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闻一多公派留学美国攻读美术专业。他7月16日乘坐海轮离沪途径日本，8月1日抵达华盛顿州港口城市西雅图，然后乘车辗转数天，7日到达坐落芝加哥的美术学院。当月14日，他给吴景超、翟逸夫、顾毓琇和梁实秋等尚未留学美国的清华文学会校友写信，告知芝城见闻和感想，当然更有他对文学的兴趣。其后，为掌握美国文学的最新发展，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倾向等，他就利用开学前时间，到书店翻阅刊物，购买新版书籍，并紧抓可能的机会，向人学习交谈。就在对美国新文学运动初步了解后，他于27日，又给包括上述人员的清华文学会全体校友写一封英文信。闻一多不仅极其热情述说他刚到此地了解的美国新诗运动，即意象诗派理念和创作，而且还将美国意象诗派创作，和中国的“五四”新诗进行比较。
关于美国的新诗运动，闻一多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其不属于地方性偶然现象，而是在英语圈内的世界范围发生。尤其当时的美国，更处在辉煌时期:文学成为时代宠儿，诗歌也不再神秘。闻一多引用美国某诗人的话说，当时任何阶层，无论男女，何种性格，都能谈诗写诗，并以其歌咏人生。专业诗人更是如此。美国的出版业，更欢迎新人创作。闻一多在介绍美国意象诗派艾米·罗艾尔，卡尔·桑德堡和哈丽特·蒙罗等七位代表诗人后，还摘引罗艾尔女士撰写的意象诗派原则即:1.运用日常会话语言。2.创造新的节奏作为新的情绪表达。3.题材选择允许绝对自由。4.呈现一个意象。5.诗风硬朗，明确，避免暧昧、避免不确切表达。6.确立凝练为诗歌灵魂。闻一多非常赞同意象诗派这些追求，就视罗艾尔等为他之盟友。闻一多还抄录罗艾尔的《风与银》诗作为论据。同时抄录者还有美国意象诗人桑德堡的《雾》，希尔特·康玲的《水》和《雏菊》，美国《诗刊》杂志主编蒙罗的《情歌》和《山歌》等。他还告诉文学会校友，桑德堡受到芝城人们普遍尊敬，把他当做英雄，甚至赞美为“我们的神”。在陈述几天前聆听桑德堡讲演时，其所受鼓舞和激励之情，溢于言表。闻一多认为桑德堡所以能摘取美国伟大诗人桂冠，是因社会底层工作的多种经历。闻一多也给蒙罗和康玲很高评价。他借用美国文艺时评，将蒙罗排在英语圈诗人最高地位，诗作成就，要比其他美国人贡献都大。而对于后者，闻一多更赞誉她不到20岁，就在诗中表现出惊人的细腻、成熟艺术家的精密和才能等。[81]
闻一多对美国意象诗派的热忱，还可在其持续介绍中看出。就在此后几天，他不仅为清华文学会代订意象派《诗刊》按时寄发，而且在得知该会计划创办杂志之后的9月29日，又写信“希望其功用，亦与《Poetry》(按即《诗刊》)同”。[82]此后10月初，闻一多得以结识喜爱并拥“有中国画幅古瓷多种而不识其年代”的浦西夫人。因为闻一多帮其鉴定缘故，她就写两封推荐信。闻一多迅疾将此情况告诉远隔重洋的父母:“伊已与男两封介绍信，一致美国最有名诗人山得北(按即桑德堡)先生，又一致《诗》(美国有名杂志)总编辑并著名批评家孟禄(按即蒙罗)女士。”这时，闻一多兴奋地说:“此后可以与此邦第一流文人游，此极可贵之机会也。”[83]与此同时，闻一多也写信给吴景超和梁实秋。在介绍浦西夫人是“一个有‘支那热’的太太”，并谈及将其推荐给蒙罗后，他接着就说:“我想过几天就去拜访伊了。那时我定有信报告你们我们谈话底经验。”[84]此后12月1日，闻一多又致信梁实秋说:“快乐烧焦了我的心脏，我的血烧沸了，要涨破了我周身的血管!我跳着，我叫着。跳不完，叫不尽的快乐我还要写给你。啊!快乐!快乐!”闻一多何以快乐癫狂到如此程度?因为他“读了John Gould Fletcher(按即约翰·各尔特·弗莱契)底一首诗，名曰:《在蛮夷的中国诗人Chinese Poet among Barbarians》”。就在闻一多抄录该诗之后，他就说弗莱契“是Imagist School(按即意象诗派)中一个健将”，因此“崇拜他极了”。这表现就是，闻一多“在芝加哥找他的全集找了几个月”，终于“在一家书铺底旧书架上找出一本《生命之树》”。[85]因此当天，他就当做喜讯，写信告诉国内朋友。
