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散文创作呈现出“热门现象”，与此同时，“文化散文”、“新散文”、“新状态散文”等理论术语也相继出现在诸多评论文章中。但是，对新时期这种散文现象的关注与研究，多数理论家把重点放在了“文化散文”方面，认为这是突破传统散文的新标志，是中国新散文发展的方向。这些论述无疑有其正确的地方，但由于过分执著文化散文而忽视了新散文现象的全貌，便招致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所以，应该全面地客观审视新散文现象，不能以偏废全，也不能因个别现象而阻碍新散文的尝试与探索。
我们认为:新散文是对拨乱反正前那种抒情散文模式的反叛，整体上表现为两大景观:一是以文化思考见长的文化散文，一是以平凡人生的喜怒哀乐为题材的通俗散文，姑且称为俗化散文。这两种倾向的散文各自在表现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方面都突破了传统散文的格局。前者迎合了知识界的阅读心理，后者适应了普通读者的生活情趣，开创了一个广阔的阅读市场，刺激散文创作形成一片繁荣景象。尤其是后者——俗化散文因为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体，发展速度更快，覆盖面更广，几乎遍布各类报刊。理论界只重视文化散文而忽视俗化散文，无疑不利于全面准确地评价新散文现象。研究新散文现象，就应该对这两种倾向的散文都给予足够的重视，从宏观上整体把握，正确阐释，客观评价，从而促使新散文创作健康发展。
纯文学是面对着人生的困境。譬如对死亡的默想、对生命的沉思，譬如人的欲望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之间的永恒差距，譬如宇宙终归要毁灭，那么人的挣扎奋斗意义何在等等，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问题。……当看见一个婴儿出生和一个老人寿终正寝的时候，我们无论是欢呼还是痛苦还是感动还是沉思，都必然地忘掉了阶级和制度，所有被称为人的生物一起看见了地狱并心想天堂，没有这样一种纯文学层面，人会变得狭隘乃至终于迷茫不见出路。这一层面的探索永无止境，就怕有人一时见不到它的社会效果而予以扼杀。
人当然不可能无视社会、政治、阶级，严肃文学便是侧重于这一层面。
通俗文学主要是为着人的娱乐需要，人不能没有娱乐。它还为人们提供知识，人的好奇心需要满足。[6]”从这个意义上讲，纯文学和严肃文学都立足于文化思考，引导人们高尚生存，而通俗文学则是立足于普通人的生活感受，关怀老百姓的现实快乐。
文化散文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很多学者论述这个问题时都泛化了1990年代的特定性，把五四以后的散文都包括进去，甚至推出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做文化散文的代表，这样容易使新散文研究误入歧途。我们以为，1990年代提出“文化散文”这个概念，是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为对象的，为区别起见，不妨说新文化散文是《文化苦旅》开其先河的。其后，一些学者、文论家、小说家也先后唱和，各自从历史学角度、社会学角度、心理学角度、哲学角度等抒写文化感悟与思索，如周国平、钟鸣、张志扬、史铁生等，遂之形成文化散文之浪潮，引起整个文坛的注目和震动。
俗化散文则是渐渐走俏的，很难严格说出它的产生时期。大略而言，1980年代末似乎就出现了，而且没有一个突出的代表人物。它的出现是当代中国文学俗化趋势在散文界的反映。这类文章实写人生琐事、生活情趣，津津乐道于烟茶酒棋、花鸟虫鱼、烹调服饰、乃至妇道父道，颇受普通读者的欢迎，报纸杂志争相刊载，以迎合读者的趣味，遂成一大景观。考察其作者，大多女性，且多文学新人。当然，像贾平凹这样的散文大家偶尔也会写出《笑口常开》一类的通俗散文。我们目前还很难判断文化散文与俗化散文孰是孰非，但围绕着余秋雨散文创作到底是文化还是俗化的批评与争论，却是既有助于促进俗化散文的发展，也有助于促使文化散文作家深入反省而趋于成熟，推出更有分量的散文作品。本文旨在对这两大类散文各自鲜明的特征做出区分，以资互相对照借鉴，推动散文的发展。
首先，文化散文追求作品的文化品位，在意蕴上下工夫，以思考的深、新、奇见长，表现作者的文化修养和人格精神。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周国平的《思考死:有意义的徒劳》、钟鸣的《第五元素》都让我们领悟到了作者的思维深度、文化精神以及各自的风格特点，如余秋雨的渊博儒雅，史铁生的真切自然，周国平的坦诚明快等等。而俗化散文则重在寻求生活的趣味，直观直写，文字活泼，幽默风趣，以感觉的细腻、敏锐见长。如《享受没钱的快乐》、《我想有钱》、《懒得逛街》等等，这些作者从平淡的生活中咀嚼出一点生存的情趣，让普通人在笑声中认同他的生活感觉，从而赢得了读者。(www.xing528.com)
其次，文化散文是作者把自己的现实感觉融入历史的、心理的、哲学的、伦理的文化氛围中去表现，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思考现实的人及其生存状态，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往往是含蓄而达观的。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史铁生的散文名篇、张志扬的《墙》，很难直接把握作者的现实感，只有深入社会历史、哲学、心理、伦理进行思索，才能领悟作品的深层内涵。而俗化散文则是作者直接表现自身的生存状态，完全是作者现实感觉的自然渲泄，紧紧地跟随时代的风波，抒写凡人在生活中的情感态度，其喜怒哀乐，跃然纸上。在社会转型期，报刊上的“海边风景”、“下海感觉”、“多味人生”一类文章，都直接表现普通生存者的现实感情与感觉，以其感觉敏锐，贴近生活，而颇受读者欢迎。
