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散文的变革与发展——探寻文人历程和人文精神

当代游记散文的传统笔法及其局限之一就是描摹自然山水的外在景象，只能归结为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主题，新时期以来人们似乎还未寻找到散文切入自然的视角。《文化苦旅》第一次确立了将人文山水作为游记的审美对象，在塑造山水自然的“文化形象”中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挖掘积淀千年的文化意义。正因为如此，余秋雨能够在人们司空见惯的山水自然空间中发现新的文化意义。在他看来，“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两个重要的精神栖点”，再加上大诗人陶渊明和谢灵运“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奠基”，“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循着这样的思路，他从一个新的角度识别庐山真面目:“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他这种理解山水自然人文意义的思维特征是，回到特定的历史氛围和文化情境中，寻求着文人与山水自然的跨时空的精神沟通之处，也就是要描述文人以怎样的精神和方式投入山水自然。他在反复操作中形成了文化分析的优势，这种优势有时会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仍以《庐山》为例;余秋雨进一步分析道:“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至沓来，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沉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他的文化分析又于洒脱之中见精当，有时片言只语就能传达出要义。他说苏州“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而“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

在对自然山水的文化形象塑造过程中，余秋雨对中国文人人格的透视是富有魅力的，而这种透视又常常能突破时空限制作出整体的把握。他在《江南小镇》中，深刻剖析了中国文人人格与江南小镇的契合:“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的了。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人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与显赫对峙的是常态，与官场对峙的是平民，比山林间的衰草茂树更有隐蔽力的是消失在某个小镇的平民百姓的常态生活中。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残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贴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度，几乎能够把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这样，在余秋雨看来，“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都是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余秋雨在分析“上海人”的丑陋性时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民族劣根性的精神;“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堕于刻薄和恶谑;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这里对“上海人”精神结构和文化背景所作的分析透露了余秋雨的深层忧虑:“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体上曾用艺术的形式观照民族的文化人格;但就散文而言，尤其在当代，像余秋雨这样以较大的篇幅描绘和透视民族文化人格的创作是屈指可数的。

在文化散文中，余秋雨置身于文化现场，凭借深厚的学养和自身的文化积淀，人文山水往往是他发出文化感叹和历史沉思的触媒，他不注重描摹自然山水，而是探究他们被赋予生命的背后的文化人，自始至终流贯着的智性光芒，能使我们体味到一种理性的力量、理性的美感。同时，他的作品往往体现出以理性意识把握群体人格，洞察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历史，并借此来思考如何重建健全的文化人格，重塑精神品质这些人文的基本命题。

余秋雨不同于其他一般的游客，他做的是文化的“苦”旅，所谓“苦”就在于思索的苦涩和运用理性时的沉重。他显然是要从这些历史文化蕴含极为丰厚的自然山水中，以一个人文学者的眼光追寻古代，考量古代文人的足迹，发掘古代文化的沉淀，在追寻和发掘中，阐释解读中国文化博大的底蕴，同时寄托个人的生存体验、生命感悟与文化关怀。他的散文创作的文化价值取向也主要体现在这些散文中。余秋雨把关注的对象较多投向文化，在对文化的反思中建构自己的理性精神。《莫高窟》写敦煌佛教文化，《抱愧山西》写辉煌一时的晋商文化。前者通过审视敦煌开凿兴建的历史和其壁画形成的历史，深入的揭示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由历代信徒的心灵所孕育创造的辉煌佛教艺术化，是一个民族心底的“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的产物。后者则考察了山西省内现存的一些商号遗址和它们兴衰的历史，深入揭示了山西独特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和历史变迁，以及对晋商文化的孕育作用等。这些作品有浓厚的文化寻根意味，表达了对一种文化的礼赞和神往，以及对其沦落的喟叹，具有感伤的色调。