仍是12月1日，闻一多又结识美国诗人尤妮丝·蒂金斯。次日他就给父母写信说:“昨晚会着一位美国有名女诗人海德夫人(按即尤妮丝·蒂金斯)。我将我的诗译了几首给她看，她颇称赞。她劝我多译几首，给她送到这里一个著名杂志(《诗》)请他们登载。我的朋友们笑我还没有上中国诗台，倒先上了美国诗台。”他还说:“海德夫人到过中国，当过《诗》底编辑，著了两本诗集，在此帮文学界颇有声望。”[86]就在此后4日，闻一多更详细写信告诉吴景超。他说:“前晚遇见这里一位女诗人Eunice Tietjens(按即尤妮斯·蒂金丝)，伊要看我的诗。我译了好几首去，其中伊最赏识的也就是你赏识的《玄思》。伊教我再多译几首，同伊斟酌了字句，伊当送给Harriet Monroe(按即哈丽特·蒙罗)请伊选登《Poetry》(按即《诗刊》)。钱宗堡笑我没有上中国诗坛，先上外国诗坛了。”闻一多还说尤妮丝·蒂金斯“游中国时所作的诗《Profiles from China》”即《中国概况》“颇有名”，他并且注明“清华图书馆有的”。[87]就在这封信中，闻一多还抄录《玄思》译文，供吴景超批评。其实是表示他内心的欢喜。
1923年2月15日即旧历除夕那天，闻一多写信邀约梁实秋来年留美要到芝城。其首要好处，就是“可以有机会同这里文学界里出色点的人物认识认识”，他认为“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闻一多还告诉梁实秋说:“今早一位Mrs.Bush(按即浦西夫人)写信来请我到The Arts Club(按即艺术俱乐部)同Amy Lowell(按即罗艾尔)等晚餐，并听伊读伊的诗。”闻一多解释说:“Amy Lowell在此邦是首屈一指的女诗人，比Eunice Tietjens底声价又高多了。”[88]此后3月8日，闻一多书信又向家人谈及此事:“前两星期我曾参与此城之文艺学会，又会见此邦的一位大诗人卢威尔(按即罗艾尔)。”罗艾尔1921年出版她历经4年翻译的中国古典诗集《松花笺》，闻一多对此也作介绍。他说“这位诗人曾翻译过一本中国诗，她不懂中文，她译中诗，同林琴南译西洋小说一样，与别人共作”。[89]
从以上书信内容，可以看出闻一多对美国意象派诗人表现出极大热忱，特别对罗艾尔更有兴趣。因此，1925年5月12日罗艾尔逝世后，闻一多就撰文《美国著名女诗人罗艾尔逝世》，发表在是年7月1日《京报副刊》第195号。就在这篇悼念文章中，闻一多称“罗艾尔女士(Amy Lowell)是映象派(lmagist school)的首领”，并将其定位为“诗人，批评家，著作家，翻译家”等，其诗名和罗伯特等“诸人并称为美国当代六大家”。在介绍罗艾尔相关创作成就后，闻一多不仅认为“她的死是美国文学界的大损失”，而且“她死了，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失了一个最有力的同情者”。[90]
闻一多如此钟情美国意象派诗，其对闻一多强烈吸引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研究。
首先是中国新诗和美国意象派诗的优劣差异。“五四”新诗的面貌应该如何?郭沫若说他“是最厌恶形式的人，素来也不十分讲究它”。因此他“所著的一些东西(按即诗歌)，只不过尽”其“一时的冲动，随便地乱跳乱舞罢了”。[91]俞平伯则说，他“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言语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以及“为爱而活着的我”。“至于表现的是诗不是诗，这都和”其“本意无关”。他甚至“认为如果顾念到这些问题，就可根本上无意做诗，且亦无所谓诗了”。[92]而被闻一多指为新诗“始作俑者”[93]的胡适则更离谱:他干脆“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94]虽然这些新文学发动者或实践者说法不同，但基本内容却是一致。就因他们追求“随随便便”或“自然流露”，因此这就显露初期白话诗缺乏艺术美的弊端。在这背景下，原本颇将郭沫若“视为劲敌”，但却“很相信”自己“诗在胡适、俞平伯、康白情三人之上”，并且认为“在美学同诗底理论上，懂的并不比别人少”[95]的闻一多留学来到美国，当他发现并研究美国意象诗派的理论和创作后，而且通过吴景超和梁实秋信件“耳闻诗坛(按即国内诗坛)叫嚣，瓦缶雷鸣”时，“责任所在”，就必然要“指出他们迷途”[96]而崇尚美国意象派诗。闻一多尤其崇尚美国意象诗派6条原则的最后3条，他认为中国新诗仅处在从狂热状态中跳出的初级时期，其表现就是过于空疏，过于肤浅，过于单薄。针对中国新诗那么多弊端，最喜接受新事物的闻一多，就强调必须集中精力学习意象派诗个性，即用深沉而温暖的色彩，强烈而凝练的表现力润饰诗作。[97]因此，他才给清华文学会校友抄录许多意象派诗人作品，以供他们比较、参考学习。
