的背后，动辄拿了道德的大帽子来压人的朋友”。鲁迅在《晨报》副刊发表《反对“含泪的”的批评家》，并给胡梦华扣上“锻炼周纳”的罪名。
有人认为当年围绕《蕙的风》论争是胡梦华最终败阵，其实完全不符合真相。因为虽然1922年11月20日之后仍有攻击胡梦华文章，但无论鲁迅抑或周作人，甚或章鸿熙等均都偃旗息鼓。而且胡梦华在《读了汪静之君〈蕙的风〉以后》中有对胡适和朱自清的“埋怨”或指责，但他们却没有任何针对性文字发表。其实，即便周作人回应的《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也不能简单认为是对章鸿熙抑或汪静之的支持，而因胡梦华文章有针对周作人的质疑，即“我们当能记忆从前有人评曼殊大师的《焚剑记》是肉欲的冲动，兽性的表现。平心而论，《焚剑记》且受这种严厉的批评，《蕙的风》更不消说了。然而‘言犹在耳’，从前痛斥曼殊大师的人，却是现在替《蕙的风》辩护的人”。我们所以断定胡梦华所责难者是周作人，因为不仅“从前痛斥曼殊大师”者正是周作人，认为苏曼殊是“鸳鸯蝴蝶派”先师，而且，周作人还在他预为《蕙的风》辩护的《情诗》中，认为“静之的情诗即使艺术的价值不一样，但足可以相信没有‘不道德的嫌疑’”。周作人还说，“倘若由传统的权威者看去，不特是有嫌疑，确实是不道德的”，然而“这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133]就因胡梦华文章有对此内容的挑衅，这才激起周作人反扑。至于鲁迅撰文发难，除他的主张之外，当然亦因曾为汪静之指导这才护犊助阵。即便章鸿熙为汪静之辩护，除他们共同价值观外，也不排除私交因素。这论据就是，“1929年间，章衣萍出版了一部《枕上随笔》，里面有:‘懒人的春天啊!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这样的妙句，读者都骂章衣萍缺德，骂他是‘摸屁股诗人’，骂得他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骂得他有怨无处申诉。原来正是汪静之没有收进诗集的作品，章衣萍看见了，觉得有趣，把它录进《枕上随笔》内，谁知竟招惹了这无妄之灾”。[134]清楚了《蕙的风》出版背景乃至“围攻”胡梦华的原因，如果再深入研究朱自清和胡适序文全部内容而非捡拾片言只语，尤其全面考察《蕙的风》诗作内容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确有值得商榷的地方。(www.xing528.com)
其实，汪静之对胡梦华批评态度最值得深思。他给胡适信中曾说:“胡梦华的批评(虽然他不了解我的人格)我并不在意，只感谢他。”他还说，“誉我的是引我的线，毁我的是策我的鞭，都是益我的，促我进步的，我一样感谢他们”。因此后悔《蕙的风》这“未成熟的诗集”出版。只是，因为周作人《什么是不道德文学》发表，这又让他“重新肯定自己走的是极正当的路，毫无非人性的堕落的倾向”。[135]当然，汪静之给其恋人写信，也骂“胡梦华为何不走正当的路去下功夫，却甘心做不正当的‘学衡派’的子孙”，并且“更要自庆成功”，因为他认为“静之的诗终不失为静之的诗”。[136]虽然如此，但1957年《蕙的风》作为“五四”新文学史资料重版时，他却根据胡梦华“《蕙的风》之失败，在未有良好的训练与模仿”，以及“在求量多而未计及质精”，更有倘若“不要二百四十页之多，肯把那些肉麻的，轻薄的，纤巧的，说白的，一句两句无味的删了，或许不至于失败；而且为一部很好的诗集”[137]的评判，将《蕙的风》原版内容删弃三分之二，仅剩51首。不仅如此，汪静之还检讨说:“我那时是一个不识人情世故的青年，完全蒙昧懵懂。因为无知无识，没有顾忌，有话就瞎说，就有人以为真实；因为不懂诗的艺术，随意乱写，就有人以为自然；因为孩子气重，没有做作，说些蠢话，就有人以为天真；因为对古典诗歌学习得少，再加有意摆脱旧诗的影响，故意破坏旧诗的传统，标新立异，就有人以为清新。其实是思想浅薄，技巧拙劣”。[138]
