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散文研究：杨绛《干校六记》

一九八一年五月在香港出版，同年七月在北京出版;一九八六年北京出版了第二版，香港也再版。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原籍江苏省无锡，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职于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著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风絮》等，翻译了《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等。1970年下放河南省息县干校，在菜园劳动。1972年回北京。“文化大革命”后继续研究翻译外国文学，并从事散文创作。著有论文集《春泥集》，翻译了西班牙塞万提斯的著名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等。关于干校生活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很受推崇，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并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其他还有一些散文如《将饮茶》、《回忆两篇》、《记钱钟书与〈围城〉》等都是平常的生活琐记和关于亲人的回忆文献性质的文章。长篇小说《洗澡》(三联书店1988年初版)以客观超脱的白描手法记录了一群知识分子在1953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期间的生活遭遇，以及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不同心态和表现，出版后很受评论界的重视。

杨绛的《干校六记》，是新时期具有经典意义的重要作品之一，它不仅是社会反思阶段的杰作，也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发扬光大。《干校六记》与杨绛的长篇小说《洗澡》一同成为透视中国当代历史的文学视角。作为散文作品，《干校六记》的艺术品格和蕴藉其中的文化精神，是当代散文发展史上不可忽略的收获，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当代散文走向广阔的审美天地的可能性。

钱钟书在《干校六记》的《小引》中提供了阅读的历史背景:“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症，疾病始终缠住身体。‘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所谓“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除了告诉我们杨绛所记与历史风云之间的联系之外，还准确地揭示了《干校六记》由小见大的叙事角度。以这样的角度切入生活，一方面取决于散文的文体属性，因散文的优势不在结构大起大落的故事;另一方面，也接受了散文传统的影响，从日常的甚至琐碎的事情中写出意义、情趣，这是明代归有光以后形成的一种艺术传统。

在整体上《干校六记》所记的“别”、“劳”、“闲”、“情”、“幸”、“妄”，都看似“分量”不重，但只要你用心去读，就会感到一种内在的必然张力在挤压着，它提醒人们不能忽略那些看似轻描淡写，实乃匠心独运之笔;杨绛写“小”，但是经过选择的“小”，这“小”当中蕴藉着历史的因子，因此才能闲笔不闲，以微见著，由“小点缀”看“大背景”，由“小穿插”读“大故事”。作者写“欢送”下放的场面，说“红旗开处，俞平老俞师母领队当先”。笔墨不多，但足以使人惊泣。“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远走干校上学”，乃是一种历史的悲哀。这悲哀带给人们难以拂去的苍凉。在“记别”中，作者所记的让人哭笑不得的小故事，同样传递我们这种历史的苍凉意味:

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签名簿上写上钱钟书的名字，忽道:“胡说!你什么钱钟书!钱钟书我认识!”默存一口咬定自己是钱钟书。黄大夫说:“我认识钱钟书的爱人”。默存经得起考验，报出了他爱人的名字。黄大夫还待信不信，不过默存是否冒牌也没有关系，就不再争辩。事后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事，她不禁大笑说:“怎么的，全不像了。”

这似乎有些荒唐滑稽，人们或许会与黄大夫一起大笑。但这笑绝对是含泪的笑，“全不像了”，这就是“运动”对人的改造!

杨绛叙述了这样一个送别的情景: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景，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睛，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这段文字颇能启发我们去把握《干校六记》叙事时的“感情方式”与“叙事风范”。“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这种深藏感情而不加宣泄的方式即文学传统中的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无疑，我们感情倾向是明显的，有怨，有哀;但是她把外向的感情转向心灵深处，以深沉代替躁动，以冷峻代替热烈，以宁静代替喧闹，从而在从容平静的叙事之中把痛楚深藏于心灵。这不仅是一种显示人格意义的感情修养，不仅是对含蓄、冲淡等艺术传统的适度继承，而且是对历史的一种理解与把握:正视历史的劫难与人类的痛苦，而又能超越在劫难与痛苦中的一己的悲哀。杨绛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对感情的把握和从容的叙事特征，使得《干校六记》具有了当代散文史上未曾有过的精神与艺术的静穆的品格。

我们来阅读《干校六记》中一些具体的叙述文字:

“再过几天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

“这番送人上干校，车上的，先遣队和车下送行的亲人，彼此间的离情假如看得见，就绝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道就断。”

“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

“他们就从苇席下抬出一个穿蓝色制服的尸体。我心里震惊，遥看他们把那死人埋了。”(www.xing528.com)

“我们俩每天黄昏一同散步，更胜于菜园相会。我们既不劳体力，也不动脑筋，深惭无功食禄;看着大批有为的青年成天是开会发言，心里也暗暗着急。”