其次是因为，闻一多在清华时，他对诗歌美学追求的重要内容就是意象。这在他之《〈冬夜〉评论》中，批评俞平伯等人诗作“都有一种极沈痼的通病”时，就有表现:“那就是弱于或竟完全缺乏幻想力，因此他们诗中很少浓丽繁密而且具体的意象。”可见闻一多是把有无意象，当作评判诗歌优劣标准。在如何表现问题上，闻一多也作了阐述。他认为诗的音节不能繁促。因为“音节繁促则词句必短简，词句短简则无以载浓丽繁密而且具体的意象”。[98]诗作意象既依靠幻想力，这即等于意象其实就是幻想力表现。在闻一多诗论中，有很多地方就运用诸如想象、幻想、幻象和意象等概念。《〈冬夜〉评论》如此，《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亦然。
既然以上这些概念如前所述都近似意象或就是意象，那么意象内涵又是什么?我们只要循着前人的研究脉络，即可得出理想答案。先秦《〈周易〉系辞上》和三国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将意和象分开论述。前者“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后者“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出于象，故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意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根据上述论证，我们不必对其繁琐阐释。简言之，象就是客观形象，意则为主观思想。后人将意象二字首次合而为一者，是写作《〈论衡〉乱龙》的东汉王充。南朝刘勰作为文论概念，他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曾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盛唐王昌龄在其《诗格》中，也出现意象概念:“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这即为“诗人创作过程中主观精神与客观对象汇合时的一种心理状态”。晚唐司空图的《〈诗品〉缜密》，则对意象作如下表述:“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水流花开，清露未晞，要路逾远，幽行为迟。语不欲犯，思不欲痴，犹春于绿，明月雪时。”司空图意象的含义，其实就是意中之象。[99]虽然象中显意和意中之象有着差异，但我们毕竟应该承认意象的真意，就是“情感与物象浑然一体，毫无间隔的境界”。[100]
意象这概念既是中国最宝贵遗产，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熏染的闻一多就对其钟爱有加，并在其诗中多有表现。他远隔重洋来到美国，就认识到“彼之人民忤我特甚”。因为“彼称黄、黑、红种人为杂色人，蛮夷也，狗彘也”。闻一多对此异常愤怒:“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多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所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士大夫久居此邦而犹不知发奋为雄者，真木石也。”[101]就在这情况下，闻一多远离歧视，其“所结交的都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102]这即热衷研究中国文化的后期美国意象派诗人，让其在他乡有遇到知音之感。于是闻一多就和他们频繁交往，并将这些机遇视作荣耀。
