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散文的变革与发展：凤凰涅槃的斗士

巴金生于1905年，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省成都市人。巴金一生的创作，涉及小说、散文、评论等多个方面，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他的创作此起彼伏，坎坷跌宕，总起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反抗旧社会的战斗阶段;热情赞美新社会的阶段;复活战斗精神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标志着他的创作生命经历了凤凰展翅——凤凰涅槃——凤凰翱翔。新时期散文的创作，我们认为正是巴金的凤凰涅槃后的自由翱翔带来新生和辉煌成就。

我们知道，巴金创作的第一阶段——凤凰展翅——主题思想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倡导民主政治和民主精神。他的《灭亡》、《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抗战三部曲》、《憩园》和《寒夜》等中长篇小说是现代文学的杰作。巴金的散文创作也十分勤奋，从1920年起，先后出版了《海行杂记》、《生之忏悔》、《旅途随笔》、《点滴》、《短简》、《梦与醉》、《控诉》、《旅途通讯》、《旅途杂记》、《无题》、《黑土》、《龙·虎·狗》、《废园外》和《怀念》等集。如果说生活是来自生命源头的一股水流，那么，巴金的散文是这股水流通向生命之海的途中发射出的“种种水花”，“这就如我们生活中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这一切都跟那一股水流不停地向着大海流去，不能够再流到别的地方。”(巴金:《谈心会》，《旅途随笔》，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巴金用抒情笔致，表达自己对人类的关怀，对阻碍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封建专制制度与摧残爱的势力的愤激，他痛苦的灵魂在他的散文中呻吟、呼号。正是这些不朽的作品，使巴金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无畏战士，成为呼唤民主自由的先锋战士。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是巴金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凤凰涅槃，这是他由欢呼到迷茫、困惑进而痛苦、沉默的阶段。新中国刚刚建立，巴金也同大多数人一样，真心以为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完成，满腔热情地赞美新中国，他的创作是真诚的。但是，随后，他没有料到封建专制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以至于使他们这一代人的创作成为虚假的颂歌，美丽的谎言。

巴金在现代散文中对自由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新中国得到实现。他那痛苦和哀愁的笔转而用来歌颂人民的欢乐和胜利。感情与笔调的转换，是巴金等跨越现当代作家在建国初期最为重要的文学现象。巴金说他的笔“即使写不出振奋人心的热情的赞歌，它也要饱蘸作者的心血写下一个普通人的欢乐和感激的心情。我绝非为写文章而写文章，我有满腹的感情要倾吐，我有不少的见闻要告诉人，我有说不尽的对新社会的热爱要分给别人，我才拿起这支写秃了的笔。”(巴金:《赞歌集·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4月第一版。)在这里，创作仅仅成为一种参与新生活的方式，成为他探索新的人生的途径。巴金的生命、感情毫无保留地融化在新中国开始描绘的灿烂图景中。在他那抑制不住的热情洋溢的篇章中，跃动着一位知识分子与祖国命运休戚相关的赤诚的心。对于有着数不尽、说不清的痛苦的回忆的巴金来说，对新生的祖国给予他和人民的关怀，充满了感激之情。在“以前那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里，祖国像一位贫病不堪的母亲，她不能庇护自己的儿女，只好流着泪，用失神的眼光望着她的横遭摧残”。如今，“祖国带着笑容站在我们的面前，展开两只胳膊，把我们大家全抱在怀里。”“我们中间哪一个不带着哭泣又带着笑声接连地呼唤‘亲爱的妈妈’?哪一个不是幸福地感受到自己和祖国中间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我们伟大的祖国》)巴金完全沉浸在新生活带给他的喜悦之中。

巴金热爱新生活的另一种表现，是他对志愿军英雄们的真挚的感情。1952年和1953年，巴金两次赴朝鲜前线战地访问。他不仅用笔描绘志愿军英雄的高尚的灵魂，而且在战火中接受洗礼，“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我忘记了自己的软弱，我觉得我渐渐变成坚强，充满勇气和信心。”《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和《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是巴金“朝鲜通讯”的代表作。

当巴金在“大欢乐的日子”中纵情歌唱时，他和当时许多作家一样，对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可能遭遇的挫折缺少思想与心理上的准备。

如果说巴金对旧社会的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那么他对新生活的观察与体验尚停留在一般的政治观念上。他对祖国的感情是神圣赤诚的，但这种感情只能支配而不应代替作家对生活的具体观察与理性思考。正是在这一点上，巴金和他的同代人失误了。这就是不同程度的图解政策、夸饰生活和趋时应景。失误使他们的理想遭到亵渎，而命运之坎坷曲折则在其次。也正是这种变化，使巴金思想上进入了休眠阶段，他失去了说话的权利，他的痛苦无处述说，特别是“四人帮”时期，他不得不说一些违背自己意志的话。如果说，以前对社会生活的夸饰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而这时候，就成为一种痛苦，不得不说假话的痛苦。从创作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巴金没有成就感，只有愧疚感，可以说，凤凰进入涅槃，沉寂、死亡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凤凰重生，自由翱翔，是觉醒后的反思与质询“叫喊”阶段。十年“文化大革命”对巴金来说如同一座炼狱。人们几乎以为巴金已从世界上消失。当粉碎“四人帮”以后，巴金新作问世时，人们才发觉巴金仍然活着。

1978年12月，巴金写了五集《随想录》的“总序”，开始了他的散文写作，“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那么就让它们留下来，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吧。”兹后八年，《随想录》第一集、《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陆续问世，凡一百五十篇，四十二万字。作者怀着“感激的心”，以之向读者告别。作为一位世纪老人，他的反思是深刻的，是无所顾忌的。他已经完全走出了政治对他的影响，从一个人的角度，要求人们争取自己独立的人格，再一次呼吁民主政治。(www.xing528.com)

对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包括巴金在内跨越现当代的作家，读者疑虑他们该划上怎样的句号。《随想录》以真情贯穿始终，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真实地描绘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巴金的创作由此获得新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的创作赢得了几代读者的口碑。历经沧桑之后，巴金以五集《随想录》再造了他的辉煌。《随想录》以真实的感情力量、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当代散文发展中的“里程碑”作品。

在这部作品中，巴金对过去的生活进行了充分的思考，而且走出了个人遭遇的感伤圈子，从历史与现实的相似比较中认识到，我们今天的反封建斗争并不是结束了，而是刚刚开始，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

这种认识是一种摆脱了政治束缚的结果，是一种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思考问题，而不是站在执政党的一边思考问题，甚至于是站在执政党的对立面来监督，因为，谁执掌了政权，就有可能走向人民的反面。这种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了深刻的体会，所以，巴金一直呼吁建立一所“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呼吁人们不要忘记过去。

整个《随想录》的写作都是围绕一个中心:说真话。这是巴金对写作的认识，也是对社会的认识。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如果不敢说真话，那么，就说明这个社会是不合理的，是违背人性的，只有在封建社会里，才不允许人们说真话，只有长官意志，没有百姓自由。

可以说，巴金通过相似比较，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产生了怀疑与质问，虽然他自己说，这是“无力的叫喊”，实际上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已经是石破天惊的呐喊了，因为没有几个人敢于发出这种“叫喊”。

总起来看，巴金的《随想录》150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怀念类、自我反思类、社会现实类。这三类文章都具有反思性质，属于老人对人生的回顾、思考，这种思考是真实的、深刻的，是摆脱了一切束缚后的大悟大彻。

巴金1977年至1983年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任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3月在中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11月，中国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称号。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