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波德莱尔异同比较研究论

闻一多集诗人、学者、“斗士”于一身，是我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从他的传统文化修养到西方现代文化浸润，从中西文化的情感体验到文化的思考、批判、扬弃、建构，显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尤其在我国新诗创作理论建设上作出开创性贡献，他的新格律诗理论被后人称为现代诗学的奠基石。而波德莱尔是法国最伟大诗人之一，象征派诗歌先驱，现代派的奠基人。我们看到，闻一多的诗学观念深受法国诗人波特莱尔影响。两人虽然所处的国家、时代环境不一，但其家世出身、个性气质却有颇多相似之处，或许正是“惺惺惜惺惺”，两人有许多共鸣地方，闻一多与波特莱尔的文艺思想和诗作才如此心心相印、交相辉映。

闻一多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闻氏是巴河一带的书香门第，代有才人。闻一多和当时许多诗书传世封建家庭里的孩子一样，从小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他的父亲是清末秀才，但受维新思潮影响，思想比较开明，因此在北京清华学校刚建立的第二年，即1912年冬，就送13岁的闻一多报考这所留美预备学校。闻一多生活的时代，中国还没有严格意义的大学。他的家乡湖北浠水是很闭塞的地方。梁实秋就说过:“闻一多的家乡相当闭塞，而其家庭居然指导他考入清华读书，不是一件寻常的事。”^[194]这样的事，在那样的时代，一般只会发生在对外面世界有所了解的家庭当中，这也是为什么要特别强调闻一多出身乡绅之家的原因。因为闻一多是和20世纪同时开始的。在他成长的那个时代，代表中国社会主要文化气质的就是那些乡绅之家。中国早期留学生的家庭背景中，出身乡绅之家是非常明显的特征。乡绅之家的子弟不仅在经济上优裕，更重要的是乡绅作为地方上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的代表，常常最能够体现一个时期先进文化。季镇淮在《闻朱年谱》中就说:“这是先生接触新思潮的开始。”^[195]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回忆说:“我们家庭比较早地接受了新时代潮流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前夕就能阅读到《东方杂志》和《新民丛报》之类的书刊。”^[196]出身乡绅之家的闻一多，少年时就喜欢读书和美术，可以说是一个具有艺术气质的人。他后来的诗人和学者生涯，其实都与他出身有关。闻一多身上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197]

值得注意的是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第一次:由狂放归于沉静。1912年，年仅13岁的他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闻一多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10余年间，他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在回国近两年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却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一句话》《罪过》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闻一多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成为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第二次: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抗日战争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处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闻一多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重要变化。从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思中，闻一多逐步走上新的道路。闻一多的这一转变，不是简单的转变，这是经历四十多年漫长曲折道路才找到的归宿。他带着从心底迸发出的热情和正义感，把自己像火山爆发一样地献给真理，献给民主运动。一位联大同学向闻一多辞行，他写下离别赠言，以诗铭志:“君子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98]这个“毅”是坚强、果决的意思，闻一多期望青年能为民主事业英勇战斗。在赠言的末尾，他盖下印有“叛徒”两字的自刻章。闻一多选取“叛徒”名字，代表他要成为一个旧世界叛徒的心愿。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勇敢地作《最后一次的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闻一多，是诗人，是学者，是民主“斗士”，是一团火!在不足48年时间里，闻一多经历祖国的苦难与忧患，走过那曲折、充满矛盾、而终于找到真理的道路。他在诗的海洋、学术领域中孜孜探索，他为中华民族的民主事业搏击奋斗，他的一生就是动人心弦的壮丽诗篇。还是他的嫡孙闻黎明说得好，他称祖父“闻一多是个热烈、冲动的性情中人，他的人生就是一首诗”。^[199]

