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化散文的思考范围不断拓展，余秋雨在“凤凰卫视”的支持下，对西亚、欧洲进行了前后两次巡游，结果，就产生了《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两本散文集。余秋雨在《千年一叹》序言里这样说:“我们这次一直在寻访人类文明的早年坐标，几经实地对比，深感中华文明历久不断的强韧，产生了一种儿孙重新认识祖先的激动。这是由衷的，但并不因此而否定中华文明在其坐标前所显现的弊病。
不仅仅是一般老百姓，我觉得即使是文化人也应该以更为全面的实地考察来校正脑子里根据各种文本建立起来的文化图像。这次我与各位主持人、编导的共同感受是:我们年年月月在相信、论述、讲授的内容，很可能包含着大量根本性的偏差。”
这句话就说明了余秋雨对不同文化的对接产生了新的认识，也是他的文化寻根所获得最大成果。没有不同文化的比较，也就很难感觉到自己民族文化的伟大，同时，没有不同文化的比较，也就很难发现自己民族文化的缺陷和不足。在《千年一叹·面向自然》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旅游许多古国，感悟到人类应该尊重自然，才能和谐发展。在观赏了尼泊尔的自然美景之后，余秋雨感悟到:“我们正在庆幸中华文明延绵千年而未曾断绝，但也应看到，正是这个优势带来了更沉重的过度积累。好事在这里变成了坏事，荣耀在这里走向了负面。因此新世纪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是卸去重负，轻松地去面对自然，哪怕这些重负有历史的荣誉、文明的光泽。即使珍珠宝贝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也应该舍得卸下，因为当人力难以承担的时候它已经是一种非人性的存在。
中国在新世纪必然获得更大的发展，对于这个前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怀疑。那么，文明应该寻找新的职能了。在不发展的时候推动发展，在快速发展的时候控制和提醒一切反自然、反人性的恶果出现，这才是新文明的岗位所在。
与贫困和混乱相比，我们一定会拥有富裕和秩序，但更重要的，是美丽的安适，也就是哲人们向往的“诗意地栖居”。我预计，中华文明的新魅力，将在这一点上着重展现，它与其他文明的比赛，也将在这一点上展开。
可以说，西亚之旅让余秋雨的思绪回归，开始认同我们的社会，开始由批判的眼光转变为赞赏的眼光，于是，我们的社会也接纳了他，肯定了他的创作。
而对欧洲文化的思考，却完全不同于西亚。余秋雨在《行者无疆》自序中说:“上几代东方文化人多数是以歆羡和追慕的眼光来看待欧洲文明的，结果便产生了一种以误读为基础的琐碎、滥情和浅薄。这种倾向近年来在欧洲本身也有滋长，原因是它突然还清了一切旧账，随之也就卸除了多种历史负担，其中既有负面的负担，也有正面的负担。如果允许我以小喻大，那么，这情景就像挪威卑尔根市的一位老妇，前些时候这位老妇向一家鱼店送上一百克朗，说五十年前这家鱼店多找了五个克朗她没有退回，现在要连本带息一起归还。她一再向鱼店的年轻主人检讨:‘那年月太贫困了……’这件小事让我感动了好半天，一种延绵的诚实使过失上升为高贵。但我又想到，这位还清了债务的老妇人明天会怎么样呢?她会不会因为五十年的目标终于达到而反倒虚脱?欧洲就是这位老妇人，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欧洲文明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欧洲文明在历史上欠下了多少债务，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这些都被时间的流水冲走了，只剩下文明的影响痕迹，这些痕迹使我们对自己能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他在《文明的碎片·题叙》中这样说道:“任何一种文明都会由于多种原因而自我迷失，只有把它们放回到与蒙昧与野蛮交战的第一线，才会临阵清醒，不断的重新体验自己的文明本性，并与其他文明沟通。这也体现了我们与亨廷顿教授的基本分歧:他只指出了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我们需要呼吁的是，这些文明如果真正称得上文明，一定有共同的语言，一定有共同的敌人。
那么，即便是与欧洲文明有着太多历史恩怨的中华文明，也不会一味执著于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谋求自我复兴，它正在渐渐明白，自我复兴的主要障碍是近处和远处的蒙昧与野蛮，因此更需要与其他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学习、互相提醒，然后并肩来对付散落处处的憧憧黑影。”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荷兰水》一文中，作者回避了历史上两个民族的冲突，而通过儿时的一件小事情的回忆，来表现不同文明的相互对接、相互影响。这是选自《行者无疆》中的一篇文章，是对文明的接触产生的一种感慨。
我读书早，六岁已二年级。那天放学，见不少人在我家里，围在桌子边看我妈妈写信。原来河西老太病重，亲戚们正在通知她在上海的儿子快速回乡。
七嘴八舌中妈妈手下的笔停住了，河西老太这两天一直念叨要吃一种东西，大家几番侧耳细听都没有听明白。
“等到她儿子回来后再说吧。”大家说。
“不，”妈妈说，“也许她要吃的东西只有上海有，问明白了我写给他儿子，让他带来。不然就来不及了。”
妈妈说得有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我去听听看!”这是祖母的声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一起逃难回乡的。