如果认为这是汪静之在当时极左思潮下的无奈之语，当然不无道理。因为不仅为他写序的胡适跟随国民党逃亡台湾，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而且当年为他“解围”的周作人，也戴着汉奸帽子。虽然如此，但却不能作此简单判断。因为胡梦华也因曾经的国民党高官职位，被囚禁在监狱中。当时的高压背景对汪静之删诗起了决定作用，但到上世纪新时期的90年代，漓江出版社印刷《蕙的风》时，汪静之虽将1957年版删掉的《别情》又收进诗集，但却把胡梦华抨击该诗的核心诗句，即“我昨夜梦见和你亲嘴”，以及“把你梦中的那花苞似的嘴寄来吧”等删掉了。但因删掉这些诗行有碍全诗的完整，汪静之不得已就把原诗拆开分成两首小诗。这从表象看，是胡梦华批评起的作用，但我们也不排除汪静之在后来几十年中，看到过闻一多的指责。当然，2006年西泠印社出版的《汪静之文集》，最终还是根据《蕙的风》原版收录。但那毕竟是由汪静之儿子编辑整理，为的是“重现汪静之的本来面貌”，[139]以显示其文学史价值。
闻一多对《蕙的风》认识并不限于“诲淫”，更对其“诲淫”内容，作了合理阐述。其实，闻一多的观点，未尝不和周作人的阐发相同，至少有所交叉。他对《蕙的风》所看轻的，当是其“无诗”即缺乏艺术含量和美感。因为当时闻一多对唯美主义追求达到极端，这在闻一多此前与清华校友的通讯中就可看出端倪。如他刚到美国不久就致信国内的梁实秋和吴景超说，“我的志愿远大的很”。他还针对吴景超拟创办《清华月刊》所陈“三条理由”，即“与文学社以刺激”“散布文学空气于清华”和“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等，他说:“我以为比较地还甚猥琐。我的宗旨不仅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更“径直要领袖一种之文学潮流或派别”。我们所以肯定闻一多所欲“领袖”者是极端唯美主义，这是根据他之“迩来复读《三叶集》，而知郭沫若与吾人之眼光终有分别，谓彼为主张极端唯美论者终不妥也”的推断。闻一多认为郭沫若和他们“眼光终有分别”，因此不属极端唯美论者，根据逆向推理规律，他们就是“极端唯美论者”肯定无疑。闻一多还将清华校友欲创的刊物和美国意象派《诗刊》相比拟，将其命名《红荷》，因为他“更求一秀丽且庄雅之名”。[140]就在这封信中，闻一多洋洋洒洒评价当时很多诗人诗作，其中涉及到郭沫若的《女神》，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等。
闻一多痛心疾首地高呼:“始作俑者的胡先生啊!你在创作界作俑还没有作够吗?又要在批评界作俑?”[141]不仅如此，闻一多更欲扩充所创杂志内容，为的“以与《创造》并峙称雄”。[142]尤其不仅写出批评郭沫若的《〈女神〉之地方色彩》，而更写出唯美诗作《忆菊》《秋色》《剑匣》，还有属于爱情范畴的《红豆之什》42首。就在这背景下，闻一多收到梁实秋从国内给他寄的《蕙的风》，才对其作出不仅“诲淫”，而更“无诗”的断语。但我们切莫据此认为闻一多对《蕙的风》态度是文学宗派作祟，其实在他批评汪静之同时，就给梁实秋说“我们不应忽视不与我们同调的作品”。他说“只要是个艺术家，以思想为骨髓也好，以情感为骨髓亦无不可；以冲淡为风格亦可，以浓丽为风格亦无不可”。因此他认为“徐玉诺是个诗人”，并将其诗集《将来之花园》和冰心的《繁星》诗集并肩看待，尤其夸赞徐玉诺《夜声》诗句，如“在黑暗而且寂寞的夜间，/什么也不能看见，/只听得……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等属于“绝唱”。[143]就在此种对比中，闻一多才对《蕙的风》作出不无刻薄的评判。
