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大师李存葆的文化寻根与探究精神

李存葆的笔触由小说转向散文，原因在于他对生活的观察视角和切入点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他认为，“真”是文学必备的品格，真情实感是一切艺术赖以生存的根基。散文应该更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也应该更关注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与种种困境。散文里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他提倡的是充满文化含量的“大散文”。在他的散文中，“人性生态”和“自然生态”是两大创作母题。而对人性生态和自然生态的描述，李存葆不是停留在某些现象上，而是深入历史，寻根探源，凡事都要找到根本，这就构成他的散文的突出特点——寻根意识和探究精神。

李存葆在《沂蒙匪事》后面的赘语中说:“小说是人类创造的伟大的谎话，散文贵在真实。如果说好的小说家是作家从千万吨生活的矿藏里提炼出的几近‘谎话’(这‘谎话’有时比真实更真实)，那么，以真人真事为特质的散文，却排斥作家的虚拟性。特别是写历史题材的散文，一旦存有情节和细节的虚构，作者不仅会失却了历史的责任感，也会被熟知你所描写的那段历史的读者嗤之以鼻。”李存葆在这里指认了一种真实，曾经发生过的眼睛看到的真实，他在《也说散文》中还指认了另一种真实，那是心灵的体验的真实，并可看到他那悲悯的入世情怀，他说“因为散文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奢侈品，也不仅仅是一种花瓶式的点缀。散文贵在真诚，散文必须与小农经济生发出的乌托邦意识绝缘，散文应避开无病呻吟的痛苦状，也应远离那种甜得令人发腻的小布尔乔亚的矫情……我们的散文应该更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也应该更关注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与种种困境。散文里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应该有作家的正义和良知。”正是这种认识，他在写作散文的时候，就特别注重实地考察，注重文有出处。也许就是这种认识，他的散文就突出了寻根意识，突出了探究精神。

李存葆的散文属于文化大散文，他也是在历史名人和文化史迹中展开散文相似思维的，与其他作者不同的是，他突出了生态寻根意识。他拜访洪洞祖槐，追问白鹳的消逝，寻访沂蒙匪事，在西厢对月，与关公对话，倾听蟋蟀的鸣叫，他揭示的是文化古迹与文化名人的人性生态文化内涵和对当代自然生态思考的意义!在他的作品中，处处可以看到作者梦魂深处在不断追索我们民族文明的根源，探寻人性的正义，渴望找到理想的生存境界。他的写作不但给我们描绘出古代传统文化的来龙去脉，能够让我们看到事物的根本或本来面目，而且让我们看到目前生存的现状和人类发展的未来。虽然叙说的是自然和历史，但不是远离我们生存状态和布满蛛网的尘封的死去的记忆，是历史又是现实，这样，他的散文就不是掉书袋，我们看到的是作者的良知和心灵的高度。

从自然生态的角度上，我们看到《鲸殇》里描述那鲸鱼集体自杀的场面，是那么的惊心动魄又那么引我们深思:“当有鲸因病、伤搁浅，而噭噭发出求救信号时，其他鲸会突游猛冲，风樯阵马般赶来，情愿同病鲸一起搁浅，若病鲸不能得救，其他鲸绝不弃而不顾，即使被人们一一拖回深海，它们一定会去而复返，甘愿同病员彩号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直至同赴泉台，共吻死神。当代猎鲸者利用鲸这种互救的美德，有的故意刺伤鲸群中的一两个成员，迫使群鲸搁浅;有的在深海中用仪器模仿临危鲸的求救信号，引鲸自来以捕获。曩时刘、关、张结义桃园的情谊，向被传为佳话，然比之于鲸，却未免逊色。”这里，作者对鲸鱼的描写已经人性化了，鲸鱼的群体意识与人类的集体精神是相似的，作者在这里用桃园结义的典故与之相比，突出了鲸鱼的同生共死、不弃不离的群体意识。然而，人类就是利用鲸鱼的这种互爱互助精神，在欲壑的驱使下，对鲸鱼进行“他杀”，并逼迫“鲸鱼集体自杀”，面对无告的鲸类，李存葆在探索了捕鲸的历史根源后如是说“如果说人类在17世纪格陵兰捕鲸时代就拉开了毁灭鲸类的悲剧序幕，那么当今海洋的污染便抵近了这幕悲剧的尾声;如果说鲸类‘集体自杀’仅是人类拟人化的表述，那么人类便是直接和间接‘他杀’鲸类的杀手。鲸类的‘集体自杀’应是对人类无声的抗议，这无声的抗议分明在告诫人类，它们不过是生态失衡的最先牺牲品，面对大自然，人类若再不惭德愧行，遏制无边的欲海，那么，人类无疑也在进行着一场慢性集体大自杀。”