我们再来看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他生于巴黎，父亲约瑟夫·弗郎索瓦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开明人士，学过哲学和神学，爱好文艺，结交过许多文学家和艺术家，并与当时的激进分子关系密切。他接受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学说，并参加1789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他一度在宫中任职，但不久就厌烦宫廷生活而辞去官职，回家过起悠闲而清静的生活。60岁时，他娶一个26岁的女人为妻，并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波德莱尔。老年得子，弗郎索瓦对小波德莱尔十分钟爱，常给他讲各种神奇逸事，并带他到处参观和欣赏艺术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可以肯定的是，父亲的启蒙思想，对绘画的爱好，以及贵族作风，确实给幼年的波德莱尔留下极深印象，使波德莱尔从小就受到艺术熏陶。可惜的是，波德莱尔六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不久就改嫁他人。他失去唯一可能理解他的亲人。这给幼时的波德莱尔带来极大不幸，使他深深陷入孤独之中。继父欧皮克上校后来擢升将军，在第二帝国时期被任命为法国驻西班牙大使。他不理解波德莱尔的诗人气质和复杂心情，波德莱尔也不能接受继父的专制作风和高压手段，于是欧皮克成为波德莱尔最憎恨的人。这种不正常的家庭关系，不可避免地影响诗人的精神状态和创作情绪。波德莱尔对资产阶级传统观念和道德价值采取了挑战态度。他力求挣脱本阶级思想意识的枷锁，探索着在抒情诗的梦幻世界中求得精神平衡。在这意义上，波德莱尔是资产阶级的浪子。1848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反对复辟王朝，波德莱尔登上街垒，参加战斗。之后，波德莱尔继承生父遗产，和巴黎文人艺术家交游，过着波希米亚人式的浪荡生活。“波西米亚人”最初是指生活在巴黎拉丁区的流浪艺术家，后来泛指一切思想上与生活上独立不羁的文人墨客。这些无职业、无固定住所、穷困潦倒的文化人是被当时社会彻底边缘化的族群，与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现代性观念格格不入。他要作一个浪荡子。“浪荡”一词，在他的眼中意味着高贵，文雅，不同流俗，既有着面对痛苦而不动声色的英雄气概，又有着忍受尘世苦难而赎罪的宗教色彩。浪荡子具有某种悲剧色彩，因而如同落日般“壮丽辉煌”，是“英雄主义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次闪光”。他表面上的冷漠掩藏的是内心火热。总之，“浪荡”一词意味着“追求崇高”。“他们渴望有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为他们边缘化的生存状况赋予一定的意义，而且是一种崇高的、孤芳自赏的诗意。”^[200]波德莱尔晚年在文坛上功成名就，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物质富裕和精神宁静。1862年底，刚刚买断他版权的出版商马拉西斯破产，使他更陷入困境。1867年8月31日波德莱尔在贫病交加中逝世。波德莱尔的一生是反叛的一生，他的反叛以悲剧告终。然而这是一出有血有肉的反叛悲剧，他将其凝聚在《恶之花》中，以生动的场景，活跃的人物，撕心裂肺的喊叫，发人深思的冥想，使万千读者惊醒和感奋。作为诗人，波德莱尔最根本的贡献乃是结束法国诗的古典时代，使之进入现代。后来其他国家的诗人也意识到，波德莱尔不仅为法国诗开辟一个新时代，也为全人类的诗开辟一个新时代。正如邦维尔在他葬礼上所说:“维克多·雨果虽然也是一位革新者，毕竟还是继续了古代的传统，他总是根据某种有意的理想美化人和自然；波德莱尔不然，他象巴尔扎克、杜米埃一样，接受了全部的现代人，连同他的动摇，他的病态的优雅，他的无力的希冀，他的混杂着那么多失望和泪水的胜利!”^[201]这正是《恶之花》的现代性之所在:它打开现代人的心灵世界，呈现出它的全部矛盾性和复杂性。

