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散文：反封建任重道远

巴金一方面反思自身，忏悔自己在谎言的年代不得不说谎话，因而提出了说真话的做人观、写作观，这种反思不仅是针对散文创作，而且是针对整个社会生活，所以，他的《随想录》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随想录》的思想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以反思的方式切入历史，思考现实社会生活。巴金把历史反思的焦点落在十年“文化大革命”，并由此而向前延伸，向后拓展，认为反封建的斗争任重道远，还需不断努力。巴金对社会的反思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通过反思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认为那是一场“伟大的”骗局，我们应该牢记这个教训，防止历史的重演。

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性灾难，“文化大革命”给巴金无穷无尽的痛苦与折磨，“我忘不了含恨死去的亲人，我忘不了在侮辱和迫害中卑屈生活的人们，我忘不了那些惨痛的经历，那些可怕的见闻……”(《真话集》，＜小街＞)——这不是对历史的纠缠不清，这不是狭隘的“小家子气”，我们应当知道，对于历史灾难过于健忘的民族并不是一个精神上十分健全的民族。灾难会给历史以启迪，巴金在《随想录》中十分不满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健忘症”。他提出疑问:难道那十年是什么都不曾发生?难道已经发生的事一经遮拦就化为乌有?

巴金清楚地表明了他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可贵精神。这些在《“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一文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对此，我们没有必要作多余的阐释;巴金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最好建立一座“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记住“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再来。(《无题集，“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其次是通过反思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但是封建余毒还存在，提出反封建的战斗是长期的，需要坚持不懈。

《随想录》在对“文化大革命”总结反思的过程中，并没有忘记封建主义幽灵对人们的戕害。他有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实现民主的任务”。(《随想录第一集·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如此警醒冷静的历史意识并不是对革命的低估，并不是危言耸听。那种以为社会主义制度一旦建立，封建主义就在我国绝迹的愿望实在太天真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在一个两千多年来处于超稳定系统的封建社会土壤上取得的，这就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不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主义的许多毒素渗透积淀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会以这样那样的原形或异形时而重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其实质便是封建主义的恶性发作。巴金一针见血地指出，“四人帮”之流贩卖的那些“左”的东西，其实是封建主义的破烂货。的确，“除了商标，哪里有一点点革命的气味!”是“用封建专制主义的全面复辟来反对并不曾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随想录，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今天，仍然从家长制、官僚主义作风中发现封建主义的病根。巴金提醒我们，绝不能带着封建主义的流毒进入现代化社会。

《随想录》的开篇《谈望乡》就是对“左倾”思想的批判，日本影片《望乡》里的妓女现象，引起当时很多人的议论，以为给年轻人看这样的影片会让年轻人走上邪路。巴金对此很不满意，他说:“难道今天的青年就落后了?反而不及五十几年前的年轻人了?需要把他们放在温室里来培养、来保护?难道今天伟大的现实，社会主义祖国繁花似锦的前程，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不能吸引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无事可做，只好把大好时光耗费在胡思乱想、胡作非为上面?我想问一句: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面的东西是不是占主导地位?那么为什么今天还有不少人担心年轻人离开温室就会落进罪恶的深渊，恨不得把年轻人改造成为‘没有性程序’的‘五百型’机器人呢?”(www.xing528.com)

巴金对现实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的那种“左倾”现象感到悲哀，这篇文章是这个随想录的开篇之作，正是对这种现实生活的思考，才开始对整个过去的反思，也就是他认识到建立一座“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重要性。文章通过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拓展了思考的内容，指出只有相信人民群众，才能进行现代化建设。只有让年轻人看到现实生活的严酷性，才能激发努力奋斗的勇气和力量。这种历史与现实的相似性比较，表明巴金对这种“瞒”和“骗”的做法极为不满，因为瞒和骗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这一系列的质问表明了巴金对现实生活中有些人的做法持怀疑态度，对我们的社会持怀疑态度。现在人们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今天仍然需要反封建!仍然需要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可以说，反封建是我们面临的长远任务，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

