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散文：反思自身与做人之道

巴金作为老一辈作家，经历了旧社会，也经历了新中国，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他对生活的理解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在新时期，巴金改变了他一贯的创作风格，突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

“文化大革命”刚一结束，整个社会一片哭声，散文大都是回忆性的，人们都在悼念失去的亲人。当整个社会还沉浸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声讨和悼念失去的亲人或者友人的时候，巴金就开始了对过去生活的反思，这种反思是深刻的，独特的，在当时的中国是大胆的，无所畏惧的。只有经历了苦难而仍然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的人才有这种魄力，巴金的散文就是表现出了这种魄力。

通过这种反思，人们认识到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悲剧主要是由盲目信仰造成的。当七八亿个头脑里只装着一个思想——毛泽东思想，七八亿个心灵里只有一个情思——为共产主义献身，七八亿张脸只有一副面孔——大公无私的时候，说明人们的大脑已被移植，心灵遭到蹂躏，个性已被抹杀。一大群没头脑、没思想、没个性的人拥有的只是愚昧，能做的只有盲从。大家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都被催眠了，好像木偶——受人操纵，没有人能够活出他自己。当时，人们都为这种万众一心、步调一致的生活而自豪。然而，“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人们如梦初醒，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受骗了。”于是大家都用语言文字追忆受骗经历，诅咒撒下弥天大谎的“四人帮”，但很少有人反思在这场受骗经历中，自己作为一个闭着眼睛的瞎跟班该负怎样的责任，睁眼直面现实对于揭穿谎言、活出自己有多么重要。而缺乏这种反思，人们在遇到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弥天大谎时有可能依旧上当受骗。因为，对一个不思不想不睁眼看世界的人来说，把谎言当做真理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

只有巴金，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把自己牵连进去，向人们展示自己内在世界的痛苦状态。“哪怕是铺上千万条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巴金这样坦率地进行自我剖析，目的是让自己作为那段灾难历史的一员，真诚地对历史责任进行承担。当时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并不多。“十年浩劫中血和火搅动了我心灵中的泥渣，它们全泛了起来，我为这些感到羞耻”。^[1]

如果巴金描述的把“谎言”变成“真理”的历程是悲剧，那么这场悲剧在于:有不少作家自以为是以革命现实主义来表现现实，却在创作中以给现实贴金的方式走向现实主义的反面。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自觉用文学充当极“左”政治的工具，有意识制造谎言的人上演的则是一场闹剧。袁鹰在回忆“大跃进”年代的创作时感慨万千:“有欢欣的记录，也有痛苦的教训，有的意在存真，却不免仍有粉饰以致扭曲处，当时的甘饴，到头来仍是一颗苦果。”^[2]这确是一种代价，是作家和人民一起付出的惨痛代价。意识到真实与真诚在散文创作中的重要，并不意味着消除了虚假现象并且就一劳永逸。“就散文创作的规律而言，真实与朴实，正如水土之于花木，是个根本，不能改变。如果不只从数量上看，主要从质量上看，当前散文创作的不足之处，恐怕还是在作者的创作用心上，有或多或少的华而不实之处吧!”^[3]

在反思中，散文家创作心态中“真”、“假”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要转换，真诚作为主体性的人格力量在散文创作中确立下来。巴金的五集《随想录》标志着当代散文对一段夸饰之路的彻底清算:“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这是最后的一次了。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是真是假，我等待你们的判断。”^[4]

真实地描写生活就是要表现现实人生的“原生态”。它不排除遵循散文创作规律的艺术加工，但反对回避人生的矛盾，反对在人生中掺入虚情假意。不回避现实人生中的矛盾，不掩饰受到创伤的感情伤痕，这是新时期散文回到真实的最初表现。如果说，歌颂健康发展的生活，抒发豪迈昂扬的情怀是历史赋予当代散文家的使命，那么，正视并表现生活中的矛盾、挫折，也是历史交给当代散文家不可回避的责任。后者与前者一同构成当代散文的真实力量，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两者缺一不可。叙写“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悲剧所形成的震撼人心的力量，第一次显示了当代散文作者观察、透视生活时的勇敢与深度。其后，在追踪改革的进程中，对社会问题的大胆揭示;再一次显示了散文走向真实的广阔道路。