象征主义是100多年来西方现代派文学中产生最早、影响最大、波及面最广的一个现代派文学流派。波德莱尔发表的《恶之花》是象征主义的开山之作。波德莱尔不但是象征主义的鼻祖，也是整个现代派文学的先驱，其基本的艺术宗旨是:“艺术在人类的创品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因为它是自足的存在，无需任何外在目的，也就是说一件艺术品的目的，只在自身形式的完美之中。”^[202]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诗人闻一多关于唯美的纯形、丑恶的审美和意象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正契合早期波德莱尔的美学追求。闻一多出于唯美天性，接受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思维模式，《死水》就是明证。新月诗派最具代表的诗人和诗论家是闻一多，他导引了中国传统诗学向现代诗学的过渡。

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波德莱尔的诗学原则主要表现为:“重视诗的纯粹形式”“以丑为美”“重视诗的意象经营”^[203]等方面。这些诗学理念对闻一多的影响毋庸置疑。(www.xing528.com)

第一是探索诗的纯粹形式。波德莱尔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认为“如果以思想比形式更重要为借口而忽略形式，结果是诗的毁灭。”^[204]他师法美国诗人爱伦·坡:“在诗歌中只有创造美——超凡绝尘的美才是引起乐趣的正当途径。音乐是诗歌不可缺少的成分，对诗人力求表现超凡绝尘的美尤其重要。”^[205]在他看来，巴黎这座盛开着恶之花的“病城”就是挖掘美的场所。但这美并不在于巴黎的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豪华生活，而在于巴黎地下的迷宫、活跃着娼妓和乞丐的底层社会，这里呈现出令人忧郁和愤怒的面貌，可以从中挖掘出美来。他明确指出，要深入到人的最卑劣的情欲中去，大胆地采摘几朵恶之花呈现给世人。诗人这样做，是因为他醉心于表现丑恶的东西。马歇尔·伯尔曼(Marshall Berman)在评论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时说，诗人忧郁的内心感觉必然使他转向城市的阴暗面，促使他观看大街小巷中苦难与贫苦的景象。他的诗歌天才“与某种特殊的现实结合了起来，那就是巴黎的日常生活、夜生活、街景、咖啡馆、阁楼与地下室。”^[206]波德莱尔诗歌中的种种城市形象，如移动的人群、中世纪的贫民窟、四处游荡的穷人等等都获得了“客观对应物”的艺术力量。它们传达出现代作家内心的苦痛与焦虑，传达出一种“文化的绝望。”^[207]在波德莱尔唯美主义思想影响下，闻一多早期的诗学观念明显体现出现代唯美主义的文艺思想倾向，强调艺术形式的纯粹性，张扬精神的至高无上和以美来反抗现实社会，呼吁人们认清单纯依靠科学的危险，应摆脱动物式的快感享受，真切地体验生命的美感，从而达到人类至善的境界。他主张的诗歌美学应该“以美为艺术之核心”，^[208]“艺术的最高目的，是要达到‘纯形’的境地”。^[209]正是早期这种深受唯美主义文艺观的影响，为他后来提倡诗的美学原则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在中国新诗理论的构建中独创性地提出“三美”学说。闻一多的新诗创作和诗学观念阐发了唯美诗论，主要是抓住唯美主义非功利性和审美性，从文学疏离(而不是排斥)时代、文学自身独立品格等方面坚持唯美主义观念，对最讲究文学功利性和庸俗社会性的革命文学家进行顽强的抗争，他所追求的是纳诗于艺术之轨，纠正当时诗坛“瓦釜雷鸣”的偏颇倾向。

