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上个世纪的散文创作，都表现出对生存的感悟与探索。这些感悟与他自身的生存状况直接相关，是他真切体验和思考的结晶。他对自己的散文有这样的评价:“早期的散文是清新，优美，但那时注重文章的做法，而那些作法又是我通过学习别人的作法而形成的，里边可能有漂亮的景物描写，但内涵是缺乏的，其中的一些看法也都是别人已经有过的看法，这是我后来不满意的。后来的散文，我的看法都是我在人生中的一些觉悟，所以我看重这些。”[6]贾平凹对生存的思考、看法以及表现在散文中的意思，总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正如有人评价他散文创作时说的:“对佛禅的虔诚已成为作为一个现代文化人的贾平凹身上精神品格的一种‘原始’显现。‘原始’的宗教对宇宙自然生命灵魂的另类阐释，那种带有‘史前文明’特色的认知观，使得它在现代社会里成为人类文明文化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一个构成，并因此成为文明时代一些‘最现代’的文化人的最后精神归依，如牛顿如托尔斯泰如林语堂。”[7]贾平凹生存思考的结果主要表现为超脱，超脱的方式和途径多种多样，贾平凹选择的是进入禅境。禅境使贾平凹从家庭变故的痛苦和世事的纷扰中为疲惫的心灵找到了一席憩息之地。
这些年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钱;什么都可以有，就是不能有病。”[8]吃五谷生百病，这是人人都懂的常识，又是人人都怕的经历和遭遇。人活着都想活得精神，有精神才能更好地克服各种局限和束缚，才能信心十足地为自由奋斗，这也是常识。然而，常识常错，因为，疾病对人也是一种束缚，克服怕疾病的观念，与其进行斗争的过程也是人获取自由的一种方式。当然，人不是神，得病的时候，都难免消沉与悲观，甚至产生虚无感。然而，无病时怕得病，一有病就想到死，则是一种更可怕、更让人不自由的病。如何战胜这种病，使人的精神获得更大的自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988年7月，贾平凹因肝病而开始了断断续续的住院治疗生涯。起始，他曾为此而忧愁郁闷，因为这病，使他不再能拥有正常人应拥有的一切，也因为这病，使他觉得自己仿佛突然被世界抛弃了。“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禁无限的孤独和寂寞。”[9]而在以后的日子里，正是那禅的人生境界使他从疾病的痛苦与忧患中解脱出来。
贾平凹曾经反复强调:“我是山里人，到西安这个古都里，仍是山里人德性。”[10]所谓山里人德性，实际上就是他还保留着山里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观念，纯朴善良，好静独处，喜佛爱禅。
我们姑且将这所谓“德性”看成一种文化心理特征，作为人格构成的文化心理特征，将在深层意义上影响贾平凹的散文创作。贾平凹是“山里人”，但他又不仅仅是“山里人”，他那区别于“山里人”的富有新色彩的目光，则是他冲破陈旧套路而区别于50、60年代散文家的审美前提。正因为如此，他方可能从山水胜景中发现生存的悲哀，从蛮荒贫困的村野生活中感悟到某些精神或情感的高贵，甚至从常开的笑口中倾听到悲凉的哭泣，从轰轰烈烈的对弈中察觉到社会政治生活的苍白无力，从病人的意象中顿悟到人病的沮丧慨叹，从闲人的景况中领略到生存心态的微妙而又司空见惯的沉重变迁……无疑;现代目光之于对象及背景的投射，便使那些古老的平常的琐碎的世俗生活产生了鲜亮耀眼的光斑与色泽。我们进一步看贾平凹对自己“德性”的描述和解剖:“社会的反复无常的运动，家庭的反应连锁的遭遇，构成了我是是非非，灾灾难难的童年，少年生活培养了一颗羞涩的、委屈的甚至孤独的灵魂”。差涩或孤独是“内向型”性格的表征，在一份性格心理调查表上，贾平凹确定自己的气质是“黏液质+抑郁质”，性格类型是“内倾型+独立性”。因此，在与外界的联系中常表现为一种独处的状态。“生性不善游逛，不喜说笑，行为做事往往爱作孤独的观察、思考”。[11]
“我喜欢静静地作文”。所谓“孤独地观察、思考”与“静静地想”即贾平凹所说的“潜心去悟”。除了静悟之外，贾平凹还强调“虚”:“艺术的道理有的可以说出，有的不能说出，达摩可以面壁十年，你何不潜心去‘悟’那些意会而不可言出的艺术真谛呢?要虚，虚怀天下风雨，你便有源于高度的自觉，而不溺于就事论事;要静，静观自然万象，你便有精于其道的自信，而不溺于俗艳浮躁。”[12]这是贾平凹对自己的文化心理最完整的阐说。至此，我们可以把贾平凹的文化心理概括为崇静、尚悟、贵虚。
贾平凹要求自己虚怀天下风雨，静观自然万象。所谓虚怀、静观都表明了把握生活、观照自然的一种状态。我们看他自己描述的在自然中的状态:
“我走月也走，我停月也停。我坐在一堆乱石之中，聚神凝想，夜露就潮起来了，山风森森，竞几次不知，这山中的石头就是我呢，还是我就是这山中的一块石头?”
