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散文的变革与发展——董桥散文的介入与逸出

刘绍铭对董桥这样评价说:“小董最近自述有言，‘活了几十年的人了，烟水池台，风景阑珊;荒村客路，斜阳无主’。人生到此境界，大可任自风流，但求无过，挥墨续写《缪姑太的扇子》余绪就是。但关键时刻，他还是站出来说话，可见未能忘情，不失报人本色。”

我们认为，历来最受欢迎的散文是那些关爱人生、介入现实问题，敢于书写真性情的散文。面对社会生活之中很多现象，需要有知识、有见地的人介入发言，他们的声音才是社会大众希望听到的声音，也是能够流传后世的声音。董桥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介入社会，用他的笔表达知识分子的良知，凸现人文精神。

董桥自己在谈到散文创作时说过:“在台湾那几年最大的好处是让我真真正正的投入中国人的社会，一个很典型的中国旧社会环境。特别是我这个在海外长大的人，在台湾，我好像隐若觉得自己寻到中国文化的根。虽然念的是外文系，但周围的人情、环境、气氛都是中国的，有腐败，有保守，有传统，有新旧的衔接与冲突，基本上是一个很中国的社会，这个环境，对一个写中文的中国作家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他所说的这个环境，需要作家有勇气介入。不介入写作就失去了意义，而介入就会产生真正意义上写作。所以，他说这个环境对作家有好处。香港也是这样一个环境，他作为报界的主编，自然也就不可避免要对社会生活发表介入意见，例如香港回归的时候，他就写作了《姓董的》散文，“‘董’不是大姓。我姓这个姓，原本稀罕，颇为自得，以为甚贵。自从董建华先生当上特区首长，‘董’字泛滥，天天见报，日日广播，骄矜之气顿成众口之的，起初很不习惯，慢慢接受现实。查‘董’字是监督之意，‘董之用威’也。‘董’字又训‘正’，《楚辞》所谓‘余将董道而不豫兮’，说自己虽然见先贤执忠被害，依然正身直行，不犹豫而狐疑也。‘董’字又是董事之简称，如校董。从这些解释看，董建华一步登天，当也合理。”

董建华身体不适，由曾荫权代管，董桥就有一篇散文，《新经济便装过时了》，其中有一段:“曾荫权那天出席户外活动，鸭舌帽、黑眼镜、皮夹克配上厚毛的衣领，说是飞机师装束，看起来倒像是上海滩长胖了的瘪三。曾先生跟着英国人进进出出几十年，早该学会低调而贵气的衣着，一下子摆出火红的战斗架势，不啻品行自杀:‘Carelessness in dressing ismoral suicide’!”

董桥的散文介入社会生活，还表现在对媒体的介入。董桥本来就是从事报业工作的，因此，他对新闻的现实又较别人更清醒的认识。他在《谁要那套贞操带!》这样说:“传媒的信实报道不啻淑女的贞节操守，只是前者错了可以道歉撤回，后者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个理念是美国报人说的:Accuracy to a newspaper iswhat virtue is to a lady，except that a newspaper can always print a retraction.新闻界要的是遵守自己的专业守则，不是道歉撤回，更不是法改会的阉割政策，正如淑女们要的是家教，不是贞操带。”作者在这里运用相似思维，把新闻传媒的信守与淑女的贞操带联系起来，增加了介入的趣味，而不至于成为简单的说教。在《最要紧是有种》一文中这样说:“学问好了，还要俏皮，还要生动，还要敢承担，敢说真话，不要有太沉重的读书人包袱。志明和尚不会去找女人，起码敢说他想要，有种。”

董桥散文最大的特点是对政治的介入，而这一点正是我们现在散文界最缺少的精神。多少年来，我们的文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政治问题都是三缄其口，讳莫如深。但是董桥的散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介书生的侠胆豪气。在《君子与政客，典范的兴衰》中说:“政治人物包容异己，面对语言挑衅甚至暴力威慑的境况，还必须冷静阐释自己贯彻始终的信念，从容解围及至自我解嘲。这样的涵养不仅是风度的示范，更是勇气的展露。”他叙述了英国绅士的经历，最后描述了印度的一个议员的遭遇，让人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这样写道:“印度有个议员Minoo Masani，印度独立前经常在议会内外大力批评殖民政府和总督。独立后，他又不满新政府的作为，终于离开国大党，专心继续给几家大公司当顾问。不久，那些公司老板都要他闭嘴不再批评政府，否则解雇他。‘可是，我过去也不停批评英国人，你们并不阻止我啊!’他说。‘对啊，’老板说:‘当年那些人都是君子。现在这些人是政客。’”

他在《香港的人文空间》中直接批评当政者，“香港从殖民统治者开天辟地以来，始终是个华洋商贾招财进宝的胜地，现在连行政首长都是船王之后，股票地产炒来炒去之外，硅谷才是新欢，当然不会有剩出的情感和精力去营造什么人文空间了。”