第二是倡导诗的化丑为美。波德莱尔认为丑中有美。与浪漫派认为大自然和人性中充满和谐、优美的观点相反，他主张“自然是丑恶的”，罪恶“天生是自然的”，他认为应该写丑，从中“发掘恶中之美”，表现“恶中的精神骚动”。波德莱尔以丑为美，化丑为美，在美学上具有创新意义。他那“发掘恶中之美”^[210]的另类美学观为后世开辟一条通向诗歌大门的新路。从《恶之花》中审丑:丑是对现实的反映。在波德莱尔眼中，万事万物都是恶的，而《恶之花》就是一部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丑陋、罪恶和世纪病等病态的花。《恶之花》中描写的丑是多方面的，有肉体的丑，环境的丑，社会的丑，精神的丑，多种多样，让人触目惊心。诗人在《腐尸》的描写中将肉体的丑发挥到极致，那横陈在铺石子路上的腐尸“两腿翘得很高，像个淫荡的女子，冒着热腾腾的毒气”“敞开充满恶臭的肚皮”“苍蝇嗡嗡地聚在腐败的肚子上，黑压压的一大群蛆虫从肚子里钻出来，沿着臭皮囊像黏稠的脓一样流动”。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从总题到篇章内容，都是实践“化丑为美”这种理论的典型证明。

闻一多创作的《死水》深受波德莱尔开启的象征主义影响。它借助“客观对应物”来间接表达感情。其中，审丑是它很重要的一个基点，审丑也是审美的一个崭新阶段。该诗第二、三两节就是对“死水”充满奇妙想象的描绘:“翡翠、桃花、罗绮、云霞、绿酒、珍珠”等世间极易唤起美感的词语来描绘原本丑陋的“死水”，通常以为，这是借鉴了波德莱尔“以丑为美”的原则。诗歌中意象的组合，一方面是直接抒发或是隐含寓寄诗人的情感；另一方面还在于极大程度调动读者联想、想象，使它把握诗中之情外各有所悟。闻一多看穿“绝望”“死水”的本象，就要遣动意象把这种丑恶发挥到极致。人最厌恶的是什么?其实并不是示其丑于人，而是不知己丑，以丑为美。正是“丑越写得美，越引起反感”，^[211]作者的目的也就达到。

第三是重视诗的意象经营。恶与美的完美交织是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的一大特色。《恶之花》的描写涉及世间万物，组合成一个丰富而具有独特审美意蕴的意象体系。波德莱尔诗歌中的意象兼具现实性和浪漫色彩，他的写作风格时而严肃，甚至充满愤怒与激情，时而又回复温婉和静谧，他生动刻画人们嗤之以鼻的事物，赋予他们新的姿态和意蕴，具有很强的开创性。恶之为花，其色光艳而冷彻脊骨，其香浓郁而幽远，其态精俏而邪魅，其蕴崇高而延绵，它绽放在地狱边缘，释放其阴冷而波动心弦的独特魅力。在满足人们对新奇事物探索欲的同时，波德莱尔还蕴含了深意，回味无穷。而闻一多的《死水》则用“远取譬”手法，以“死水”象征旧中国社会现象，暗示诗人内心深处的苦闷，具有神秘感。闻一多在论意象时，强调新诗的幻象论，他说:“幻象在中国文学里素来似乎很薄弱。新文学——新诗里尤其缺乏这种素质，所以读起来，总是淡而寡味，而且有时野俗得不堪。”认为现今诗人大多有种通病，“那就是弱于或竟完全缺乏幻想力，因此他们诗中很少浓丽繁密而且具体的意象。”^[212]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闻一多受波德莱尔的影响颇为明显。闻一多和波德莱尔都出生于具有较好艺术教育背景的家庭，都爱好美术和诗歌，都是热烈、冲动的性情中人:不同流俗，追求崇高!(尽管采取的形式不同)都具有艺术家独立不羁、勇于反抗、傲然一切的风骨，两位诗人虽然生活在东西方地球的两端，身处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但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促使他们产生悲观主义情绪，对客观世界采取绝望的反抗态度，并在诗歌创作中借丑恶现实的物象表达心中的愤懑与忧郁，最终殊途同归，表达了对时代、民族的忧患意识，彰显了人道主义情怀，成为开启一个时代的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