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时期散文审美追求的变化,散文创作呈现出一些新的亮点,我们从五个方面予以概括阐述。
中国新时期以前的当代散文,总是局限于对外部世界的描述,作者借助外在事物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也是去个性的一种社会感情。散文的关注重心是外部世界,作家们苦心孤诣在外部世界中寻找可以讴歌的事物和人物。不是由于作者的思想境界高,想以物观物,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自我,只好两眼向外。当时的散文写作就如同新闻写作一样,一直在寻找符合政治要求的外部讴歌对象,如《春》、《荔枝蜜》等,表达社会需要的敬爱之情。新散文已经不满足于表达这种缺乏个性的浅层次、社会化的爱憎之情,思维的触角伸向了生命的本源。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开始了物与人的交融思维,作者已不再是寄情于物,而是在物中寻找“我”,通过外物写“我”的心灵。“我”已经不再停留在爱憎之情的层面上,而是深入到了生命的根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由“我”写出了人,写出人自身的内在矛盾,内在危机,内在期望。周国平的《思考死:有意义的徒劳》、《失去的岁月自我二重奏》更突出地表现了新散文向人内心探索的思维轨迹。新状态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直面内心,通过内在的心灵体验去折射当下的生存状态。“而这种直面内心总是从日常经验出发,它具有最广泛的生活趣味和话题,但它又绝不仅仅作为趣味之物,它总是要尽力抵抗消闲社会的闲适状态的溶解,而以一种内在本真的心态去叩问生存。”[6]叶兆言在《南方周末》上写的系列散文《想发财》、《想清高》、《想生气》等,都可以看做是这种向内心探索思维的作品,它们表达了生命的本真,在生活的趣味之中咀嚼生命的价值与追求。
散文思维由外向内的这一转向,一是突破了传统散文外向思维、寄托单一情感的局限,深入到人的自我心理的各个方面,历史的积淀与现实的感悟相融产生出独特的生存意识及生存主题。二是突破了传统散文思维的政治功利目的,走向人性的觉悟与反省。作者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对人自身进行审视,从而思考人生的根本意义。在这一点上,正如有些评论家所说的:这是散文的启蒙运动。
3.2.2 由反思,逐渐回归到对自身的思考,生存成为话语中心
19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逐步由以政治为中心向以经济为中心转型,过去长期在人们意识中形成的思维观念,已经不适应发展的形势,特别是打破铁饭碗后,人们的生存意识陡然增强,如何适应新的生活?怎样生存?成为人们普遍思考的问题。可以说,生存问题成为这一时期社会意识的核心内容。其他文学体裁已经在技巧、话语、文本方面,追新标异,远离了现实,而新散文恰恰在这个时候,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与现代人的心理及现实的社会意识同步,散文作家们自己的精神体验和生存状态已和普通公民的生活状态融成一片,他们通过自身生命体验的过程,来呈现和叩问现实的生存状态。新散文思维正是围绕社会意识核心,以“书写19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所导致的人的生存和情感的当下状态”[7]而赢获了广大读者。
新散文思维对人们生存状态的反映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复杂态势:有的从直观直感入手展开思维,有的从文化背景分析进行探索,有的从历史变迁中感悟。总的说来,新散文围绕生存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多向思考,演化出了三条基本写作思路:一是从人的历史文化背景上展开思维,纵向地探索民族文化精神以及人的生存意志,试图为现代人寻找出一条摆脱精神危机的生存出路。他常常把今人的生存状态放在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上进行观照,或者进行历史与现实的生存比较。读者不仅看到历史文化,而且也看到自己生存的影子,从中受到启迪,反思现实与自己。这种写作思路的思维空间大大超越了传统散文的格局,构成了新的文化散文。二是在人的现实生活感觉上展开思维,从凡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中挖掘凡人的生存意识和生活趣味,横向思考当代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这种写作思维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摆脱了传统散文的浮夸文风及虚脱的感情,以实境真情打动人心,从而演化为通俗散文。三是围绕生命现象展开思维。在现实基础上从社会的、心理的、哲学的角度思考人自身的生存以及生命的意义,其思维触角已伸向人类以外的生命,从宏观角度探索生命的奥秘。这一思路形成了新的智慧散文,突出哲理内涵。这种哲理已不是传统散文的政治哲理,而是更深层次地对宇宙生命的理解和把握,它拓展了现实人生的生存意识及生存境界,引导人们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待自身的生存和意义。如钟鸣的《第五元素》、斯妤的《心灵形式》、李存葆的《鲸殇》、张承志的《静夜功课》等等。