美国意象诗派全称应为欧美意象诗派。因为其是活动于欧美英语圈中的诗歌派别。欧美所以出现意象诗派，因从19世纪末开始，他们诗作只简单对济慈和华兹华斯进行模仿，并蜕化为无病呻吟的伦理说教。就在这情况下，研究中国古典诗词并极具反叛性格特征的庞德，接受柏格森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的休姆等，他们在借鉴象征派基础上，将意象表现作为重点，这就创立欧美意象诗派。意象诗派借鉴并源流于中国，追求东方意象的浓丽，这才受到闻一多青睐。但闻一多留美的1922年，其实属于后意象诗派时期。欧美意象诗派的主要活动，是在1909年至1917年，初起标志是在英国伦敦成立的“意象主义者团体”，结束标志为同仁出现理论分歧，并于1917年出版第3本《意象主义诗人》选集后解体。闻一多书信所谈及的意象派诗人，除弗莱契是长期，并且当时仍活动在英伦的美国意象派诗人，其他主要在美国意象诗派活动中心的芝城。虽然西方诗学研究者将英籍诗人休姆，发表于1909年的《秋》和《城市落日》“冠为最早的‘意象派’诗”，但将“‘意象派’第一次用于印刷出来的铅字中”，则是1908年就定居英伦的庞德，于1911年将《休姆全集》作为附录，收入到个人诗集《回去》的序中。作为意象诗派中坚的他，同年同月又被在美国芝城创办《诗刊》的蒙罗，聘为该杂志国外组稿的全权代表。就在庞德为该刊组稿，并于1913年发表《意象主义者的几“不”》，阐述他们追求和原则后，又在1914年出版以英籍诗人奥尔丁顿、弗林特等为首的《意象主义者》诗集。遗憾的是，庞德后来和弗林特的诗观发生分歧并进行论争，就于1915年退出该派阵营，从事意象主义形式更为严格的漩涡主义。当然，庞德的退出，也和罗艾尔1914年从波士顿赶到英伦，“急于要充当向美国推销意象派的大权在握的女经纪人”有关。就在他们各自不满并讥讽对方的偏激后，罗艾尔终于掌握出版1915至1917这三年《意象主义诗人》选集的权利。但作为一个运动，却在1917年结束。[103]虽然作为群体的这个运动结束了，但他们各自恪守的意象诗派原则，仍然发生影响并且延续:这即学习中国古典诗词的精确、硬朗、含蓄和高度凝练，诗思通过具体物象表现，并将诗人的瞬间情感融入其中。他们所崇奉“一个意象是在一刹那间里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的东西”，[104]这即“意象意味着诗人的情感与事物的互相融合和参照，使诗人的运思能够直接通达于形象，呈现于形象，显示一种超越言语界限的具体真实的世界，使物象在与诗人情感碰撞的某一瞬间突然转化成为一种新的存在”。[105]
美国意象诗派对闻一多的影响有两大表现。
其一表现为他欲在国内引领文学潮流形成流派。闻一多羡慕意象诗派《诗刊》的问世意味着美国文艺复兴的诞生，肯定其为美国新文学运动进步作出贡献，[106]这就激发他欲仿照意象诗派创办刊物引领文学潮流的雄心大志。因此，就在他之英文信不久的1922年9月29日，针对梁实秋和吴景超给他关于清华文学社欲创办刊物之信，闻一多回复说创办“月刊之议，我始极赞成，继而反对，终而睡了一晚觉，复又赞成”的原因，是因“办出版物还是极有兴味的一件事”。而他“所以反复怀疑终归赞成者，正为此兴味所迷耳”。闻一多还特别解释说:“我所谓兴味者非视为儿戏也。实则我的志愿远大的很。”针对吴景超关于创办刊物所陈之:“一、与文学以刺激，二、散布文学空气于清华，三、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的理由，闻一多则毫不谦虚说:“我以为比较地还甚猥琐”。因为他“的宗旨不仅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而且更“径直要领袖一种之文学潮流或派别”。就因闻一多有此引领文学潮流或派别的雄心壮志，并且他们皆知自己“对于文学批评的意见颇有独立价值；若有专一之出版物以发表之，则易受群众之注意——收效速而且普遍”。他并且还说其“对于中国文学报有使命，故急欲借杂志以实行之”。为保证刊物质量，闻一多还阐述办刊理念:“杂志内容余意宁缺毋滥，篇幅不妨少。”就在发信同时，闻一多还给文学社邮寄了意象派《诗刊》，为的就是“希望其功用亦与《Poetry》(按即《诗刊》)同”。而且“以为不办则已，要办定要期他永春”。[107]