由鲸鱼的自杀引申出人类的集体自杀，这是对自然生态思考的结果。面对自然生态的被毁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是不会袖手旁观的，李存葆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呼喊:人类的欲壑应该受到节制。从看到鲸鱼集体自杀的报道，李存葆就不相信鲸鱼会集体自杀，他深入探究，遍查资料，分析判断，终于发现导致这种自然生态悲剧的罪魁祸首——人，是人迫使鲸鱼集体自杀。李存葆不是把一切自然生态灾难看成与自己无关，不把鲸鱼的遭遇看成和人类无关的悲剧，因为他知道自然生态与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李存葆的自然人文情怀和他的人道主义精神高度。他在散文写作中，对自然生态灾难深入探究，寻找根源，发出呼喊，让人自醒。这种声音在中国当代散文领域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发聋振聩、惊世骇俗的深远意义。尽管古往今来，有很多志士仁人都在关注人类的生存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但是，在李存葆雄奇的笔下，我们读出的是悲壮，是一种对自然生态历史的寻根思考，是一种对人类行为的自我反省，相比之下，我们对鲸鱼的不幸感到悲壮，对人类的不义感到愤慨。作者对鲸鱼命运的思考，对自然生态的保护意识，既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也是对人性进行一次深入的“自我审视”。

《大河遗梦》里，作者对自然生态被破坏产生的忧患，使得他的思绪上下追索，从令人惊骇的黄河干涸、袒露着一丝不挂的丑陋写起，天文地理、历史文化、激扬文字、追索渊源，以一位作家对生态环境的极度关注展开散文相似思维，纵横开阖、四射八荒，充分展示了作家对远古以来的黄河文化或中华文明的追索关怀与渴望振兴的赤子情怀，也显示了他对人类未来的关怀和呼唤。

从人性生态的角度上，我们从李存葆的散文里，感受到了对生命尊严的追求和对丑恶人性的指斥，也感受到了他的痛苦和无奈。在作者眼里，人类很多美好的东西正在逐渐消失，无论是黄河断流、鲸鱼的集体自杀，白鹳的消失，以及爱的绝唱，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苍凉和悲悯。作者发现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正史记载的悲剧之外，民间还有多少悲剧故事未被记载?我们今天只看到五千年中华文明，而很少有人看到，在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中，有多少丑陋的灵魂为了生存在不断上演着人性的悲剧?李存葆反复强调自己要写出真实的历史，真实的生活，并且用真实的心灵来写作，他要挖掘出埋藏在历史中的人们的生存苦难和鲜血，挖掘出文明背后隐藏的人性丑陋，让现在的人看到每个人内心都可能具有的丑陋的欲望和可怕的灵魂。只有意识到什么是丑陋，才能真正珍惜美好的事物，才能发展美好的精神家园。