第三是通过反思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尊重人，倡导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随想录》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中，又重新以百倍的热情张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虽然，从人道主义角度远不足以全面深刻地探讨“文化大革命”的动因，但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对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的冷漠与摧残是毋庸置疑的。以兽性吞噬人性，涂炭生灵，千万人由此而丧失人的尊严与自由乃至生命，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酿成的悲剧。其情其景当时惨不忍睹，今天想起来也会令人发指，不寒而栗。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社会历史发展看，这又未尝不是人类的悲剧。巴金就是在这样的大悲剧之中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自然有切肤之痛。在回忆自己的文学生涯五十年时，巴金曾这样说:“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5]始终守住自己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的巴金，即便身陷囹圄，也未泯灭人类的天性。在萧珊“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里，我们未尝没有看到巴金的善良的眸子。其实，从踏上文坛之初，巴金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的人道主义精神深刻体现在对残暴势力的反抗，体现在对人类的挚爱之中。我们不应当孤立空洞地理解巴金对社会主义的爱。正是由于对人民、对所有美丽的生命精灵的至纯至深的爱，巴金的爱才显得如此的实在，而不是美丽的辞藻。

这种深刻的挚爱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人性被践踏，就连起码的人道都没有，那实在是可怕的日子:“在那一段时期里我们哪里被当成人看待!有多少人过着不是人的生活，有多少人发挥兽性对付同胞”。(《病中集·病中(三)》)

无数遭到涂炭的生灵使巴金无法平静下来: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撒手西去，连骨灰也不知被抛到何处。北京的太平湖何日才能慰忠魂?即便是“小狗包弟”，为了“逃难”，主人也不得不把它送上解剖台。巴金的灵魂在颤动，“有时半夜从噩梦中惊醒，眼前也会出现人吃人的可怕场面”。他不得不苦苦思索，“震派”人物怎样成为“吃人”的虎狼?他终于明白产生大量非人道的残酷行为的原因就“是披着‘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热。那么人兽转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道路”。他几乎是大声疾呼:“人兽转化的道路必须堵死!”(《无题集，人道主义》)“一个中国人什么时候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人，人!”(《无题集，怀念非英兄》)

对友情的崇尚追求，是巴金人道精神的又一个侧面。他反复讴歌人间最珍贵的友情，视之为生命的内容与精魂:“友情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开了它我的生存就没有光彩，离开了它我的生命就不会开花结果”。(《随想录第一集，中岛健藏先生》)巴金并不是用“美丽的辞藻空谈友情”的，他把友情变成对亲友的挚爱，对人类的挚爱。在《随想录》的许多悼念文字中，巴金奉献出温暖的人间情谊，抚慰死者的冤魂，慰藉生者的心灵。在无数关于“友情”的美好回忆中，让人领悟到人类特有的感情世界，明白人生的要义。这对十年动乱后社会上部分的道德沦丧和人际关系的冷漠与势利现象，未尝不是一种反拨或补偿。

在对历史的痛苦反思之中，巴金表现出非凡的远见卓识。早在1979年，巴金就提出了人的思想现代化问题:“不搞人的思想现代化只搞物质现代化，行不行?”(《随想录第一集·重来马赛》)这是他重访马赛后深思的问题。显示出他的思想意识的当代性和历史高度。改革的实践充分说明，在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实现人的思想现代化，特别是观念的现代化，改革就不能深入下去。我国是个小农经济意识十分强烈的国家，旧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平均主义和保守习性等等，时不时纠缠着我们前进的步伐。所谓在改革中要兼顾到我们社会心理承受力，便是充分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实现人的思想现代化，应当成为重铸我们民族精神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此相关联，巴金对我们的文化建设也持开放态度。若干年来，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原因，我们画地为牢，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当“一看就发现我们不是天下第一，而是落后一二十年”时，巴金觉得，我们再也不能“把门关紧，闭上眼睛当‘天下第一’”，“现在的问题是赶上别人，那么先要了解别人怎么会跑到我们前面。即使我们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也得先学习，学懂了才能够批判。”在许多人还迟疑的时候，他认为“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有什么不好呢?”(《随想录第一集·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这是和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相通的。应当说，在历史的反思中，《随想录》包蕴着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它具备了我们这个时代所能达到的历史容量与高度。它是历史的，又是政治的、社会的、哲学的、文化的、伦理的。激荡着情感浪潮的老人，同样具有深刻透彻的理性精神。人们从中可以领略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思所想，我们这个民族的所忧所虑，我们这个社会的所得所失。正因为如此，人们认为巴金是写下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