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散文：全球文化影响与创作变革

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正是“冷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我国积极引进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文化，不仅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各种文化思想都得到快速发展。

作家创作散文，其感应、反映世界的广度与深度，影响着散文创作的境界。许多作家已经拥有“地球村”意识，从过去欣赏“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度，赞美“胸怀全球，放眼世界”的襟怀，发展到现在真诚探索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特征。在更为广阔的世界中努力寻找和借取一双慧眼，想要把这世界看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是当代作家的普遍心态。

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大背景下，文艺界饥不择食地引进西方文化。在一个相对短促狭小的时空中，将欧美近一个世纪的各种“主义”、“学说”、“哲学”匆匆请进新时期的学术界、思想界和文学界。哲学界从尼采到海德格尔，从弗洛伊德到荣格，各领风骚;文艺理论界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原型理论、叙事学，此起彼伏。各种理论观点和学说由传播到接受都显示出饥不择食的慌忙，与近代的“更搜欧美求新声”的心态何其相似。

西学再次东渐，有力的冲击着新时期的文坛。极大地改变了一批作家、理论家，尤其是年轻一代作家和理论家的创作方式和理论观点。在这一过程中小说、诗歌和戏剧都勇做先锋。相比之下，散文则缺少标新立异的“主义”、“思潮”，于是在轰动效应频频出现的当代文坛，成为最寂寞的文体。有些人从这一视角论定新时期散文成就的高低并预言它终将解体，是失之偏颇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下，散文作家也在试图用现代意识来表现生活、把握自我。但是，由于“现代意识”是一个弹性极大、内涵模糊的概念;由于散文本身是一种突出“思想”性的艺术，这就决定了它不像小说那样对现代思潮和现代艺术能够进行大跨度的选择。因此，散文作者除了与诗人、小说家一样，感受到更新观念的“阵痛”外，还有一种面对喧嚣和浮华而来的寂寞，然而正是这种寂寞与阵痛，孕育了新散文思维。(www.xing528.com)

散文的兴起与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寻根热有密切的关系。8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受世界文化的影响，先是文学理论张扬文化寻根，后是小说创作追求文化意蕴，阿城的《棋王》、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以显示民族的文化特色而闻名于世。但是，小说的文化意味寓于历史故事，寻根的结果是渐渐远离了现实生活，终因距当代人心理需求太远而失去了刚出现时的轰动效应。于是，对一个民族的心理与文化进行反思的现实体现者——新散文便开始了它的文化苦旅。新散文虽然也受世界文化的影响，从历史文化反思入手，旨归却在当代现实生活。它从人类历史的生存状态中探寻与今人不同的生存方式，换句话说，它拿令今人困惑的生存问题在历史文化中寻求答案。由于贴近现实，因此很受读者欢迎。余秋雨的新散文《文化苦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赢得广大读者追捧，进而奠定它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的。

文学作品品位的高低，并不与观念的更新程度成正比;观念会影响作者对生活的认识，但它本身并不是审美因素。当新观念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作者的情感与生命体验，并把它熔铸成一种“有意思”的艺术形式时，作为这种情感与体验结晶体的散文才具有审美的意义。当作者在作品中通过自身独特的体验方式传达出民族的或世界共通性的情感、体验时，作者观念的新与旧也就成为决定散文成功或者失败的主要问题了。

不管怎样，前面叙述的这种氛围已经开始对散文作者产生深刻的影响，外来文化思潮逐渐被接受，新思维开始出现。主要表现为:作者逐渐改变着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并试图用新的符号来表现社会生活与个人情感;人的主体意识趋强;在部分作者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作者的创作中，出现新的情绪，如焦躁感、孤独感和荒谬感等，对个体生命体验的传达受到格外的重视，散文走出了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