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看来,命运对史铁生来说近乎于残酷。但是,面对不幸的命运,史铁生用顽强的意志和精神与病魔作斗争,同时,又把自己对生存的感悟写成散文,依靠写作,他战胜了自我,战胜了病魔,自己成为有价值的生存者。
史铁生,他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初中毕业后赴延安插队,1972年双腿瘫痪回到北京,1974年开始在北京一个街道工厂做工,7年后因病情加重回家疗养,开始尝试创作,先后创作《午餐半小时》、《我们的角落》、《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我与地坛》等,散文集子《答自己问》、《病隙碎笔》等。他的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并且被介绍到国外,有日、英、法等语言译本。
史铁生躺在轮椅上,现在只有依靠定期的“透析血液”才得以延长生命。然而让广大读者感到欣慰的是,史铁生一直以一种坦然的心态来正视自己的命运。在他看来,既然“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而“命运”又让自己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调换,那么就只好尽力当好自己的角色了。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树立起“苦难极处不可以消失希望”的坚强信念。史铁生“把最好的惩罚之地看成了人生的锤炼之地”,于是写作成了别无选择之途,或者说是最好的选择方式。从形而上来讲,“写作,多是因为看见了人间的残缺”;从形而下来讲,“写作为生是一件被逼无奈的事”。但不管怎么说,史铁生已不只是一个轮椅上的病患者。他“在任何熟悉的地方能看出一种陌生”,并“在看似已经明朗的地方开始了文学的迷茫路”,以至于很快有了“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这样一个鲜明的创作观。让人动容的是,他在二十年间努力“贡献自己的迷途”时,始终牢牢地坚守着自己的人生理念与民间视角。
对史铁生而言,不论病痛如何折磨自己,他都要尽力挤出时间一次次地唤醒因病痛而日渐麻木的心灵,然后对所在的世界和所处的时代进行审视,对生命状态和人生意义进行思考。于是也就有了关乎人生命运的“成长”、“生病”、“爱情”、“金钱”、“生存”、“道义”、“信仰”、“死亡”等等诸多感悟文字。可以说,凡是个体生命必须正视的问题和必须开解的难题,史铁生都没有回避与躲闪,而是调动了生命的全部激情与智慧一一给予解答,从而让读者不时产生心灵的强烈共鸣。比如“生病”,他是这样领悟出一种很现实的人生观:“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上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文学即人学,写作就是与心灵对话,这一点在史铁生身上更显得是铁定的规律。从理性说,史铁生认为,作家应当是在文学之外去寻找文学,因为“在文学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巨大而无限的空间,那就是灵魂的空间。我一直以为在这个空间里有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东西。”事实是史铁生比普通的百姓多活出一些问题,“问题”才是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www.xing528.com)
“别人用腿走路,丈量大地,他从腿开始思想,体察心灵。”(陈村语)写作对于史铁生则是一种被逼无奈的事。但“写作救了史铁生和我,要不这辈子干什么去呢?”恰恰是这种“被逼无奈”,使史铁生注定成为这浮躁世界中的最后一丝慰藉,以至有人说,他的存在几乎成为中国文坛的精神象征。
2002年史铁生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授奖词是这样评价他的创作:“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连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且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他的《病隙碎笔》作为2002年度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收获,一如既往地思考着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并解答了‘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意义来这些普遍性的精神难题。”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抢救无效去世,享年59岁。根据其生前遗愿,他的脊椎、大脑将捐给医学研究,他的肝脏将捐给需要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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