有人从表面形式上看问题,认为:“散文的深入发展却失去共识,出现了无序、分流的‘乱象’;高标‘新潮散文’的,有之;主张‘学者散文’的,有之;鼓吹‘哲理散文’的,有之;执著‘艺术散文’的,亦有之”。[8]实质上,新散文不管分多少类型,都有一个共同的思维视点:即人的现实生存问题。都从不同角度展开思维,以期敞明现实所提出的这一非常急迫却常被忽略和遮蔽的问题。不管从哪个角度观察山、水、人、事,都有一个共同的思维核心,即人的生存这一社会核心问题。只不过各自展开的思路有所不同,思维的层次有所不同罢了。
3.2.3 突破抒情散文狭小格局的限制,进入文体自由创新阶段
抒情散文的模式决定了散文的格局——小散文或小品文,因为情感一旦表达出来,就没有话说了。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某一阶段,散文创作一直在一个主题、一个中心的小巧玲珑的圈子里打转,有“文学快餐”的称号。这种情况适应于工农兵文学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生活的变革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散文作家,对生活的思考变成多层次、多方位、多元化的复杂状态。短小的篇幅难以容纳作家复杂的思想与情感,对散文短小篇幅的突破就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著名作家冯骥才这样说:“散文是最随心所欲的文字,也是无所不谈的文章。不知何时,散文忽然变小,自我规范、自缚手脚,愈来愈精致、小巧,能耐有限了。各种体裁的文学都在侵占着散文,一点点蚕食,渐渐要吃掉散文,散文被逼得只有一条路,就是反侵占,去侵占小说,占有情节;去侵占报告文学,写人写事;去侵占诗歌,恣情任意地打乱仄韵与句子结构……”[9]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就是以小说的笔法写作的散文。表现出作者对人生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与思考。有人物形象,有自己的心灵世界。由于从物、人、自身不同的角度展开描写,篇幅自然扩大,类似叙事小说体。史铁生自己也总结说:“散文正以其内省的倾向和自由的天性侵犯着小说,二者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陈染的《与往事干杯》、吴亮的《城市伊甸园》都显示出杂体交融的思维特点。特别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以及后来的《山居笔记》,几乎都是鸿篇巨制,散文由小品文变成大品文。由于作者的思维在历史与现实、自然山水与文化人格、社会意识与个人情感等多重世界中交叉进行,文章涉及的内容博大精深,融叙述、议论、抒情于一体,既饱载着大量知识信息,又充满美感趣味,篇幅虽长,恢宏气势贯穿全篇,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美学功底,这正体现了余光中先生所提倡的知性散文的特点。突破散文小格局要的正是这种渊博的学问、深刻独到的见解与敏锐的现实生活感受。由于是历史文化与现实生存的对照比较,文章理性内容突出,类似于史论与游记,这差一点在出版界产生误解。《文化苦旅》最初出版时被当做游记,后来发现又“不都是轻松的游记”,才被一些热心人抢救出来作为文学散文,集以问世。由此足见新散文跨文体思维的特点。当然,值得一提的还有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虽然是长篇小说,但纪实部分则是散文思维的结果,这也可以看做是散文思维交叉产生的新型小说体。
新散文跨文体思维行动,使得一些文体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文体之间的鸿沟正在被逾越,杂体性质的文章正在受到读者欢迎。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正确地评论新散文现象。有人批评余秋雨的文章学术价值不高,这是从史学的角度来看他的新散文,自然有点牛头不对马尾。新散文思维的跨文体现象,是作者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社会大气候下积极进行文体探索与创造的结果,应该予以承认并高度重视。这种探索有可能导致新文体的产生,而新文体将更适应我们现在所处的科技与信息时代。
3.2.4 追求情感与理性交融的知性思维
散文这种文体既不能感性化,又不能理性化,需要兼容,才能突出散文的智慧。余光中提出散文要有知性,知性是相对于感性与理性而言,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偏于感性,则易滥情,失于肤浅;偏于理性,则易抽象,流于枯涩。知性思维,是既有感情又有理性的思维。新散文思维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展开知性思维,兼容二者之长。所以,它有情足以打动读者,有理又寓于趣味而不单调枯燥。