祖母是小脚，按她的说法，小时缠脚时痛得直流泪，她母亲不忍心，偷偷地放松了，所以是“半大脚”，但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她除了去庙里念经，很少出门，更不会去河西，因为那里有一座老石桥，石板早已打滑。这天，我扶着她，她把我当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河西老太躺在床上，见到祖母很高兴，想伸手却抬不起来。祖母连忙俯下身去，轻声问她想吃什么。
河西老太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终究喃喃地说了。
祖母皱了皱眉，要她再说一遍，然后笑了，抬起头来对众人说:“她要喝荷兰水。”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奇怪的水名，回到家里问妈妈。妈妈只说荷兰是一个很远的国家，却也不知道荷兰水是什么，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简单地说了荷兰水的特征，母亲“哦”了一声:“那就是汽水!”
原来，在祖母一代，汽水还叫荷兰水。
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从荷兰传入的吗?还是汽水本由荷兰制造，然后别国的汽水也叫了荷兰水?
对此我从未考证。
只知道妈妈写完信后，由一位后生快速地跑到北边逍林镇去寄出，妈妈特地关照他寄“快信”，不可延误。(www.xing528.com)
几天以后，河西老太的儿子回来了，一到就从旅行袋里摸出一个玻璃瓶，上面封着小铁盖。他又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开关，轻轻一扳，铁盖开了，瓶里的水冒着密密的气泡。也不倒在杯子里了，直接凑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河西老太喝了两口，便摇头，不想再喝。她儿子把那大半瓶水放在一边，也不再说话。我当时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还是她觉得儿子买错了?
当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这事早就遗忘，今天到了荷兰，轻轻地念一声国名，才如沉屑泛起，突然记得。
上几代中国的普通百姓对于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闻，大多是由于那时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器物，包括衣食享用。这就像西方普通人对中国的了解也长期局限于丝绸、瓷器和茶叶。这种充满质感的生态交流，看似琐碎，却直接渗透到生活底层，甚至渗透到生命底层，有着远远超越政治、军事、外交领域各种大命题的深刻性。你看这位只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的老妇人，生命中最后念叨的居然是一个西欧小国的国名。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时一定不会适应，但很快就从不适应中找到了一种舒鼻通喉的畅快。这个短暂的转变过程包含着两种生态文化的愉快对接，后来失去了对接的可能，就成了一种遗嘱般的思念。
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实更加美好。离开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实已经重新适应了传统风俗，因此她对于那瓶好不容易来到嘴边的汽水，第一口失望，第二口摇头。她终于没有了牵挂，撒手尘寰，也就这样丢弃了荷兰。
她以生命的结束，完成了一场小小的两种生态文明的拉锯战。
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作者对此进行比较，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有利于中国发展甚至人类发展的出路，这是《行者无疆》的主题思想，这种思想在《荷兰水》这篇散文中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展开的。
作者避免了对荷兰国家的见闻描述，而是通过回忆过去的生活片断，通过民间的小事情来反映社会的变化以及不同文明的对接和相互影响。
从这篇文字就可以体会到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观点:意在笔先。所有的事物都可以从中开掘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反思人类文明，对人类文化的思考，可以从所有的生活现象、生活事件中表现出来，关键在于感悟和发现。
任何一种文化、文明对另一种文化、文明的接受过程都是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荷兰水》开始写中国人接受这种汽水时，并不是很适应，但是，适应之后就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位老太太就是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这个道理。从一件小事情上开掘出深刻的人类社会文化的对接与传承，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这是需要作者对人类文化的深刻理解为前提的。
文章最后一段又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一个民族有自己的传统，正是这种传统使得人们在接受外来文明时的那种感受只是一种感性的冲动，而时间一过，就又会回到自己的传统中去，因为根子还是自己的传统。老太太对荷兰水的思念，毕竟只是一种美好的怀念，所以，一旦这种怀念成为现实，就会感到失望，因为没有她想象得那么美好。