李存葆在《沂蒙匪事》里深入考察了沂蒙山区的土匪历史，他发现在一定时期，官匪一家，共同成为老百姓生存的毒瘤。而他写土匪，主要是通过土匪的残暴透视人性中隐藏的丑恶，而这种丑恶人性来自于人们生存的艰难和悲苦。这样，他的思考就不仅仅是对土匪罪行的鞭挞，而是对人性的关注，对人生存的终极关怀。为了让他的作品具有真实感，李存葆踏遍了沂蒙山区的每一个角落，“《匪事》中所记述的每个人物，每个情节、细节，乃至每个地名、村名都是真实的，我都努力作过考证。”(李存葆语)所以，我们在李存葆的作品中可以读到这样的细节:土匪馍馍刘攻破一个山寨，他的手下阵亡一个小土匪，烧杀完毕，他在准备掠走的青年妇女中，亲自挑选一位俊俏的处女，抓鸡般地活活放入棺材，用粗钉牢牢将棺木钉死，与死去的土匪一起埋葬;土匪把那些肤白乳大女人的衣服剥得精光，将铃铛系在她们的丰乳上，让她们擀面条，铃声叮当，土匪淫笑;把受刑者用土埋至胸口，众匪策马在刑场来回奔驰，仅露出头部的受刑者血压升高，马蹄击头，血喷数尺……这些细节已经成为过去，而且历史上是没有人记载的，它仅仅存在于民间，存在于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蛮荒山区。作者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不是欣赏，而是感受到了人性的丑陋，感受到人的生存如果到了最危险的地步会疯狂到什么地步。土匪，就是把生命置之度外的亡命之徒，生存绝望使得他们在他人的苦难中寻求刺激，这是生命的原始本能。当读者对此发出诅咒时，作者的描述才能显示出其用意:珍爱生命。当然，人性的丑陋或美好，是由生存环境决定的。《沂蒙匪事》已经成为历史，今天的沂蒙山区一片欣欣向荣，人们生活在奔小康的道路上，而为了避免历史的重演，把过去的丑陋揭示出来，让人们意识到只有彻底创造美好的生存环境，才能杜绝人性的丑陋。

土匪是人的生存困境的产物，当人富有之后，是否就自然怀有仁爱之心了呢?在《飘逝的绝唱》里，李存葆把中国畸形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有钱人可以穷奢极欲，为所欲为，把自己凌驾于其他生命之上;另一方面没钱人则失去一切尊严，为了生存，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在这篇散文里，作者从中国历史中挖掘出了又一个人性丑陋的杰作:人体盛。所谓“女体盛”，就是将处女的胴体作为菜盘，也就是用人体来盛菜。这人体菜盘必须反复沐浴，再用冰水冲淋，然后仰躺在餐桌上，食物摆放在处女的胴体的任何部位，饕餮之徒边吃边品评处子的姿容颜色……在《飘逝的绝唱》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出人性的美与丑的表演:身体的美和灵魂的丑，欣赏者的美感是建立在展示者灵魂扭曲的基础上的，这种美感也就变成了丑恶。李存葆从王昭君、《西厢记》里看到人类女性的美，他赞美这是上苍的杰作。然而这杰作却成为权力和金钱玩弄、掠夺和霸占的对象，而美女们的沉沦，又给我们看到人类生存的阴暗和悲凉，“当一些靓女把自己的美色当做盛宴，让金钱这个‘食客’尽情饕餮时，上苍赐给她们的那青春的富有便沦为精神的贫穷。她们用金钱为自己打造的巢穴实则成了埋葬自己灵魂的坟墓。在这坟墓里，没有泥土的清香，没有碧草的芬芳，她们少女时代的那一片纯真，一份希冀，一缕情思，一声祝福，全都深埋在这里。她们的躯壳虽寄生在这‘坟墓’里优裕地活着，但心灵之花却过早地枯萎了。”在《飘逝的绝唱》里，李存葆对人性的思考是深刻的，是有现实意义的，他歌赞莺莺和张生的那金子般的爱情，因为他们的爱情不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是纯洁无瑕的，是人性美的结晶。而他之所以称其为“绝唱”，是因为在金钱支配的世界里，这种爱情已经很难继续了。美色成为金钱的奴隶，仅仅满足有钱人的欲望，而失去了其真正的价值。作者对美的思考是痛苦的，也是无奈的。但是，对人性丑陋的考察，最终会让人们觉悟，去追求美好的生活。