闻一多批评《蕙的风》时，他的《红烛》诗集也即将出版，其著名爱情诗《红豆篇》就在其中。《红豆篇》是根据唐代王维《相思》内涵而命名，将“此物最相思”作为他全诗的题旨。《红豆篇》原来50首，经过删改保留42首，表现远在异国他乡的闻一多对国内妻子的思念。既然闻一多对《蕙的风》作出“诲淫”和“无诗”评判，那么就让我们欣赏他《红豆篇》的纯洁情操和唯美诗艺吧:“红豆似的相思啊!一粒粒的/坠进生命底瓷坛里了……/听他跳激的音声，/这般凄楚/这般清切!”“爱人啊!/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但是一帧回文锦哦!/横看是相思，/直看是相思，/顺看是相思，/倒看是相思，斜看正看都是相思，怎样也看不出团圆二字。”“我唱过了各样的歌儿，/单单忘记了你。/但我的歌儿该当越唱越新，越美。/这些最后唱的最美的歌儿，/一字一颗明珠，/一字一颗热泪，/我的皇后啊!/这些算了我赎罪的菲仪，/这些我跪着捧献给你。”词句简练，情感真挚蕴藉。因为继承了《国风》温柔敦厚传统，所以虽发乎情却止于礼义，绝无庸俗丑陋内容出现。不仅诗意能让读者咀嚼不已回味无穷，留下无限想象空间，诗艺更留给读者诸多美感享受。
然而汪静之诗作却不然。虽然《蕙的风》也有较好诗作，如梁实秋和闻一多分别肯定的《谢绝》和《尽是》，还有《题B的小影》等，均满含着诗意和情感，但毕竟这些诗作都太简短。当然，诗行长未必诗作就好，即如《我俩》其中一段“我生平最不能忘的一次——/我年十五你年十三——/你的姆妈微笑对你说:/‘我底娇娇，/今夜和哥哥同睡吧。’/那时你还不懂得什么，/我俩只互相爱着罢了。/那夜的亲吻异样甜蜜——/到于今还甜蜜——/哦!到死还甜蜜呵”，诗体确实解放，但却丧失诗感。语句确实通俗，但却浅露恶俗。《蕙的风》如此缺乏艺术含量，这就难怪闻一多认为其“无诗”。即便胡适充分肯定的“深入而浅出”者《我愿》，其艺术价值也远逊闻一多《红豆篇》之九，更莫比闻一多后来创作的《相遇已成过去》和《奇迹》这些既真情流淌，又温婉蕴藉的爱情诗的艺术价值。更兼汪静之也确实没有遵从道德礼教规范，诗句发乎情也止于情太过青春无忌。他之“我是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完全是盲目的，不自觉的”[144]自白就是证明。然而贯穿在闻一多爱情诗中的，却是以理节情甚或说以理节欲的特征。因为诗人确实不能如周作人所说，“做得”就能“说得”，更不能随意想唱就唱。因为虽然道德说教不是诗，但非道德的内容表现，更不属于诗，而只有诗本身才算诗，无需再多阐述。而《蕙的风》所以有浅露等不足，归根到底是汪静之“修养有限，创作斯浅”，[145]根本不能和闻一多诗作相比。
其实，即便汪静之自己，他后来也认识到《蕙的风》存在很多问题。他说:“很明白地发现新诗如散文，如说话，太粗糙，太琐碎，太分散，太杂乱，太不修饰，太没有艺术性”。[146]《蕙的风》缺乏“内含音节的匀整与流动”。因为明白“诗的生命是在他的内在的音节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这“正如字句的排列有恃于全诗的音节，音节的本身还得起源于真纯的‘诗感’”“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147]然而这正是《蕙的风》所欠缺者。
如果认为周作人等为《蕙的风》辩护错位，那么我们必须肯定闻一多对汪静之批评的价值。因为周作人等论争内容除夹杂人身攻击外，更多则围绕道德标准的文化取向角度纠缠，貌似很有道理，实际是偏离文学本身。但闻一多却不然，他既从道德标准，更从诗之本体即艺术审美价值认识立论，这就抓住了关键。因为诗亦属系统工程，是更为复杂的“金银盾”，即不仅需要内容精纯，还要艺术精湛，任何方面都不可缺失。倘若根据闻一多和汪静之当时的创作考察，显然前者优于后者，后来的创作更是如此。闻一多既有如此实力，又有其远大志向，这才在通讯中蔑视汪静之诗作。我们虽肯定闻一多对汪静之的批评很有道理，但毕竟他和胡梦华都将其不足放大，而且言辞也同样太过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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