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新时期散文的变革与发展

中国新时期散文的变革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赢得了世人的关注和赞赏。这期间，老一辈散文作家的反思，打破了僵化的思想束缚，走出了抒情的模式，实现了散文的突围;大批中青年散文作家涌现了出来，他们追问历史，探索生存，深入思考，拓宽了读者的阅读视野，彰显了散文的理性意识，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其后新生代特别是女性作家为散文天地带来了丰富的色彩，他们的创作带有强烈的现代生活气息，逐步形成了散文小品与大品共荣，典雅与通俗同辉的散文创作新格局。这表明中国新时期散文创作变革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可喜成果。

然而，一些学者却对此视而不见，以传统的眼光否定新时期散文变革的成果。刘锡庆在《我看新时期散文》中说:“我感到特别遗憾的是，由于新时期以来散文理论建设的孱弱，不少缺乏散文‘文体意识’(不是陈旧的‘大散文’的意识而是适应‘独立’了、发展着的‘新散文’意识)的作家们仍然在东奔西突地、颇为盲目地进行所谓的‘创新’试验，如‘速写化’(如贾平凹)、‘杂感化’(鲍尔吉·原野)、‘随笔化’(如余秋雨)等，更不用说重蹈覆辙的‘小说化’探索了。我以为目前最值得警惕的还是‘随笔化’倾向，它包孕着极大的危险”。^[1]刘锡庆只从形式上看待新散文，没有意识到新散文内在思维的特点及价值，因而看不见这些探索的意义和成就，于是就得出结论说:“80年代后期，散文‘市场’活跃，但其‘主角’多为‘现代’及‘台港’多年遭冷遇，受忽视的名家旧制(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三毛、余光中等)，当代作家除极少人能与之抗衡外大多人只是忝列‘陪席’而已。”^[2]

这样评价新时期散文创作变革确实有失客观，更有甚者，《文学自由谈》1996年1期和2期分别刊发王强的《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和汤溢泽的《文化苦——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批评说:“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是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说‘秋雨热’这种现象的出现得归因于中国文学尤其是20世纪所处的情景与公众恋古心态和余先生本人的社会行为……整个一本(文)书都是陈年白酒(如古代古文化)与当今矿泉水、自来水(如优美的语句、感叹)掺和的产物。”这些批评就更失公允，从学术角度评论散文艺术本身就不合适，而连同整个社会及读者都搭进去批评甚至不惜人身攻击就更不可取。

文学批评应该有助于文学的繁荣发展，引导文学创作走向正途，而不是一棍子打死，一概否定。从目前对新时期散文的批评来看，直接的后果是从负面干扰新时期散文的变革和持续发展。所以，这些批评的正确性是令人怀疑的。文学作品的成功与否，读者应是评判的上帝，新时期散文受到读者广泛喜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当然，说它取得了成功并不意味着没有缺憾，相反，它是带着缺憾在不断的突围中变革、创作和发展的。

我们看到不少散文作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进行了创新的努力，而且这种努力是艰苦卓绝的:有的呕心沥血而并没有多大成果;有的干脆失败了;还有的颠覆了旧的自己，却没有寻找到新的自己，因而处于彷徨苦闷无法动笔的境地。

但是，还有很多作家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发现了自己、真切表现了自己的真情与思考，建构了自己的精神家园，给我们带来了惊奇和美感，这支令人尊敬的队伍可以排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差不多所有优秀作家均在其列。

我试图勾勒出新时期散文发展的线索，特别是思想发展的线索，而这种发展也已经成为过去，今后散文会如何发展，这个问题是复杂的，任何人都无法预测。我们只能提出一些猜想，而猜想未必会成为现实。但是没有猜想，人类就不会进步。

我们看到中国社会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能否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建设一个和谐、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引起全民的思考。当前，社会的贫富差距、政坛的贪腐、国家周边的安全、海洋危机等等问题直接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了中国梦的说法，值得我们深思。联系现实，国家在治理贪腐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消除贫富差距也做出了具体的努力，辽宁舰下海试航也展示了捍卫海洋主权的决心，国民经济也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民众的话语权也逐渐得到保护，这一切都在显示中国社会进入新世纪以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更加美好的未来。