就在据此信不足一月，闻一多又函社友谈及创办杂志，他更“恭恭敬敬地替诸位预祝成功”。他并且说:“鄙意以为我们既可以出半年刊为什么不能出季刊呢?半年刊与一季相差并不多，出半年刊未免太嫌寒酸一点吧!”因他听说文学社另有出版丛书计划，而且资料只有他的《〈冬夜〉评论》和梁实秋的《〈草儿〉评论》，他就认为“两篇稿子合并成一本书，这我又觉得有些寒酸了”。于是极力主张取消“丛书之议”，建议“将其材料并入杂志而扩充杂志为季刊，以与《创造》并峙称雄”。为鼓起社友勇气，他说“我现方从事著作《女神》评论”。[108]闻一多所说者，实际就是后来他发表批评郭沫若的《〈女神〉之地方色彩》。其实，就在闻一多给梁实秋和吴景超说过“如国外人料理国内出版物为可能，此故无妨”[109]后，他更欲仿照庞德在英国作美国《诗刊》的组稿代理。这在他1923年3月所说，“我前通信与各友人商量如何接济清华稿件，并提议使一驻美编辑部实现”[110]的话，就是证明。即便到1925年3月，闻一多早已离开意象诗派活动中心芝城转学到纽约，为“将国内之文艺批评一笔抹杀而代以正当观念与标准”，闻一多又给梁实秋写信说:“我们若有创办杂志之胆量，即当亲身赤手空拳打出招牌来”。而且:“要打出招牌，非挑衅不可”。因为“要一鸣惊人则当挑战”。他甚至认为:“非我辈接近之人物如鲁迅，周作人，赵元任，陈西滢或至郭沫若，徐志摩，冰心诸人宜否约其投稿”。因为他“甚不愿头数期参入此辈之大名，仿佛我们要借他们的光似的”。[111]只有雄心壮志者才会有此远大抱负。于是闻一多在其归国后的1926年，就和徐志摩等同仁在《晨报副刊》创办《诗镌》。对此，闻一多不仅承认其“刊行已为新诗辟一第二纪元”，而且“其重要当与《新青年》《新潮》并视”。[112]闻一多终于实现他创办刊物，引领文学潮流形成流派的远大理想。
其二表现是闻一多借鉴意象派诗，创作很多色彩浓丽的意象之诗。
闻一多留美的1922年，那时庞德早已退出意象诗派，而由罗艾尔引领该派活动，并于1915年发表包括意象诗派6条原则的《〈意象主义诗人〉序》。其时庞德既已定居欧洲，因此闻一多所接触者，就只能是活动在芝城的桑德堡、罗艾尔和蒙罗等。也许当时闻一多没有读到被庞德认为巅峰之作的美国希尔达·杜利托尔的《奥丽特》，还有庞德的代表作《在地铁车站》这两首将意和象融为一体的绝唱，因此他才给清华校友抄录罗艾尔，桑德堡，蒙罗和康玲的诗作。当然，引起闻一多激动不已的《在蛮夷的中国诗人》诗作者弗莱契，其时也早已定居英国，只不过他作为美国诗人，这首诗仍录入到1922年出版的《美国新诗杂抄》中。闻一多诗作受弗莱契影响，此前的研究者，多把目光盯在闻一多初始所作的《秋林》，即“一篇色彩的研究”，尔后出版时修定为《色彩》和《秋色》之诗，这当然正确。因为这两首诗，分别具有闻一多给梁实秋信中所抄《秋林》的诗句，并且信中的《秋林》也从没有发表和出版过。为什么闻一多认为弗莱契的“诗充满浓丽的东方色彩”?为什么闻一多“崇拜他极了”?为什么闻一多要花费几个月功夫“在芝加哥找他的全集”?并说“佛来琪唤醒了我的色彩的感觉”?[113]那就让我们欣赏笔者意译的《在蛮夷的中国诗人》诗句吧:
雨水的驱动器不停旋转，
密集线程射下沉重雨箭。
狂风肆孽击打着百叶窗，
滔天的海浪鼓涌到堤岸。
电杆如醉汉般东倒西歪，
别墅也在潮湿夏季悲观。
我们认为，闻一多所欣赏者，除针对国内白话新诗内容的空洞和轻薄外，另外引起他共鸣的，更有其后的意译诗句如:
我已在这环境生活过百年，
我知道这些控诉毫无作用。(www.xing528.com)
我明白无法摆脱这种野蛮，
甚至连浇愁的烧酒也没有，
更莫说分享人类思想空间。
也许我们研究者忽视闻一多抄录的该英文诗作内容，从没有论者联想到闻一多创作《太阳吟》受此影响。如果将二者进行比较，弗莱契诗作的繁密意象，愤怒情绪，都为闻一多所借鉴。当然，也许有人会认为《太阳吟》的创作在前，因为闻一多1922年9月24日给吴景超的信就抄录这首诗，而闻一多读《在蛮夷的中国诗人》在后，因为闻一多是在1922年12月1日给梁实秋的信提到这首诗。其实不然，就在给梁实秋这同一信中，我们切莫忘记闻一多所说为得到弗莱契全集，他竟在芝城花费几个月功夫。谁能说闻一多不是因为读到这首诗，才到处寻找弗莱契全集!