读余光中的文化散文——《何以解忧》,虽然有大量史料和演绎推理却不觉无味。董桥说:“散文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谓‘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10]学问、见识、情感三位一体体现了知性思维的重要特点。新散文作家已不满足于平面直观地看待事物,而是在对事物全面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多方位探索,立体联想和想象。因而超出了事物的现实局限,真正实现了“视通万里”,“思接千载”,使散文的境界在现代科技和信息的背景下得到深化,给人以知识与美感的双重享受。孙荪的《星月云三赋》、高成鸢的《谛听卵石》,刘成章看到陕北的黄土山峁,头脑里就闪现出地壳造山运动;余秋雨看西湖,却看到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这些作者的思维都是在知性联想与想象层面上展开的。读《西湖梦》,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思维在现实、历史、文化、人格、神话、自然、山水等多重空间交替思维,从而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个立体的西湖。李存葆的《鲸殇》一文,由鲸鱼集体自杀这一现象展开知性联想,联想到人的自杀,再到鲸鱼的传说,再到现实中与鲸鱼的相遇,迷信与科学的较量,联想到鲸鱼的价值,西方捕鲸史,国际环保、生态、生存关系、群体意识、生物圈、食物链,人类智慧与自然智慧等。作者在写鲸的同时,处处与人类社会相比较、对照。由中国而世界,由世界而宇宙自然,其思维已经摆脱了民族的国家的乃至地球的圈子而达宇宙自然的境界。从更高更深层次上揭示生命现象的奥秘,充分体现了新散文知性思维的特点。新散文经历了由具体形象的描写到观念形象的转变。作者笔下的人物形象已经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群体。群体在作者思维的意识中成为某种象征性的人物形象,所以,它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跳跃的中国人的背影》中的背影已经不是朱自清的《背影》。朱自清的目光盯在父亲的身上,他的情感是具体的父子之情,他的思维是具体感性的。而《跳跃的中国人的背影》是一个群体意象,这个群体意象不是出现在某个具体客观环境中,而是出现在作者的思维意识中,闪现在作者的思维场中,它是观念的产物,是观念的具象化,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是运用知性思维方法进行创作的典型。在作者创作的知性形象中,包含着深厚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内涵,是站在高处看世界和人生,走出了具体形象的束缚,进行抽象思考的结果。
散文由具体形象的描写上升到观念形象的描写,表明作者是从整体把握人生,不是感性的认识人生。由具象到抽象,又能化抽象为具象,因而能够突出哲理色彩。可以说,中国新散文已经开始用哲学的眼光看世界,看人生,开始用散文的形式表现人生的哲学蕴涵。作者思维的中心已经不是个人的生存,不是个体生命的喜怒哀乐,而是对这个民族的生存和命运进行整体思考,具有很强的理性色彩。因而情感让位于理性,具体让位于抽象,但是又不是抽象的表现,这种知性是新散文的一个突出特点。
3.2.5 突出了散文作家个性、自由、率真的创作风格。
曾经有一度,散文界虚假抒情之风盛行,大话、空话满篇,追求豪言壮语、英雄气概,远离了平凡生活。新时期开始,散文需要真诚对话,需要回到人间。新散文的坦率真切起始于巴金先生的《随感录》,但巴金先生局限于对政治的感悟,思维定势决定了他只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与感受。后起的新散文已全面放开思维,作者们围绕现实生存问题深入思考探索,打破一切禁区,真实自然地表达对生命、社会、历史、文化全方位的感悟与思索,不再有什么条条框框的束缚,不再局限于政治生活的角度,真正体现了自由心灵的自由表现。
新散文真切坦率的思维风格首先彻底改变了传统散文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思维习惯,而用直说直白,表达喜怒哀乐之情。这一特点从一些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到,如《无家可归》(韩小蕙)、《仰不愧于天》(张抗抗)、《懒得逛街》、《爱你没商量》等。陈世旭说:“我觉得散文即是书面同人说话或自言自语,而且是那种最坦率、最明白、最自由、最没有顾忌、没有做作,没有掩饰的说话或自言自语”。[11]陈建功说得更透彻,“你怎么活的就怎么写,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写,你就是一个世界”。[12]作者们的这种表述正是散文回归真实灵魂的心愿与追求。其次,是敢于袒露内心世界。新散文创作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坦白与真诚,敢于袒露心灵世界。在过去的中国文坛似乎形成了许多禁区,虽然强调写真实,但总有些不敢袒露真心,所以,假大空的文章太多。新散文思维使得这种追求真实心灵袒露成为现实。正如有人评论新散文作家韩小蕙时说的:“小蕙把散文看做是‘流自心中’的‘天籁’,她在《有话对你说》中,像发誓般地道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愿把我的手给你/愿把我的心给你/愿把我的灵魂给你/愿把我的生命给你……’这正是为人为文的极致;坦白与真诚的创作,必定会引起读者的关注。”在韩小蕙的散文中,棱角特别分明,敢爱敢恨,敢于思辨,敢于诘责。在她的代表作《我的大院,我昔日的梦》中,把人间的沧桑写得那么真切,亲情友爱写得那么温馨,令人读后扼腕仰天。作者毫不回避历史的难堪,在直奔真善美的文字大道上径直向前。我们读后很久,思绪还迟迟的留在那个缩影式的大院里。这种创作的敏感,这般写作功力的前提,只有一个“真”字。[13]袒露心声,贵在一个“真”字。新散文思维撕下了人类灵魂的“遮羞布”,大胆地袒露男女情爱,世俗欲望。《我想有钱》、《想发财》、《爱你没商量》这些标题坦率得可爱。这种袒露心声的写作,过去在诗歌里曾得以表现,出现在散文中似乎是新的兆头,这种袒露正是我国人民言论自由的充分体现,也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结果。散文终于从风花雪月、美丽山川的虚矫感情中走了出来,走进了社会生活的深层意识,走进个体生活隐秘的内心世界。虽然不尽赏心悦目,却以坦率与真切赢得了新时期人们的普遍赞赏。正是在这一点上,散文这一原本寂寞的文体在诗歌与小说远离了现实之后而受到读者的青睐。贴近生活,不回避矛盾,不掩饰自己的内心欲望,保持这一特点直接关系到新散文的持续发展。
