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关税限制对外贸易：是愚蠢的

从《管子》和《国富论》相比较来看，我们期待中国春秋时期人们的思想与现代社会人们的思想相比较是不现实的，但管仲和齐桓公有时还真是例外，《管子卷七·大匡第十八》就记载了齐桓公和管仲开放关口，发展贸易的措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齐桓公即位十九年，放宽了关，市场的征税，五十取一，租赋收取粮食按田亩征收，两年一税，收成好的上等年景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景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景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税，等到饥荒缓解后再征收。这种开明的政策在古代社会是很少见的，也许正是齐桓公和管仲时期的开明，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实际上，在国际贸易上全球最开放的国家在18世纪以前，英国做的是比较好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强调，采用高关税或者绝对禁止贸易的方式，对从外国进口国内能够生产的产品进行限制，这对本国生产企业可能是种保护，这可以使国内从事这类商品的生产企业对国内市场的垄断，享受这种垄断权的企业可能受到很大鼓舞。并且毫无疑问，这样会使社会较大部分劳动力和资本转移到这些产业上来。但这样的做法是否能增进总体经济效益，引导整个国家的经济朝最有利的方向发展，效果也许并不十分明显。亚当·斯密指出：“禁止从外国输入活牲畜和腌制食品，英国畜牧业者就确保了国内肉类市场的独占。对谷物输入课以高额的关税，就给谷物生产者以同样的利益，因为在一般丰收的时候对谷物输入课以高额关税，等于禁止它的输入。外国毛织品输入的禁止，同样有利于毛织品制造业。丝绸制造业所用的材料完全系产自国外，但近来也已取得了同样的利益。”[3]然而，由于有了这种管制，特定制造业在某种程度上是得到了一定的扶持，但总的效率也会因此而降低，因为国家保护落后的产业。

我们可以这样分析一下，首先，社会总产业绝不会超过资本所能维持的限度。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所能继续雇佣的工人人数，也一定同那个社会的全部资本呈某种比例，绝不会超过这个比例。任何产业条例都不能使任何社会的产业数量的增加超过其资本所能维持的限度，它只能使本来不属于某一方向的一部分产业转移到这个方向上来，至于人为的方向调整是否比自然的方向调整更有利于社会，却不能确定。实际上“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们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4]

第二，每个人都在不断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况且人们天生都想把他的资本投在尽可能接近他家乡的地方，尽可能地把资本用来维持国内产业。如果投资国外贸易，资本往往不在自己的监视之下，但往往能够创造高额利润，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产业上面，是国内还是国外，怎样能产生最大价值的问题，商人的的判断比政治家要好得多。(https://www.xing528.com)

第三，高关税和严格禁止进口会导致私人运用资本在国内生产那些从国外可以廉价获得的商品，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自己制造那些可以更加廉价购入的商品实际上是愚蠢的。“如果国外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国家的总劳动既然总是同维持它的产业资本成比例，就绝不会因此减少，正如上述工匠的劳动并不减少一样，只不过以其随意寻找最有利的用途罢了。要是把劳动用来生产那些购买比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那一定不是用的最为有利。”[5]征收关税被视为对国内相关产业的保护，这种做法明显有其弊端。关税与其他税种的不同在于它可以调节一国的进出口贸易，而这种调节又会间接影响到国内产业的发展和居民生活状况。亚当·斯密认为，关税就像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对一国的经济形成保护，也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此《管子卷十二·侈靡第三十五》也说：“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节时于政，与时往矣。不动以为道，齐以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不正确的政策，不可以治国，局限于僵化的言论，不可以为道。把握时势与政治的关系，就可以随着时代前进，以不动无为为厚道，以整齐划一为德行，这种消极避世之道，是不可能积极进取的。

重商主义主张高关税，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名义上是促进本国的制造业，实际上是保护落后产业，压制邻国产业，这必将损害国内消费者和原料生产这的利益，然而直到今天也还有国家这样做，包括口头上主张自由贸易的美国，现在经常用关税壁垒的方式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实际上美国的消费者有很大的损失，同时也给中国相关产业带来困难，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可能把《国富论》的思想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