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散文的变革与发展

当散文一方面寻求与世界文化的联系时，另一方面又以更多的精力寻求与中国散文艺术传统保持更紧密的血肉联系和渊源关系，试图从富有生命力的、经久不衰的散文艺术景观中获得启示。在深层意义上，当代散文艺术某些贫乏现象的产生，和它与中国散文传统隔膜太深有关。艺术上的创新是渐进的过程，它不可能脱离母体拔地而起，只有将传统中富有生命力的艺术作为自己跋涉里程上的起点，才有可能在创造的大道上走得更远。

在这方面，两岸交流的频繁与加速，港台散文及其理论对新散文的产生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其影响绝对不可低估。

从1980年代开始，大陆与港台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港台的生活型散文和文化型散文在大陆以一种清新的面目出现而受到欢迎。三毛、席慕蓉、柏杨、李敖、梁实秋、罗兰、余光中、董桥等名家的作品很快引起了读书界的争鸣与好评。与此同时，港台的文学史理论也给大陆带来了新的视野，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在1980年代中期进入大陆引起了强烈反响。

开始的时候，人们难以接受港台文学及其理论的新视野。因为大陆多年来一直以思想的革命性作为衡量散文成就的标准，因此把鲁迅捧得最高;而港台却以散文自身的文体标准和艺术标准作尺度，认为周作人的散文更有艺术性。然而，港台的这种认识毕竟反映了改革的思路，也迎合了拨乱反正的思想。虽然，大陆有人对港台的观点反响强烈，给予批评。但是，港台的观念还是逐渐被人们接受了。现在，大陆作家中周作人的作品卖得最好。过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连提都懒得提的一些作家，现在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市场规律说明这种认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www.xing528.com)

一个影响大陆散文变化的直接契机就是港台作家对朱自清散文及大陆散文的批评。香港大学的余光中发表了一系列批评朱自清散文的论文，认为朱自清的散文《女儿绿》过于女儿态，《背影》、《荷塘月色》过于矫情。余光中批评朱的散文浅显、伤感、滥情，太女性化，是软性散文，影响后学者走上狭窄的纯情路线。他声明要剪掉中国散文的三个辫子:一是花花公子式的散文，伤感做作，犹如华而不实的纸花。二是食古或食洋不化的酸腐的学者散文。三是清汤挂面式的散文。提出信息、科技时代应该以“硬散文”为方向，摒弃“软散文”。所谓“硬散文”就是知性散文，突出智慧，适应当代生活。朱自清的人格是有骨头的，但是，他的散文却没有骨头，是软散文。他的譬喻过分明显，形象的取材过分狭隘，至于感性，则仍停留在农业时代，太软太旧。他的创作岁月，无论写诗或是散文，都很短暂，产量不丰，变化不多。朱自清的散文艺术成就当然要高些，但时过境迁，他的历史意义已经重于艺术价值了。大陆抒情散文就是受这种影响而走入歧途。这些批评引起了大陆一些学者的强烈不满，于是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反批评的文章。显然，这些反批评反映出传统思想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太过深刻，对朱自清及大陆的抒情散文太过偏爱。特别是朱自清先生的人格与文风一直都是人们心中的楷模，怎么能容忍有人批评，甚至贬低呢?

然而，在批评与反批评中，中国新时期散文的理性意识苏醒了，作家们开始改变自己的写作思路和实践，在创作中开始追求散文的文化意蕴。与此同时，有人开始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散文三大家:刘白羽、杨朔、秦牧提出批评，呼吁散文创作应该走出甚至打破“三大家”的传统模式，寻找散文创作新的出路，创造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