我们不难把握这些特定语境中作者的心态。杨绛从容但不失之散淡，平静但不失之无动于衷。她的一些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是有意为之的整体布局，譬如她写的悲剧。在第一次送别的场景中，作者看得一“热心为旁人效力，得一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和善忠厚，阿圆有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但是在第二次送别时，得一已经自杀辞世，别后只剩了阿圆一个人，踽踽独归。一种由反差构成的悲剧力量由此产生。在这一章的结尾处，作者用一笔轻轻一带，可是比之独在北京的阿圆，我们就算同在一处了，就越发显出悲剧的意味。

人们或许已经注意到，杨绛很少写对话，也几乎没有什么大段的内心独白，而更多的是叙写一种无声无息的状态。这种状态让我们想到龚自珍的“万马齐喑究可哀”。在这种状态之中我们感到作者的一种孤寂。在《学圃记闲》一章中有两段文字给人带来强烈的心灵震荡:

等夕阳西下，……我买了晚饭回菜园，常站在窝棚门口慢慢地吃。晚霞渐渐暗淡，暮霭沉沉，野旷天低。菜地一片昏暗，远近不见一人，也不见一点灯光。我退入窝棚，只听得黍秸里不知多少老鼠在跳踉作耍，枯叶窸窸索索地响。我顺着荒墩乱石间一条蜿蜒小径，独自回村，近村能看到树丛里闪出灯光。但有灯光处，只有我一个床位，只有帐子里狭小的一席地——一个孤寂的归宿，不是我的家。因此，我常记起曾见一幅画里，一个老者背负行囊，拄着拐杖，由山坡下一条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坟墓。自己仿佛也就是如此。

杨绛叙述的孤寂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混浊的世界中不愿同流合污的清醒的品格，在深刻意义上这种孤寂是内在的精神抗争，这种散文意味就是通过相似思维营造出来的，没有那幅画的相似联想，要是直接说出来，就失去审美趣味了。在作者笔下一只名叫“小趋”的狗能通人性，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美好人性的堕落。

小趋虽是河南穷乡僻壤的小狗，在它妈妈身边，总有点母奶可吃。我们却没东西喂它，只好从厨房里拿些白薯头头和零碎的干馒头泡软了喂。我们茶园班里有一位十分“正确”的老先生。他看见用白面馒头(虽然是零星残块)喂狗，疾言厉色把班长训了一顿:“瞧瞧老乡吃的是什么?你们拿白面喂狗!”我们人人抱愧，从此只敢把自己嘴边省下的白薯零块来喂小趋。其实，馒头也罢，白薯也罢，都不是狗的粮食。所以小趋又瘦又弱，老也长不大。

在这种背景下，《干校六记》“记闲”中所叙的杨绛与钱钟书之间的圣洁的感情，就弥足珍贵了。在杨绛看来，夫妇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关于杨绛和钱钟书的相聚，是《干校六记》中动人的内容之一。对此，杨绛并不花很多笔墨，但感情容量极大:“每天午后，我可以望见他一脚高、一脚低从砖窑北面跑来。有时风和日丽，我们就在窝棚南面灌水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他来晚了，站着说几句话就走。他三言两语、断断续续，想到就写的信，可亲自撂给我。我常常锁上窝棚的木门，陪他走到溪边，再忙忙回来守在菜园里，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这段文字简约，蕴藉着至诚至深的感情力量，是当代散文史上描写爱情的最有分量的文字之一。

在《干校六记》中呈现的杨绛与钱钟书的感情世界中，最为动人心魄的是他们“虽九死而犹未悔”的爱国情怀。新中国成立前夕，许多人纷纷往国外跑，而他们却留下来，原因“只是舍不得祖国。”杨绛在叙述这段往事时，心情激动得显然已难以抑制了。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似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这种无怨无悔的情怀，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最为可贵的品格。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中华民族为何在多灾多难之后，仍然如生生不息的大河一样涌动着壮阔的大潮。在这个意义上，《干校六记》又是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总起来看，杨绛的《干校六记》属于反思“文化大革命”、反思人生的散文作品，但是这种反思是含蓄的，是在用一种冷笔调叙事，把自己强烈的愤慨隐含在字里行间。有很多人读她的作品，读出了古代散文的韵味，读出了中国文化人格。这不仅是写作的相似，也是历史的相似。我们可以比较，巴金的《随想录》里，对“文化大革命”的揭示是直接的，毫不隐讳的，批判的锋芒也是很尖锐的;而杨绛的散文却表现出“哀而不怨”的豁达心态，以一种悠闲的语调讲述过去的经历，从苦难中品味生存的情趣和意味，似乎在说，尽管如此，谁又能奈何?我们还是顽强地挺过来了。中国的文化人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抵消了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苦难。“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都变得世俗了，但是，杨绛的《干校六记》里，处处张扬着中国文化人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已经很少了，因而更加显得珍贵。

2014年7月17日，钱钟书的夫人、著名作家杨绛先生迎来103岁生日。杨绛曾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杨绛的才情，以及她与钱钟书感人至深的婚姻爱情故事令人动容，让我们向这位百岁老人送上生日祝福，祝贺这位淡泊人生的老人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中国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