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散文发展：以《商州》系列为例

《商州初录》和《商州又录》标志着贾平凹开始进入“复杂处世”的阶段。贾平凹仍然是情绪化的，但开始注重描写社会世象，进入社会生活的本体，个人的情绪逐渐内在化了。贾平凹要向外面的世界披露“商州到底过去是什么样子，这么多年又是什么样子，而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在商州体验生活时，贾平凹为新的生活的丰富性“震惊”，也为其复杂性“眩晕”。这种“感觉”意味着贾平凹对世界的认识有所深化，也就是所谓开始进入“复杂处世”的状态。

在《商州初录》的《引言》中，贾平凹用“美丽、富饶而充满着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和“勤劳、勇敢而又多情多善的父老兄弟”来描述商州。这两段文字表明了贾平凹的感情所系。他对风土人情，也即“古老的民族性的故事”有强烈的探究兴趣。他试图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写，写出现代的意识来，从各方面探讨农民心理结构的变化。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散文在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而这种人生故事总是与某种人生观念具有相似性。贾平凹的人生观念又反映出中国古代传统观念的继承，所谓古风古俗，就是质朴、自然、纯真的民风民俗，这些在他的商州系列散文中表现的最为突出。《桃冲》中的老汉与儿子的相似是表面上的，而内在观念的相似才是作者表现出的中心思想。这些人物的命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某种观念的结果。作者就是发现了这种相似性，描写这些人物的命运就具有了一定的意义。

我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在《月迹》、《踪迹》中，贾平凹就有描写民俗的兴趣。如果说《静虚村记》、《五味巷》重在写人情，写风俗画，那么《秦腔》则重在表现风俗人情中的文化精神或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和《秦腔》是一脉相承的。在《莽岭一条沟》中，作者叙述了一个在深层结构上与寓言《农夫和蛇》相似的故事。怀有超绝的接骨医术的老汉颇有些“替天行道”的古朴遗风。医术之高超，以至于狼都在深夜请他看病了，并且还来报看病之恩:狼吃了人家的小孩，将小孩脖子上的戴具叼来回报老汉，而老汉因为自己为狼治病，让狼残害了人家小孩儿而发疯跳崖身亡。这里表达了一个深刻的生存命题:难道生存就是建立在另一类生存的毁灭为基础的吗?狼的报恩是以残害人的同类来实现的，而人为了生存就只有消灭狼，而老汉为狼治病，就等于间接残害了人。狼身上这种报恩的人性让人无法接受，终于导致了灭顶之灾。这里表现出生存的复杂性，这个命题后来贾平凹继续思考，成为《怀念狼》的起因。

在结构与手法上，《商州初录》深受沈从文《湘西》和《湘行散记》的影响。沈从文谈到《湘行散记》时说，“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的方法，揉进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沉浮于西南特有明丽天时地理中……十五年前，我写《湘行散记》时，即具有这种意图”。受此启示，《商州初录》和《商州又录》的叙事成分增加了，对话增多了。它不是结构大的情节，而是以细节“步步为营地推进”，又带有一定的故事情节。这些特征模糊了人们阅读经验中散文与小说的区别，以致有人将《商州初录》当做小说。

我们读《默口》中的一段文字:

天黑了，主人公会让旅人睡在炕上，媳妇会抱一床新被子，换了被头，换了枕巾。只说人家年轻夫妇要到另外的地方去睡了，但关了门，主人脱鞋上了炕，媳妇也脱鞋上了炕。只是主人睡在中间，作了界墙而已。刚睡下，或许炕头上的喇叭就响了，要么是叫主人去开分地包产会，要么是主人去开党员生活会。主人起来了，窸窸窣窣地穿衣服，末了把油灯点着。他要出门，旅人也醒了，赶忙就起来穿衣。主人说:睡你的，我开完会就回来。旅人肯定要说出什么话来，主人用眼光制止了。

“你是学过习的?”主人要这么说。

“学过习的?”旅人疑惑不解?