一种文明要实现对另一种文明的影响，不是靠军事、政治和外交实现的，而是靠民间的实际生活的接触，是靠物质文明相互影响，才能深入人心。一位老太在她的记忆里，不是国家之间的大事情，而是吃喝这些小事情，与自己的生命历程直接相关的小事情。
这种心理活动以及这种对两种文明的思考，是作者开掘散文主题思想与散文意境的整体思路。显然，作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力，从这件小事情挖掘出与自己想要表达的命题一致的思想。如果对社会生活没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那么也就没有文章可写。由此可见，散文是从作者的内在思想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外在世界可以提供给作者的。这就需要对外部社会生活进行改造、加工、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常常是意在笔先，是作者对社会生活有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然后就可以调动一切内在意识和记忆，来完成散文的意境构成。
散文就是表达作者对社会生活的感悟，这种感悟与作者对社会生活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关心社会生活，就会感悟社会生活;感悟常常就是发现事物之间的相似点，一位老太对荷兰水的适应与不适应过程，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另一种文明的适应与不适应过程的具体显现，这种相似，常常被我们已不容忽视了，我们只看见国家的大事件，而看不见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小事件里也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变化和不同文明的影响。
荷兰水以及洋货这些名词在我们国家过去是常常会遇到的，而记住这些词语的又常常是老百姓，是那么一段时间里社会生活的印痕，这些印痕留在老百姓的意识中，就成为不同文明对接的历史见证。
不管怎么说，余秋雨的散文作品获得了读者的支持，他自己也完成了从象牙塔中走出来的人生改变，充分享受了生活带给他的快乐与痛苦，体验了感性生命力的审美创造，带给他的不仅是荣誉、名利，而是深刻的创造活力和自我实现。
总起来说，余秋雨的散文具有追问历史的意味，即我们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文化的根、文化传统的沿袭。这是余秋雨思考的结果。文人人格是在社会历史生活中被扭曲形成的，所以，余秋雨的创作就是要寻找一种出路，寻找自然、自由发展的途径，不要受任何观念的束缚，让生命回归自然。
余秋雨散文是整体上把握人类文化，而不是个体的心理体验或者生平反思。从对文人的命运关怀，到对民族的文化寻根，再到对人类文化、文明的探索思考，是余秋雨散文创作思想的发展变化脉络。
思考无止境，文章无定格。余秋雨散文前三本是大散文篇幅，后两本是小散文篇幅，可大可小，因时间而定，因事情而认定。对本民族的文化思考，有大量的史料组合，篇幅容易增大;而对外民族的文化思考则是感悟式的，这种文化探索是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是即兴思考，因而也只能写成小品。
余秋雨对不同文化的反思，使自己原初的文化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传统文化由原来的批判转向认同，因此获得了主流文化的肯定，其后的散文创作影响渐渐淡化。
2004年，余秋雨出版自传性著作《借我一生》，涉及他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还描绘了记忆中“文革”时“大揭发”、“大批判”的整人模式……从前辈到自己，作者以平实、真实的记忆组成一部文学作品。余秋雨向来以理性思考为长，但是，这部作品却激情难掩，他说:“我历来不赞成处于创造过程中的艺术家太激动，但写这本书，常常泪流不止。”
其后，余秋雨又相继出版《笛声何处》2004年、《寻觅中华》2008年、《摩挲大地》2008年，2009年出版《问学余秋雨》，是在主持凤凰卫视《秋雨时分》后加工完善的作品，2010年出版《我等不到了》，《我等不到了》以平静的语调叙述了家族的历史，曾祖父、曾外祖父从浙江慈溪出发，闯荡上海滩，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父亲、母亲、姨妈、叔叔、“我”以及妻子马兰，众多家族人物的一生，在近一个世纪历史的光影中沉浮;“文革”中表哥益生和叔叔之死，折射了畸形年代里的畸形命运，平静的叙述中蕴涵着悲壮的集体挣扎。余秋雨介绍说，这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一部深入灵魂的“中国读本”。它告诉读者，在你们出生之前，父辈们有过什么样的精神历程，这种精神历程又如何渗透到今天，成了你们的生存背景。
2010年在台湾出版《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主体内容是余秋雨先生以整整一年时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华文化史。它与大学规范的文化史课程不同，只探讨一个现代人应该对漫长的中华文化史保持多少记忆。余秋雨以其饱学和情感，向国人传递文化记忆，以人类四大古文明中保留最完整也最璀璨的中华文化，敲响世界文明之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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