散文作家在描绘社会生活场景时，也在塑造着认知、抒情主体的形象;即在构建着作者的人格。真实的内心世界是散文的灵魂。巴金的《随想录》集中表现了作者真诚的解剖、展示自己感情历程的努力。巴金严于解剖自己、勇于表现自身人格的创作行为，堪称当代散文史上的壮举。在《随想录》的影响下，不少散文作家用自己的创作抒发与民族共忏悔的情怀。灵魂的掩蔽角落层层剥开，人格的力量也就在散文中渐次拓展，从而散发出特有的艺术魅力。

在《随想录》中，我们时刻可以感受到巴金真实思想和真挚感情的冲击。“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真话集，后记》)真实的内涵，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从《随想录·总序》起，巴金实际上就开始塑造起整个作品的灵魂——“真”。“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随想录·总序》)这样一个基调，在《随想录》里充分地实现了。对“真话”的理解，巴金又充满了辩证的精神，与自诩一贯正确的人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一个向往真理的人，是从不终结自己的追求的。巴金说，“我所谓的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真话。”(《真话集，说真话之四》)他反复地阐明自己的这一思想:“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我也不认为我讲话、写文章经常‘正确’。”(《真话集，后记》)

应该说，讲真话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品格。对真善美的追求，一直是人类崇高的天性之一，而表现真实境界也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但是，在一个曾经动乱得人妖颠倒的国度，告别虚假是那么的不易，以谎言充饥而误杀多少性命。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在当时是熟视无睹。1957年以后极“左”路线逐渐抬头，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遭到破坏，浮夸虚假之气弥漫全社会，也充斥于相当多的文学作品中。违心地讲假话者有之，真心地讲假话者也有之。许多作家的人格处于分裂状态:讲假话于良心不忍，讲真话政治气候不容，保持沉默不可能。因而作家在创作与生活中表现出很大的矛盾性，不可避免地留下一点遗憾的痕迹。极“左”思潮使作家的创作生命逐步丧失，虚假这个死神吞噬着作家的人格。巴金在《随想录》中的许多描写和剖白，充分地展现了这样一个被“吞噬”的过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讲真话看成作家艺术良知的自觉和主体精神的重新构建。在反拨虚假时，作家的创作生命力也“死而复生”。在哪里跌倒了，还得在哪里爬起来;以讲假话失去人的本性，还需要以真话回复到人自身。这样的历程，是交织着民族的血泪的。巴金同样是在这条艰难不幸的路上一步一步地跋涉过来的:“十年间我逐渐看清楚十座阎王殿的图像，一切都是虚假!‘迷魂汤’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脑子清醒，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哪怕是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巴金分析讲假话的根源，认为“假话就是从板子下面出来的。”这个“板子”是封建专制也是长官意志，一旦迷信和屈从，脑袋就不再长在自己的脖子上。因此，讲真话需要胆识，需要独立思考精神。巴金珍惜血的教训，因而执著无比。朋友们善良的劝告，习惯势力所形成的有形与无形的压力，流言蜚语，都动摇不了巴金讲真话的品格。“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有感受，还能思考，还有是非观念，就要讲话，还是讲真话。”我们不能不钦佩一个生命不尽真话不止的老人。(www.xing528.com)

“讲真话”的原则是在两个互为交叉的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巴金对社会生活(历史与现实)和他人的真实评价，二是巴金自我的真实写照。前者，我们可以从巴金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上领略到，这里我们着重看一下后者。