这段文字与其说是对《庄子》文辞的模仿，毋宁说是对庄子思维方式的运用。而他的寻清静，避闹市，归拙朴避繁华不能不说是与道家的出世思想有些关系。他的崇静尚悟，显然带有道、释的哲学倾向。有论者说贾平凹散文“其至深处，所悟每近禅味”，是不无道理的。贾平凹在散文中的感悟似乎显露了他内心世界中的佛性;他的感悟是用内在的智慧去探究事理。这种探究在他最初的散文如《丑石》等作品中是直白的，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而从1989年开始，他的不少作品则近于说“禅”了。当他能够称柿树为“佛”时，他的感悟也就达到了一种成熟的境界。而“成熟则为佛”:“长长的不被理解的孤独使柿树饱尝了苦难，苦难中终于成熟;成熟则为佛。佛是一种和涵，和涵是执著的极致;佛是一种平静，平静是激烈的大限，荒寂和冷漠使佛有了一双宽容温柔的慈眉善眼，微笑亦运动在嘴边。”当他觉悟到了柿树为佛时，他感受了从未有过的神圣和亲近。人生问题是任何一种学说都必须面对并要作出回答的问题。叔本华认为，痛苦是人生的宿命，因为人生有欲望不能实现就感到痛苦，一旦实现又觉得无聊。慧能禅师则通过解脱消去人生一切悲观宿命的色彩，为苦闷的人生里透出一口畅快的活气。他认为，智慧因烦恼而生，但这由烦恼而生的智慧终将化解烦恼。他所说的智慧主要是指生存的智慧与生命的智慧，表现为人的悟性。它不是衍生人生痛苦的根源，而是解脱人生痛苦的良药。禅宗敢于直面人的生老病死，认为生命的完满并不在于寿命的长短，而在于让有限的人生过程圆融无憾。基于此，慧能禅师提出了“三无”(即“无念”、“无相”、“无住”)的人生境界，指出人如果不再执著于妄想和外在事物，心灵就会得到解放，人的本性(即佛性)就会显现出来。所谓“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13]“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14]说的便是这种精神境界。因而，在禅宗看来，人生最可怕的病，不在于形体(肉体)上，而在心灵上;反之，人生真正意义上的健康是心灵的健康。
禅的这种人生态度，启悟着贾平凹从肉体的疾病中解脱出来;他因此不再视病为可怕的灾难，而是在病中省悟，并且在病中悟出人生的另一种境界:病成了他参禅、参悟人生的另一种形式;病使他“把一切都放下了”。对病苦的超越，使他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为深层的理喻:(www.xing528.com)
生的苦难与悲愤，造就着无尽的残缺与遗憾，超越了便是幽默的角色……
——《荒草地》
把生与死看得过分严重是人的秉性，这秉性表现出来就是所谓的感情，其实，这正是上帝造人的阴谋处。识破这个阴谋的是那些哲学家、高人、真人，所以他们对死从容不迫。
《说死》
贾平凹就是在散文中追求这种对人生感悟的境界，这是他对生存思考的结果，他不仅对解决自己的生存困惑，而且对解决读者的生存困惑也有一定的启示。
贾平凹的禅思是一种顿悟，不是从书本里来的，也不是从历史上溯源，而是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和体察，所以，具有个性特点和特殊的意味，很难把握。
总起来说，贾平凹的散文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作思路，他的散文不断在变，没有定式，随感悟而写，兼取众家之长。而之所以不断在变化，除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外，贾平凹自己的生存道路上的许多遭遇，也是他创作散文变化的直接原因。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散文变化，就是他对生存感悟变化的结果。最初，他作为一个青年，对生存寄予很多理想，表现出强烈的生存意志和生存精神，作品对人生多有激励，确实体现了积极入世的思想。可是，随着现实生活的深入，他渐渐感觉到实际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美好，他认识到生活的复杂性，作品中的主观色彩渐渐消失，而客观描述成为核心，《商州》系列作品的发表，实际上表现了作者的困惑与矛盾心理，作者笔下的古风民俗在现代物质文明面前经不起轻轻一击，就成为历史遗迹了。所谓的冷静观世，就表现出这种矛盾心理发展到极端，他无法给予社会生活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只是客观的记叙所见所思所悟。这种痛苦直到进入“禅思”阶段，贾平凹才超越了自己，由着自己的本性发展，建构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很多人认为贾平凹的散文自然天成，其实这只是一种套话，不论是《丑石》，还是《商州三录》，还是《闲人》、《树佛》等，作者的思路非常重视营造某种生存意境或意味，逐渐发展，逐渐形成他的生存散文格局，所以，贾平凹的散文是用心感悟生存的结果。
由于贾平凹的散文追求一定的生存哲理或意味，注重营造散文意境，又贴近生活，不断与时俱进，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有人说他的散文超过了小说。当然这只是一种个人看法，不能代表事实。客观讲，贾平凹的散文和小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贾平凹自己也多次表明，自己看不起了早期那些散文作品，认为现在的作品才能真正体现自己的独特风格，其实，我们认为，他早期散文只是沿袭了一定的抒情性，其中也表达了一定的生存哲理感悟，具有一定的价值。后期散文逐渐趋于冷峻，理性多于感性，然而，他的理性趋于禅境、佛道，具有某种虚空意味，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并不一定有早期作品的社会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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