最近，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这就为散文创作指明了方向，散文创作变革也应该顺应历史的潮流，彰显文学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的文明进程。我们看到当前散文创作也面临很多问题。其一，是文化散文，阳春白雪，和者必寡，似乎后续乏人。其二，通俗化道路失去了发展的方向，是生活化，肉体化，还是琐碎化?通俗很难界定。其三，缺乏真正的介入意识，散文家大多明哲保身，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语。其四，还有一些人写作散文纯粹是为了赚取稿费，特别是一些名家，随便写几个字，就可以大把大把地捞钞票。如果发表散文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那么，散文这朵香花就会被铜臭污染而失去阅读的趣味;如果发表散文只是看名气，那么，好不容易形成的散文繁荣局面很快就会走向衰退。所以，散文界需要新鲜血液，需要新人辈出，需要敢于打破传统、不断突围、创新思想的勇士。(www.xing528.com)

所以，新世纪中国散文创作要走向更大的辉煌必然要求散文家以一种自律精神与自觉意识参与到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展现自己的才华。在一个多元发展的社会里，对于各种取向与状态，已有较为宽松的包容与许可。但是，宽容与许可不等于任由其发展，文学的价值取向是每个作家必须思考的问题。于是，认清并把握自我的创作定位就成了每个作家都必须面对的事情，每个人都要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自觉融入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中国梦中，呐喊或者呼唤，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我们知道散文是审美的，这包括思维的独特与语言的美感，也必须具有精神的高度与思想的深度，必须具有与众不同的气韵与胸襟，散文作家只有把自己的创作纳入民族的发展潮流之中，才能彰显其恢弘的气势和高远的胸襟，也才能写出独特的历史美感。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人是通过语言而拥有世界的，在言说的展示中蕴藏着占有自我的力量，即把一切现存的和阙如的存在逐一归回到自身，实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这样，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顺手拈来、点染、铺陈，都可自成一体，自成方圆。从这个角度来看，散文写作是想象“可能的生存的方式”，具有建构自我认同之根源的意义。正如俄国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说:每个作家的意义，取决于他以何种方式影响我们，他的作品唤起了一些什么样的感情、思想和行为，这些行为是以其知识丰富我们的身心，还是读起来就像是一些可笑的词汇的集合。^[3]所以，散文作家必须具备新的思想，新的价值观、新的视野去面对新世纪的生活变化，引导并且影响读者去追逐伟大的中国梦，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散文是最具个性化的文体，也是最能够体现思考的文体，这就要求作家以独立的精神去关照自己的生活、去表现自己的生活。既然“每个人所领略的世界都是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那么，只有具备独立精神的个人才可能在长期不懈的思维突围实践中不断地走向成熟，不断变得强壮有力。执著于散文写作，就要做这样的努力，就要长期不断的积蓄力量，只有这样的坚持与储蓄，才能使自己在思想和气韵两方面得到滋养，从而臻至更高的境界。一个人的写作可能有多样性，但最终都是为了充分展示他的个性，这种艺术创作的个性呈现得越明显，其创作标识就越突出。我们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也是考验每一个作家个性创造性的时期，每个作家都需要用正确的精神和独特的美感引导读者为改革开放奉献自己的才智。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生活，创作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用什么样的形式去铺陈。因此，阿道诺的观点便显得异常独立和清醒:“真正的艺术在社会功能上是批判的，在美学形式上是自由的。”散文作家应该意识到在今天一切阻碍改革开放的阴暗势力都是我们批判的对象，而做到这一点需要不趋炎附势的个性，需要独立思考的精神。

新时期的散文就是这样发展变化、创新突围，实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那么随着新世纪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们相信散文作家的思维也将会进一步解放，深入探索我们民族的生存出路，不断拓宽我们思想的天空，不断刷新读者的阅读视野，展示散文的理性魅力。

我们看到一代新生的散文作家正在用我们民族语言建构新世纪、新时代的精神家园。我们期望新世纪散文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创新，把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新世纪的太阳已经高高升起，阴暗角落里的一切鬼魅都将失去其原来的蛊惑，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以其矫健的姿态走上世界舞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正在变为现实，我们有理由期待散文的明天会更加辉煌，也有理由为此鼓与呼。

【注释】

[1]当代作家评论，1997:(3)

[2]刘锡庆:我看新时期散文，文论报，1993:6月5日。

[3]梁凤莲．取向与临界．羊城晚报．2004: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