第三，文化散文表现的主要是置身于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人生，作者侧重于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思考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探索怎样做人的问题。张志扬在《墙》中展示了那个特定的社会背景对人的考验与摧残:作品引用改编过的柏格曼的《母亲之死》，对照安徒生与叶琳娜·瑰乔莉的爱情，表现在特定社会背景下追求美、追求善良的人生悲剧。通过思考探索，他真切地感到，人有追求就会有牺牲，所以，他大声向世人宣告:“我必须在横逆面前承担自己的罪责以便挺身为一自由人。”雷达、楼肇明、谢冕等人的散文都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对社会与人生关系思考的深刻与独特。而俗化散文则是表现饮食男女的日常人生，从男欢女爱、生儿育女、谋生发财、衣着饮食、家庭悲欢中咀嚼生命的趣味，寻求人生的快乐。如《爱你没商量》、《营造更多的温馨》、《买衫记趣》、《我吃肯德基》、《男人的一半是金钱》等等，这些文章都表现出寻求幸福快乐是自己的事，避免对社会的思考与批判，适应商品化时期普通读者的心理。
第四，文化散文从生活出发，又力图超越现实生活，“心游万仞”，“思接千载”，思考的焦点不是个体，而是人类整体生存状态。周国平思考死，史铁生把自己与地坛联系起来，钟鸣从第五元素中感悟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个体生存，而是人类整个的生存发展问题。而俗化散文则直接走进个体生活，家长里短，吃喝拉撒睡，米面油盐酱醋柴，从个体生活的琐事细节上表现这个特定时期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感情世界。咀嚼自身的痛苦体验、关心自己的当下幸福，是俗化散文的突出特点。
文化散文与俗化散文虽然在题材范围、意蕴构成上具有明显的区别，但是两大类散文内在却有一个共同的视点:即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文化散文是从人的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哲学的文化背景上来透视人的现实生存状态，而俗化散文则是直接表现人的现实生存状态。正是这一共性的内在特征才使得两类散文都受到读者的欢迎，这说明了文学只有关心人类的生存，才能受到读者的欣赏和重视。散文的这种情况也反映出中国社会进入90年代，随着经济变革，人们的生存意识陡然增强，如何在新的社会中活出一个有个性的自己，成为人们心灵深处焦虑的问题。文化散文从人类生存的历史纵深联系上思考回答这一问题，俗化散文则从生存的直接感悟上启示读者，达到殊途同归的艺术目的。正因为如此，文化散文与俗化散文在当今的艺术殿堂里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散文与俗化散文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进入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一方面，中国的读者群文化修养、欣赏水平差异较大，高层次与低层次的文化群体区分鲜明。散文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要同时面向这两个层次的读者，满足他们各自不同的阅读需求。一般来说，较正规的文学期刊，多以文化散文为主，适应知识分子的阅读需求;而一些报纸副刊和地方晚报以及流行期刊则以俗化散文为主，满足普通读者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重心正在由政治生活中心向经济生活中心转型，在这期间，知识分子长期接受的政治意识很难一下子改变，因而总是从人类社会整体、从社会理性来思考人生，带有一定政治意识的文化散文便应运而生;普通百姓由于政治意识相对淡薄，整体理性意识也不强烈，因此他们特别在乎个体存在的现实感受和体验。此时，一些未出名的青年作者写的以现实感觉来品味现实人生的俗化散文，很自然就赢得了关心自己更胜于关心群体的那部分读者和那些已经厌倦了政治问题的读者。由于阅读市场相当广大，创作境况也甚是热闹。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文化散文和俗化散文都由于各自的缺陷而存在着潜在危机:文化散文由于理性因素过多，往往会窒息鲜活的生活气息——掉书袋的表达方式显得过于迂腐，加之仅仅执著于高尚的抱负而忘掉了俗世的幸福，它所表现的多是一些有头无身的畸形人生。而俗化散文则由于多从身体感觉出发，常常为了现实幸福而忘了终极关怀，它所表现的多是一些有身无头的病态人生。两者都不是表现和构建健全人生的理想散文，理想的散文应该是理性与感性的交融统一，它所思考和表现的应该是有灵有肉的人生。在这样的散文作品中，读者既能直观到宇宙自然的生香活意，又能品味出社会人生的文化蕴涵;既能感受和体验现实幸福，又能追求和向往远大的理想，从而达到雅俗共赏的程度。当然，理想散文的创作，有赖于作者们人生修养的进一步加深与提高，艺术思维的进一步开拓与发展。只有思维更自由，更具个性，散文创作才会更有意思，更动人，更接近于雅俗共赏。如果思维还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那么散文就只能表现一些不健全的意思，让日益健全的读者产生厌烦和排斥感。因此，关键还在于思维的突围和创新，缺乏创新必然引来批判。有人批评余秋雨时就说，他的文化散文对人的本质与历史探索的结果与百年前的启蒙运动并无差异，走不出历史的圈子，并没有什么新的思想，“说穿了，《文化苦旅》的精神实质就是一种毫无新意的感伤情调。”[7]
虽然这种批评有点过分，但也说明了新文化散文存在着思想突围和文化创新的不足。新散文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只有它才能改变和提升散文的现状，才能激发新的情绪与感觉，才能有新的文学创作。这种新的思想需要那些感觉敏锐同时思想发达的哲人来实现。秦晋早在1993年就说过:“散文的现代意识，突出表现为大众意识、现代意识和思辨意识，即走向普通人的生活，走向当代人的心理，走向人生的纵深思考。这种观念转化是对典雅、空灵、轻浅的反驳，是对旧模式的否定。它从一种新的角度和深度上揭示生活、窥探真理，它更富有生活实在性和思想深刻性，更拥有—种普遍的永恒的情感和精神。”[8]而这种散文意识或境界有赖于学者生活化、生活学者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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