当我们在散文中强调真实的重要性时。是否把散文就看做是写实性质的?散文难道就不可以是想象出来的?如果认为散文是写实的,那么,我们如何理解《桃花源记》?我们如何理解《一个人的村庄》?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对散文的真实应该予以正确认识。只要我们深入分析研究巴金在《随想录》中表述的散文的真实观,就会发现,散文的真实就是说真话。真话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思想境界,一种人格境界。真话是一种创造,是人向自己内心深处进行开掘,在自己思想深处发现的秘密,是人独立思考出来的秘密。因为对认识人自身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和价值,所以,真话才在散文创作中弥足珍贵。
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话到嘴边留三分,甚至心里所想的与嘴里所说的不一致,正如一首歌里所唱的:“每天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这就是说假话,虚伪的话。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我们每个人的意识深处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丑恶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人遗传下来的本能,因为显得不文明所以大部分人都将其压抑起来。但是,它绝不会因为压抑而消失,而是一直存在并对人产生某种影响;由于文明社会排斥阴暗丑恶的东西,脆弱的个体为了取媚社会,总是把自己光明、美好的一面敞亮出来,作出一种自己永远光明磊落的样子,老是在人面前作假。如果一个人在文章中把自己标榜为永远纯洁、善良、积极、进步、大公无私,那就是创作中说假话。因为人性中那些阴暗丑恶的本能是永远不可能根除的,所以人不可能永远光明磊落,现代人要求独立生存,拒绝他人进入自己的私人空间,就是对光明的一种拒绝和遮挡。(www.xing528.com)
散文艺术所要求的真实是自我认识与自我表达的一致,它不追求外部事实的真实,主要追求内部心理的真实,内在思想的真实。
这种真实可能是想象出来的,也可能是从事物中发现的,可以虚构表现,也可以写实反映。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不存在“一个人的村庄”。但是,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里,它却真实地存在着。这是一种心理真实,散文就是在这种心理真实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散文作家一再强调,散文是一种最自由的文体,实际上就是说真正的散文作品是不受任何外在束缚的。它用自由的性灵为自己立法,把整个世界当做一块面团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揉捏,当做一块大理石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雕琢。为了创作合乎自身需要的有意思形式,它可以打破一切枷锁,突破一切限制,这就是它的最高真实。
散文追求真实的结果,促使散文思维开始朝着个性化、独特化方向发展,即散文要能够说真话,就必须有真见识。这种真见识需要散文作者高瞻远瞩,突破一切束缚,积极思考,深入体验,大胆追求。作为一种创造物,散文不能说一些陈旧、愚蠢、目光短浅、乏味无聊的话。这种话即使再真也缺乏思想内涵,不值得作家对其形式化,进不得艺术的殿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新散文思维是在个体生命体验的基础上,以知性的不同方式通过相似思维内向立体展开,思考人类生存价值和奥秘,突破各种束缚而自由创造“有意思”形式的一种创作倾向和内在追求。简言之,新散文思维是运用相似思维——相似认知、相似联想、相似想象建构有意思形式的一种创造性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顺应了20世纪末中国公众的期待心情,拓宽了读者的生存视野,提升了读者的生存意识和生存境界,这是1990年代散文热的内在根本原因。
【注释】
[1]文学评论.1986:(6):3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7
[3]鄂西大学学报.文化苦旅.笔谈编者按.1989:(2):1
[4]鄂西大学学报.余秋雨再谈文化苦旅.1989:(2):2
[5]鄂西大学学报.余秋雨再谈文化苦旅.1989:(2):2
[6]未泯.文学迎接新状志,文艺争鸣,1994:(3)
[7]未泯.文学迎接新状志,文艺争鸣,1994:(3)
[8]刘锡庆.世纪之交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文学评论.1997:(2)
[9]当代著名小说家论散文.当代作家.1993:(5)
[10]董桥,这一代的事·自序.读书文丛.上海:三联书店,19963
[11]当代著名小说家论散文.当代作家.1993:(5)
[12]当代著名小说家论散文.当代作家.1993:(5)
[13]当代作家评论.1997:(3)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