闻一多受弗莱契影响，这在他此前即1922年10月30日给吴景超和梁实秋信中，也可得到印证。他说:“现在我心里又有了一个大计划，这便是一首大诗，拟名《黄底Symphony》(按即交响乐)。在这里我想写一篇秋景，纯粹的写景，——换言之，我要用文字画一张画。”[114]当我们明白这种时间顺序，并且知道闻一多初到美国感受的民族歧视，就会明白闻一多所以会对弗莱契《在蛮夷的中国诗人》产生共鸣，并有感而发创作出思乡爱国的《太阳吟》来。
闻一多在美国创作的诗歌，当然不仅受弗莱契影响。就以其诗《我要回来》而论，无论回环往复的情感抑或诗形，不仅模仿美国诗人狄丝黛尔的《让它被忘掉》，而且更借鉴美国诗人蒙罗的《情歌》诗形。在此不妨将蒙罗的英诗《情歌》汉译，和闻一多的《我要回来》对照如下:
蒙罗的《情歌》
我爱我的生活，虽然她充满坎坷，
我把生命奉献给你，愿她绽放爱情花朵。
如果她能使你愉悦，你就为其驻足顾盼，
深浸在她香气之中，哪怕仅有片刻快乐。
我爱我的生活，虽然她充满坎坷。
闻一多的《我要回来》
我要回来
乘你的拳头像兰花未放，
乘你的柔发和柔丝一样，
乘你的眼睛里燃着灵光，
我要回来。
其实，闻一多的《我要回来》也是情歌。通过对照我们可以看出，《我要回来》不仅回环往复的格调和《情歌》相似，而且还模仿《情歌》的菱形“建筑”。因为具有直观性，在此不多分析。即便闻一多的《忘掉她》，那种段之首尾两句反复咏叹内容，同样和狄丝黛尔的《让它被忘掉》相同，也明显和蒙罗的《情歌》相似。二诗所不同者，前者为5行一段，后者为4行一段而已。当然，还有不同之处，这即段之诗行排列的差异，前者属于菱形，后者则属于夹心型。
另外，过去的研究者根据闻一多书信即:“《忆菊》《秋色》《剑匣》具有最浓缛的作风。义山、济慈的影响都在这里”[115]这段话，认为《忆菊》这首诗受到济慈的影响，这当然不错。其实，正像他《秋色》诗同时受济慈和弗莱契影响一样，他的《忆菊》诗除受济慈影响外，还受到康玲影响。我们只需将闻一多英文信中抄录康玲《雏菊》的前两行翻译为汉语，这即:
雪白的披肩……
金色的脸庞……
后，就能发现闻一多《忆菊》诗的诸多意象，和这两句多么相仿。虽然有学者认为闻一多《色彩》所受弗莱契交响乐式的影响“消化不良”[116]很有道理，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包括《忆菊》诸诗色彩的斑斓。
如果我们承认欧美意象派诗是西方“现代诗歌的起点”，[117]并认为“‘意象派诗歌’之于英美现代诗歌，有如一首序曲之于整部歌剧”[118]这判断正确，那么我们就要承认闻一多受意象派诗影响的创作，是他承前启后的又一起点。虽然如此，但闻一多横向借鉴并不盲目崇拜。其实就在他对意象派诗激情澎湃时候，也并不全盘西化。这可在其英文信中找到证据:如果强调真艺术，便是国家艺术而绝无例外。因此他反对文章滥用外国术语，外语表现，尤其外国思想引进的混乱。闻一多在对自己脱身这罪责深感自责同时，更直接说就尊严来看，没有谁比郭沫若更有罪。因为他不过是用中文巧妙表达西方思想，高明的模仿者而已。[119]
就这样，闻一多欲“径直要领袖一种之文学潮流或派别”，并打出招牌的雄心大志，终于在他留学归国后的1926年实现。并于1928年1月，出版不仅代表他，而且也代表中国现代新诗成就的《死水》诗集。虽然这部诗集作品不像他在美时那样注重色彩表现出喷薄状态，但却转换为色彩内敛其中的特征。尤其内中诗篇意象浓丽繁密，字句凝练，结构严密，思想深邃的特点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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