《笔墨祭》中对毛笔文化的反思，进一步映照出中国传统文人的群体人格，有艺术创造的神采，也有“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的自我耗散特征，并指出在向现代文明转轨期，毛笔文化必然没落的历史命运，很多见解都是发人深省的。《风雨天一阁》写一个藏书世家的兴衰，它揭示的是中国藏书文化在历代政治浩劫和人事变异中艰难跋涉的足迹，礼赞了范家几代人对文化薪火相传的历史功绩;《流放者的土地》写封建政治专制对士人阶层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毒害，并颂扬了他们面对苦难的不屈精神，以及传播文化开拓东北精神版图的历史功绩。在对历史追怀中，作者这样认为:“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但中国文人之所以敢于面对生存的苦难和梦魇般的厄运，就是“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质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从这些文人身上，也折射出了中国文化的悲剧命运，和绵延流长的历史奥秘，作者的视角是独特的，既表达了对文明毁弃的焦灼，又看到了文化历久传承的生命力所在，凝重而苍凉。在对文化反思和批判的同时，余秋雨更渴望一种健全的文化人格的建构，从而摆脱野蛮和文明搏斗伤痕累累的辛苦遭际，呼唤美的人性与一种良性文化精神的回归。《苏东坡突围》中写尽了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的辛酸经历，但是他能在肉体的流放贬谪中获得一种精神的“突围”，从而达到了个体人格的重塑和完满。作家在感叹他们不公命运的同时，也对造成他们这些人生遭际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心理进行了揭示，有力地鞭挞了阻遏文明、打压文化人生存空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面。《历史的暗角》借历史事件探测的是“小人”人格的内在心理机制和产生“小人”的制度文化土壤，描述了历史上文化名人被“小人”纠缠迫害的痛苦经历，文章中有影射现实的愤激，但是更多的是对“小人”的鞭挞和健全人格的期盼。

文化散文延续着1990年代以来对人文精神的吁求和思考，满足了人们价值的渴求，通过对历史文化的反思试图重建精神家园，对历史文本用较为先进的价值取向进行剖析和审视，使作品内蕴有感情的凝重和深沉，具有一定学理品格，反映了传统民族精神的折光缩影。余秋雨在追寻前人徘徊的身影时，充满了激情和理性，他所作的文化分析通常是洋洋洒洒，但因为激情和理性的双重作用，人们在一种深入进去就难以走出的艺术氛围中忽略了他有时缺少节制的局限。(www.xing528.com)

就文化人格而言，余秋雨是学者和诗人的统一;诗人的激情在他笔端涌动，他的整个作品都蒸腾着浪漫主义的精神气息;但与此同时，学者的理性又恰当地抑制住了激情的夸张和倾斜。这样一种人格结构涌动着生命的激情，而当代散文所缺少的也就是:—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余秋雨认同古代文人“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的行为，谈古代文人的山水诗常常可以感受到一种“生命脉流的搏动”;在漫漫山道上，余秋雨也产生了这种“熔铸”感，以自身的文化感悟，生命体验与自然山水构成宁静的往还、深挚的默契。因此，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一次生命的投入;他对自然山水“文化形象”的塑造和“人文意义”的挖掘，则是自我生命体验在历史文化背景中的转换。

当余秋雨始终试图把生命体验上升到文化哲学的层次时，《文化苦旅》则成了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苦旅的记录。他向天一阁致谢，是因为“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他在天柱山清寂的山道上反复想到的是一个远远超出社会范畴的哲学命题:他认为“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但是“宽大的地窖”使得“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因此余秋雨对这样一种精神现象不能不感到不安和忧虑:“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书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大地默默无言的文化内涵和余秋雨的生命体验在深层次上遇合，人与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因此《文化苦旅》的体裁已经无法用“游记”来命名;在本体意义上，《文化苦旅》是中国当代知识和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一次“对话”。

“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这是余秋雨始料未及的，个中原因正如他本人所分析的那样，“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这里的沧桑感是“文化苦旅”中“苦”的内涵之一。其实在本质上，余秋雨是怀有悲剧精神的，他不仅对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悲剧现象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和理解，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不无悲情的终极关怀。因此他的作品弥漫着苍凉的精神。

在“文化转型”期，《文化苦旅》以自己的文化内涵、悲剧力量和审美方式为新时期散文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