中国人的丑陋，鲁迅小说里有表现，柏杨先生有专论，而中国人的玩性实在也值得反思，李存葆的《国虫》，把中国人的玩物丧志表现得非常充分。《聊斋志异》里写的蟋蟀，让人对下层老百姓的生存艰难有了深刻的认识，但是，李存葆把蟋蟀称作为国虫，实在是有黑色幽默之感。作者认为自然界最富灵性者，莫过于鸣虫天籁。这些虫子的叫声大小、高低、粗细、缓急，千变万化，无处不在，述说着对自然的感应。于是，作者从中感悟到天地自然、人间兴替，诗意美感。李存葆在蟋蟀的历史中看到了人情，看到了历史的兴衰，把天地自然、人类社会勾连起来，表达其中的文化感应，揭示其中的文化内涵，充分显示了作者散文相似思维的艺术魅力。

在考察了斗蟋蟀的过程之后，作者感悟到“小小斗栅内的小战场，虽没有古战场那种驱坚策肥、鼓鸣旌飘，矢石如雨、刀光剑影的壮观，但不乏拼斗的惨烈，厮杀的悲壮，鏖战的血腥。对于躯体内含有‘好斗基因’的人类来说，观两虫交战，随着‘得胜将军’的鸣唱奏凯，会令人产生凌云直上的愉悦，登高一呼的心醉，甚至还会让人发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感慨。”从蟋蟀的好斗联想到人类的好斗，二者之间的相似性，使得这段描写具有了滑稽幽默效果。李存葆对蟋蟀的考察，征引数十种史籍，从甲骨文秋字状如蟋蟀，《诗经》“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到宫女身锁幽宫，“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提贮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然后是人的争斗的欲望借助一个小小的生灵表达，从断送南宋江山的“蟋蟀宰相贾似道”，到蟋蟀皇帝，从现实的“虫痴”，丧掉蟋蟀，默默不乐，如丧考妣，到现代的赌徒，多少人因为蟋蟀加官晋爵，多少人又因为蟋蟀家破人亡，李存葆把它命名为国虫，确实不虚。其实，写国虫，实则写人，写人性生态。如果说，《沂蒙匪事》和《飘逝的绝唱》是感悟人性中的恶和美的沦丧，那么可以说《国虫》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人性中的丑，玩物丧志的丑。

而最能够代表文化寻根散文的作品，就是李存葆颇受佳评的《祖槐》，这是作家在文学的“寻根热”已经降温至零度之后的一次精神的游历。李存葆的文化寻根，不是空洞的历史资料演绎，而是与自己的人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从自己的人生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我乃山东五莲人氏，儿时，却不知有五莲而先知洪洞。在村里，李姓只有近支三家，属外来户。在我呀呀学语时，祖母就曾一遍又一遍地教我哼唱这样一首歌谣:

问咱老家在何处，

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

大槐树下老鸹窝。(www.xing528.com)

黑黑的老鸹又名乌鸦，在乡人眼中，向为不祥之鸟。先祖怎会住在名叫老鸹窝的地方呢?我幼小的心灵迷瞪不解。年长后，我曾多次问父亲老家究竟在哪里，父亲总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老家就在洪洞县的老槐树下，是洪武年间迁来的。”

从儿时哼唱的歌谣:“大槐树下老鸹窝”中的“老鸹窝”来质疑发问，进而惊异地发现，不论是县志，还是明清文人咏述古槐的诗文里，“老鸹窝”统为“老鹳窝”。鸹和鹳的变化，不仅是谐音韵母，而且是生态变化的结果。而寻根究底就是要揭示生态文化的现实，要回归生态文化的根本。

李存葆在文章中说:“怀恋是人类通有的情愫。姓氏与故里，对中国人来说，永远是座斑驳陆离的大迷宫。对故里的沿波讨源，对姓氏的探赜索隐，是国人天性使然。”李存葆探赜素隐，沿波讨源，为了这么两个“鸹”与“鹳”的真伪，竟然故纸堆里讨金豆，临汾故里掘宝泉，采取了一种军人强攻式的探讨与追寻，汩汩流来的往事，娓娓道来的讲述，既表达了他对“根”文化执著的探究，也展示了他作为一名优秀作家治学严谨的学者功力。