主人便将一条扁担放在炕中间。旅人明白了，闭了眼睛睡觉。

在这里，我们已经看不到早期散文追求优美的语言痕迹，而用纯朴的语言表现出纯朴的生活，文字上的追求纯朴，带来的是描述的生存诗意，在略带幽默的叙述中，我们感受到民风的淳朴。在贾平凹的思想中，纯朴的山民，他们的生存无邪，纯真，坦荡自然，这种人性的本真品性是当今物质社会最缺少的东西。正是山民生存的纯朴，使贾平凹的笔墨在文字上也逐渐转换，拙朴代替了优美:(www.xing528.com)

到了门前，家家都是有一道篱笆的，但不是城里人的那种细竹棍儿，或是水泥杆儿，全是碗口粗的原木桩，一根一根，立栽着。一只狗呼地扑出来，汪汪大叫，主人喊了一声，便安静下来，给你摆起尾巴。屋里暗极了，锅台，炕台，四堵墙壁，乌黑发亮。炕上的被窝里蠕蠕动的，爬下来了，原来是一个年轻的媳妇，在炕上出黄豆芽菜:见客进门，忙将唾沫吐在手心，使劲抹那头上的乱发，接着就扫炕，就拍打炕上炕沿上的土，招呼羊皮褥子上坐。

这段描写我们可以看到贾平凹用小说的笔法，展现了山民的自然生存状态，毫不隐讳，直接描述，贾平凹开始摆脱通用的书面语的束缚，寻求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他不再刻意追求典雅和畅达，语言的诗意对他的诱惑小多了，而生存的诗意越来越凸现。在内容上他要表现出商州人的自然生存状态，而在语言上则想归真。因此他用拙朴的文字来描绘生活，使之更接近生活的“原生态”，这样描写商州山民的生存状态可以让人们思考很多问题:纯朴的民风是否只能保存在自然生存状态下?相对于现代都市文明，这种生存状态是值得肯定呢，还是应该否定?

贾平凹写商州也思索着商州，困扰他的问题是，“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道德水准的下降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只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移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5]曾经给贾平凹散文创作以影响的沈从文，在散文中以野性的民风民俗对抗现代生活，而贾平凹的散文没有给人这样强烈的印象。他似乎想超越对抗和矛盾，于是他“从商州作为一个点，详细地考察它，研究它，而得出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以及这个大千世界里的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变化的轨迹。”注意“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这意味着贾平凹在散文创作中试图兼顾“道德”与“历史”。作为一种价值取向，贾平凹在“历史”与“道德”之间遭遇到一个悖论。作为一种艺术创造，贾平凹则试图在“传统”与“现代”找到一种融合的视角;就意识、观念而言，他重视“中国民族的美好心理结构”，同时，他又意识到:现在，时代的特点比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充分、深刻和明显，因而他重视表现现代人的情绪;就艺术旨趣而言，他钟情于中国文学的传统财富，努力“以中国的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现当今中国人的生活、情绪”，尽管他意识到“文学要发展，必须中西杂交”。这些复杂性，构成了贾平凹表现在散文创作中的感情内涵与艺术历程。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贾平凹以自己的价值取向有选择地接纳了传统，但他也投向现实，从而获得某种平衡，避免了由“传统”而复古“怀旧”的危险。换言之，在表现当代人的生活、情绪时，贾平凹承接并挖掘了“传统的美”。也就是说，他既对中国传统生存方式给予一定的肯定，又不满于这种落后与世隔绝的生存状态，他想找到一种让传统与现代和谐融会的生存方式。

其实，贾平凹早期就有《静虚村记》的散文，在《静虚村记》中作者就描述了这种自然与现代和谐一致的生存状态，在这个城市里的村庄中，作者写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观念。可以说《商州》系列散文就是《静虚村记》的展开和继续，这似乎就是贾平凹散文创作的人文思想和精神。崇尚自然，以人文传统而言，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换言之，对自然的亲近、崇尚，正蕴藉着一种传统的人文精神;而精神与哲理，显然不可避免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有着血缘般的联系。事实上，我们不仅能够在艺术上，而且能在精神上找到贾平凹《商州》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联系。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桃花源”在中国文学中具有原型意义，而不断地构造“桃花源”则又验证了中国知识分子具有难以舍弃的“乌托邦”精神。有两段文字颇能表明贾平凹这种精神。