对于大陆的社会生活，他也是积极介入，在《在宋词余韵中富起来》一文中，他说:“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当然必须具备一定的先决条件。大体说来，有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两类。经济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客观条件是市场机制，无论是姓“社”姓“资”都不相干，市场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和自由竞争，否则它便死了。精神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离不开一个“思想的市场”西方现称之为“market of ideas”，这个市场也同样必须有最低限度的开放与自由竞争的保证。这便是通常所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www.xing528.com)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我们很敏感的话题，但是，董桥认为，精神上的富足，就在于思想市场的开放，这一点，我们都有共识，但是没有人敢于这样说。只有董桥，这就是他的可贵之处。他的散文之所以能够吸引人的眼球，就在于它有内容，读了给人有启迪。董桥自己说:“散文，我认为单单美丽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还是内容，要有information，有message给人，而且是相当清楚的讯息。我对散文有一个最原始的要求:就是不能空洞。有了这种要求，自然就要付出，平时我们看了很多书，接触很多事，见过很多人，个人的生活不断‘加料’、充实。如何在这么复杂的贮藏室中，发掘一点对社会、对读者有意思的东西来写呢?我的要求是要言之有物，而且还要与别人不同!这就是我的困难所在。我还锻炼自己，要写得短，要‘短’就要‘精’，不要拖长，而且还经常要删减。有些读者认为我的散文太精简、太浓缩，读一次未必明白，这点我也同意。每个人的写作是有阶段性的，刚才所说的是我过去一贯的态度，到了最近，我把散文冲稀一点，不要太浓。在目前我以为就算我在文章不写上自己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这是董桥写的。”^[11]

但是，董桥散文的介入总是很飘逸，点到为止，并不执著，穷追不舍，死打烂缠，很有些闲淡气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费尔泼赖(fire play)的风格了。

他自己在谈到散文创作时说他要“追求悠闲境界”，这种悠闲境界首先就是能够进得去，出得来，当然也可以说，能介入，能逸出，这样才不至于僵。

他说:“我认为这悠闲境界是值得追求的境界，不过这悠闲也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变成风花雪月、空洞或太过多愁善感了。近代西方的散文作家，他们是approach和treatment都很不同，他们往往将一个国家的文化也写出来;散文人人可以写得出，但要写得有深度，就得有文化的根基。我想，除了在中国的作品汲取维他命外，对西方也要吸取营养。我要求自己的散文，可以进入西方，走出来;再进入中国，再走出来;再入……总之我要叫自己完全掌握得到才停止，这样我才有自己的风格。跟着我要注意的就是不能西化，要避免西化，得从文字入手。怎样练到自己的文字很中国而又不迂腐呢!这是很难的事。我自小跟父亲看晚清笔记、诗词、小说，但那时看是随意的，现在我再看，另有一番意思，我想如何在他们的白话文字结构中再经营出一种跟中国正统句法相符的句子，化入我的句子中，出来的效果，就可能很不同。”

虽然，董桥谈的是文化的入与出，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他的介入与逸出，例如《在宋词余韵中富起来》，开始介入政治，强调言论自由，可是笔锋一变，这样写道:

二十世纪再过两天就翩然走进青史了。这一天，我跟美国来的朋友吃午饭，谈到哈佛大学的《儒林外史》，也谈到中国政坛的《家》、《春》、《秋》，谈到台湾官场的《老人与海》，谈到香港官商的《赤地之恋》。学府清风明月，杂草丛中毕竟沟渠处处。唐山教条传家，飞来飞去的燕子飞不出人治的深深庭院。台北民主上路，只剩了苍老的国民党在时代的巨浪中挣扎求存。香港柳暗花不明，浅薄霸道的官商北望神州，白白断送了可以扮演示范橱窗的半壁江山。在这样的世纪末心情下，我想到的是我们精神上风寒粥冷的贫穷;我想到的是余英时在《二十一世纪》上《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的呼吁，那不仅是对泱泱唐山的企盼，也应该是对区区香港的祝愿。

前天，《国际先驱论坛报》头版头条让Curt Sup1ee展示漂亮的文笔，描绘出一千年前公元九九九年欧洲那一片依然荒芜贫瘠多病短寿的大地，而世界上文化缤纷的通都大邑却在中国的开封，在拜占庭帝国的版图之上。读了这篇长文，抛下民族自豪感，抛下爱国情怀，中国人的伤感旅程一下子回到了公元九六O年到一二七九年的北宋南宋年代。五代世宗九五七年病故之后，赵匡胤手抓兵权，九六O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大宋。从此，贸易旺盛，城市繁荣，经济飞跃，举国浩浩荡荡跨越人类第一个千禧。那是经济上富起来的文明古国:“王公大臣收藏着大量宝器、古物、玉器、合杖、书画、帛等等珍贵文玩和贵重物品”。那也是精神上富起来的文化盛世:唐诗妆残粉薄之后，引来的是载在扁舟上的宋词，满城的吹花小径，满城的听雨高楼，也有矜严也有温柔。新世纪前夕，怀古前瞻，但愿中国人在公元九九九年宋词的余韵中，走进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富裕千禧。(1999年12月30日)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董桥散文的特色，敢于介入，又能够智慧逸出，既有思想，又不偏执。敢于批评，是为了政治开明，生活更好;巧妙逸出，又是为了不让人生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