对于寻根，李存葆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悄悄兴起的‘寻根热’，也是人们在冲破思想禁锢后的一种精神上的寻求。然而，寻根祭祖既可构筑一座开放型的思想殿堂，也可打造一个封闭式的精神堡垒。寻根不能像某些文人那样，把压缩在泥土中的血腥历史扒剔出来，去极度舒展人的原始野性与蒙昧;祭祖，也不能像某些凡夫俗子那样，默念祷词，频频熏香，祈求祖宗保佑升官发财，一路福星;寻根祭祖更不能像某些农村那样，借大修家谱去扩张宗族势力，去重筑带有封建釉彩的狭隘的围墙……”。

而他的寻根，是因为“作为一个寻根者，来到先祖曾居住过的土地，我不忍心对晋南的环保问题说三道四，也无意苛求当地的领导者们。放眼今日中国，哪条江河川流没被污染，哪座城邑市镇，还敢称净土?黄河断流，举世瞩目，淮河污染，国人震惊……”

李存葆说:“生态恶化是整个人类面对的极为严峻的头号课题。从洪洞祖槐树下走出的槐裔们，靠家谱赖族谱绝对破解不了;即使一国一域共修一个‘国谱’，也难以破译，这需要‘地球村’的人类，共修一个‘球谱’”。

为此，他在文章最后大声拜问伏羲、女娲、尧舜、巢父、许由，他们当年的创世纪以及品行操守如何影响今天的人们?他还“顺便问一声歌唱家郭兰英大姐:汾河水滋润出你黄莺般纯美的歌喉。你歌唱祖国，以大河的波涛，沃野的稻香，去陶冶人们爱国的心灵;你歌唱汾水，用汾河的澄波，阳春的杏花，去唤起人们对美好家乡的挚爱。然而，面对污染断流的汾河，你还能吟唱出‘人心就像汾河水，你看那滚滚长流日夜向前无牵挂’吗?”

由此可见，李存葆的寻根目的在于对现实社会生活提出抗议，我们的根被污染了，我们如何面对祖先?我们该怎样来保护我们的文化根本?该怎样来面对我们的未来?所以，他的寻根意义是深远的，他的反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反省自身，从这一点上来说，《祖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李存葆的散文，从史料的层面从事实的层面，进入精神的领域想象的领域，说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不违心谀世，不做文化侏儒，不被史料和定见猥猥琐琐的牵着鼻子走，用自己的文章和识见为文学史签证，这是一个真的有追求的作家的所为。散文如何处理史籍，这是一个文化散文作家不容回避的问题，须知，散文不是可以单用史料完成的，它是作家自己用墨，亦用血和精神来统领的，它取决于作者的主观动机和践履。而作为一个作家，他应该使人把看不见的东西让人看见，他表达的是关怀和洞见，他应超出庸常的世俗的对历史的解读，在史料中发现精神的火焰，而不是炫耀知识，更非堆砌知识!

李存葆作为一个军人，他意识到军人的职责，保护每一块土地不被侵犯，也保护每一块土地不被污染。正是这种责任感使他创作散文作品时深入历史，寻根探源，古今对比，试图找到解决我们今天社会生活面临问题的办法。所以，他的散文就有一种内在的相似思考，在历史与现实之中寻找相似点，但是，他又不是复古，而是通过寻根，让我们理解我们祖先的英明之处，从而正确对待生命，对待自然。

李存葆的文化散文创作虽然起步较晚，但是，收获却是最丰硕的。而且，他避免了余秋雨的毛病，对他笔下的文字特别认真负责，下工夫考证，思考和想象也不脱逻辑规范，让读者感到信服。他自己说过:“历史对文章的筛选极为苛刻。这种筛选愈是严酷，对真正的文学家则更具吸引力。也许我们罄毕生心力也难留下一篇为后人称道的文章，但我们仍会像苦行僧那样去跋涉，去探求，因为探求的过程也是美丽的。”

这种探求精神正是新时期散文的突出特征，我们期待着李存葆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神享受。

【注释】

[1]鄂西大学学报．余秋雨再谈文化苦旅．19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