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管制的可行性与《管子》和《国富论》中的经济思想比较

在《管子》的诸多关于贸易的论述中，有许多十分矛盾的地方，有时主张扩大贸易，有时又要求限制贸易，或许是《管子》书中这些文章也并非出于一人之手，所以才让我们看到其中论述的矛盾。《管子卷五·重令第十五》则对贸易有十分不正确的结论。“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稚也，谓之逆。万乘藏兵之国，卒不能野战应敌，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稚也谓之逆。爵人不论能，禄人不论功，则士无为行制死节。而群臣必通外请谒，取权道，行事便辟，以贵富为荣华以相稚也，谓之逆。”

这番论述足见春秋时期还有多少人对贸易有偏见，他们认为粮食不充足，是工商业不禁止的原因，使人们的脸上处处见到饥饿的神色，而工商仍然精雕细刻相夸耀，这就叫做逆。布帛不充足，衣饰没有节制，人们必定有挨冻受饿的伤害，而妇女们仍然以编织美衣锦绣相夸耀，也叫做逆。万乘兵卒的大国，士卒不能打仗御敌，国家必定有灭亡的祸患，而士人们仍然以不服兵役相夸耀，也叫做逆。授予爵位不论其人的材料，颁赐俸禄不按其人的功劳，那么士兵就不愿执行命令为国牺牲，而群臣必定有人里通外国，实行权诈，趋奉宠幸，以当官发财为荣幸而彼此夸耀，也叫做逆。《管子》在这里把贸易看成是必须限制的事务，并与世俗社会许多恶习相关，或许是因为当时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缘故。

而亚当·斯密认为，贸易恰恰是帮助国家调解需求不足的，粮食受灾的地方，就应该到丰收的地方买粮，衣服布帛缺乏的地方，应该到有剩余的地方去买，在17世纪末期英国和法国之间在贸易上相互征收重税，苛刻的关税几乎断绝了两国之间一切的公平贸易，以致英国的货物要输入法国和法国的货物输入英国都要依靠走私。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因为战争而导致的英法两国敌意之外，更多的则是受到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重商主义者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增值的源泉。这样他们就把财富的增值的源泉归于流通领域，归于市场交换。为了论证这个问题，他们区分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认为国内贸易还是货币从一部分人手里转到另一部分人手里，是已经存在的货币积累的循环，这种贸易不能给一个国家带来利润，更不能增加财富的总量。只有对外贸易才能使财富增加，使资本增值，使国家富裕。因为当输出超过输入时，会引起金银的流入，所以，他们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和价值增值的直接来源。在他们看来，国际贸易顺差是一国取得金银的经济手段，也是一种摧毁别国经济力量的政治手段。“因为一国之所得，即他国之所失。”为此，他们极力主张国家的一切措施必须保证国际贸易顺差的实现，他们认为，为了在国际收支平衡中实现顺差，政府必须遵循多卖少买的贸易限制，力图做到出口大于进口，使资金源源不断的流入本国。

但亚当·斯密则以一种新的目光，对重商主义进行了最深刻的批判。

第一，即使法国的自由贸易会使英国产生贸易逆差，也不能断言英国的所有对外贸易的总差额会因为这种贸易而更加不利于英国。假如法国的葡萄酒价格比葡萄牙的低，其麻布的价格也比德国的低，那么法国大量进口此类物品固然会增大对法国贸易逆差，然而英国每年进口的商品总价值却会按照价格便宜的比例而减少，这对维持英国的金银数量又是有利的。(www.xing528.com)

第二，所输入的全部法国货物，有大部分可能再输入到其他国家去作有利的贩卖。这种再输出，也许会带回与法国全部输入品的原始费用有同等价值的回程货。例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大部分货物都是通过金银购买的，但由其中一部分商品的再输出所带回到本国的全部金银比全部商品的原始成本还多。任何国家只有开放这种进口限制，才能享受这种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

第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可以用来判定两国的贸易差额实际对哪个国家更有利。这是因为，通常计量贸易差额要依靠关税账簿和汇率两个指标，关税账簿的可靠性总是受到很大的质疑，而汇率的情况更复杂。

亚当·斯密认为，如果两地间的贸易额平衡，而两地间的贸易全部都有两国国产商品的交换构成，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仅都会得利，而且所得利益相等或几乎相等。双方各自为对方的一部分剩余产品提供了一个市场，公平而自由的贸易带来的是两国生产性劳动的增进，两国居民的收入状况和生计都会在贸易中得利。在欧洲的各商业园里，重商主义者们常常预言：不利的贸易差额将使国家濒于灭亡。然而与重商主义的预料相反，实行开放门户政策并允许自由贸易的国家，不但没有因这种贸易政策灭亡，反而因此富裕，荷兰就是一个典型的国家，不但其国民财富全部来自对外贸易，而且大部分生活资料也来自对外贸易，重商主义不知对他们的理论将怎样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