既然把心交给读者，就应该表现自己的全部人格，表现自己的情感、思想和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在“自我的真实写照”这第二个层面上，巴金最难能可贵之处是真实地披露了自己曾一度被扭曲的灵魂。他觉得“不肯挖自己灵魂，不愿暴露自己丑态就不理解这所谓十年浩劫”，因此，“只有把想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只有把堆积在心上的污泥完全挖掉，只有把十几年走的道路看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我才会得到心的平静。”这应当使那些至今仍在作假的人汗颜。

就像当年无数的人一样，巴金也曾虔诚地对待“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把牛棚生活和批斗折磨当做知识分子少不了的考验。相信倘使茹苦含辛过了这一关，就可以走上光明大道，并一直为自己能不能过好这一关而“担心”。如此虔诚的心理也就产生了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十分荒唐的事:“有个短时期就偷偷地练习低头弯腰、接受批斗的姿势。这说明我是心甘情愿地接受批斗，而且想在台上表现得很好。”这里没有半点的标榜与粉饰。这是一个悲剧式的心灵历程——“奴在心者”，在当时无疑具有相当普遍性。

巴金为此而十分痛苦。他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他开始感觉到“做一个‘奴在心者’是多么可鄙的事情。”最初的醒悟使他“渐渐地脱离了‘奴在心者’的境界，又回到‘奴在身者’了。”而最后的“我是我自己。我回到自己身上了，”又是多么艰难的历程。

1969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发女怪;不怕赤热沙地……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终于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看清了自己”，这是自我否定，又是自我超越。直率细致真实剖析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心灵历程的变迁，“不隐瞒，不掩饰，不化妆，不赖账，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来。不怕幼稚，不怕矛盾，也不怕自己反对”。如此，在当代文坛，巴金可以说是第一人。

巴金“自我忏悔”的感情方式深受卢梭的影响。五十几年前旅居法国时，巴金“在飞着细雨的黄昏”，“在先贤祠前广场上卢梭的铜像下徘徊”，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一下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他从卢梭那里学到了诚实，学到了说真话。伟大先哲的人格和思想在巴金的人生与文学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外在因素契合着巴金对历史的高度负责精神和对人生的严肃态度，使他能够站出来解剖自己，忏悔自己。《随想录》贯穿始终的“讲真话”原则，既表现在巴金对“文化大革命”及其前后的反省和总结所达到的历史态度上，又体现在巴金一直恪守的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和真正艺术家的良心上。如果仅从人格的净化、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寻求心灵的宁静上来理解巴金讲真话的缘由是不够的。在巴金的真话中，我们时刻能把握住他对民族与国家现实与未来命运的迫切关注之心。正因为如此，巴金讲真话的原则才超越了平衡心理的功能，获得了更大的文学与社会意义。

巴金讲真话的意义还在于打破了一种虚假的社会心理模式，否定了散文创作中以虚假的感情粉饰现实的弊端。应当说动乱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形成了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环境，对历史失误包括对虚假的社会心理的清算已得到允许。毫无疑问，逼迫人们讲假话的社会条件已不存在，虽然仍有人喜欢听假话，仍有人说“皇帝的新衣真漂亮”。人们清醒地意识到虚假的社会心理已成为历史前进的羁绊，打破它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巴金身体力行，把讲真话奉为圭臬，勇敢、坦率、尖锐、执著之至，是对自我的净化，也是对社会虚假心理模式的清算，从而认为打倒“四人帮”后我们应该确立一种崭新的人格——敢于讲真话的人格。巴金的真话观念，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而具有较为普遍的社会意义。

可以说《随想录》成为当今社会一个人格参照系或者说是一面镜子，可以之辨真伪，识善恶，知美丑，给真诚者以鼓舞，给虚伪者以鞭挞。在巴金《随想录》面前，人们会产生思想或心灵的震颤、惊悸。真诚的人格力量使得读者也不由自主地反省自己，认识自己。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的人格是被扭曲的，在那种现实面前我们无力改变自己，是一种无奈，那么，进入新时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我们应该怎样做人?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做人?我们是否应该呼吁真诚的人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