“从商洛进入关中，本来只有一条正道:过武关，涉五百里河川，仰观山高月小，俯察水落石出，在蓝田县的峪口里拐六六三十六个转角弯儿才挣脱而去。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西岳华山的脚下竟有了一条暗道，使这个保守如瓶的商洛从此开了后门:这就是由北而南的石门河了。”

这样来描述商州，就有一种进入世外桃源的感觉。贾平凹笔下的商州人也就具有世外桃源人的精神境界。

“滩上人也不计较，反倒穿着清楚;说话口大气粗，常常当着人面掏烟袋，总要随便，带出一角二角钱来，接着又那么随便地胡乱往口袋一塞。而村子里的人在桃熟时，夜夜有过来偷桃吃的，或许一到夏天，就来偷采嫩竹叶去熬茶。滩上人看见了，从不撵打，反倒还请进家过，尽饱去吃，只要求留下桃核，说积多砸仁，一斤可卖得五角多人民币呢。”

这是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境界。民风淳朴，几近原始状态，但是，贾平凹又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生活，不完全是欣赏这种古风。他写《桃冲》的后来，“日子一天天又富起来。人人都富，所有的人心就齐了;谁也不嫉恨桃冲的人，桃冲的人家又大种桃花和青竹。五月时节，这平台上就又只能看得见黑色的瓦顶了，一到黄昏，人们歇息的时候，那黑石崖上的扑鸽又旋风似的在河面上空飞动，石壁上离离奇奇的光影又演起来，桃冲滩上的人都瞧着好看。摆渡的老汉却悠闲了，就在水边的桃花林里，舟船自横，他坐在那里戴着硬式石头镜看起书来。”这样，贾平凹就把传统民风与现代生存观念结合起来，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新的世外桃源。应当说，这正是贾平凹散文创作的独特性与魅力之所在。

贾平凹对商州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客观描述，正是从现代意识角度冷静观察的，他既希望这种古风能够与世长存，又希望家乡能够进入现代文明，变革陈旧陋俗，他对“道德水准”、“诚挚的人性”和“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忧心忡忡，使他的散文弥漫着一种强烈的伦理情绪;无论是对人性的赞美，对弱小者生存的同情，还是自我的感伤与忏悔，都在伦理情绪的氛围之中。一个温柔、笃诚的人格形象也许正是因此而来。但也正是这种强烈的伦理情绪，妨碍了贾平凹散文对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容纳。当他迫切地想拓宽散文的路子，创造大散文的境界时，他就开始意识到自己早期散文的局限了。在《商州初录》、《商州又录》中，他“欲以商州这块地方，来体验、研究、分析、解剖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生活变化，从一个角度来反映这个大千世界和人对这个大千世界的心声”。这是贾平凹对农村农民生存状态的关注，开始从过去那种积极热情的入世思想发展到复杂处世或者冷静观世的阶段，他已经失去了理想化的激情，开始现实地把握社会生活。

《商州》系列，让人们了解到纯朴的民风民俗，贾平凹的散文也充分发展了还俗、拙朴的艺术特征。贾平凹似乎完全抗拒了诗的诱惑。他的认知体验和感情的内涵都发生了变化。一场大变，深化了贾平凹的人生体验，他冷静多了。他发现了残缺和严酷，并描绘了残缺和严酷。“人生给我的是这么多残缺，生活的艺术如此遗憾?这一切难道是教育我，人不尽是一个洋葱头一样有无数层壳的复杂，也同时满有皱纹的硬壳的核桃要砸开方能见那如成熟大脑一样的果仁?!要我接受着这一切孤独和折磨而来检验我的承受力以至于在这种严酷的承受中让我获得人生的另一番快愉?!”这是贾平凹在《独白》中的独白。在另一篇散文中，作者又说:“生之艰难与悲愤，造就着无尽的残缺与遗憾，超越了便是幽默的角色。”(《蛮荒野地》)由此看来，贾平凹是处于“承受与超越”之间，因此，严格地说，《商州》中的作品，仍然介于“复杂处世”与“冷静观世”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