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古代社会，许多人都认为财富是金银构成的，尽管当时商品经济并不发达，但人们也很容易认识到，用货币购买货物总比用货物换取货物更容易，这就很容易让人们产生积累货币可以使人达到很多目的。英国的大思想家洛克曾经指出货币与其他各种动产的区别。他说，其他各种动产那么容易消耗，以至由这等动产构成的财富不太可靠，今年富有这等动产的国家，即使毫无输出，只要是奢侈浪费，明年就可能很难不缺这等动产。反之，货币却是一个可靠的朋友，它虽然会由这个人转给那个人，但若使它不流出国外，就很不容易浪费消耗。所以，在他看来，金银乃是一国动产中最坚固最可靠的部分。他说：“因为黄金白银耐久、稀少，并且很难伪造，所以人们一致同意给他们以一种想象的价值，使它们成为共同的保证物；因此人们在进行交换时，用任何数量的这种金属，一定可以换得同等价值的其他东西。于是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局面，这些金属被认为是具有内在价值，使他们成为共同的交换媒介，而这种内在价值，只不过是人们付出或收入的它们的数量；因为金银作为货币，并没有其他价值，只不过是可以作为使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的保证。”[8]
在洛克这里，他把人们在交易过程中追求积累金银看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管子卷二十二·山权数第七十五》曾说：“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饰，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乘之蓄饰，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百金之蓄饰，以此与令进退，此之谓乘时，”这是说万乘之国不能没有价值万金的库存神宝，千乘之国不能没有价值千金的库存神宝，百乘之国不能没有价值百金的库存神宝，用这些神宝与国家号令紧密配合，这叫做掌握时机发展经济。由于这样的缘故，古代的中国和18世纪前的欧洲国家，大都要积累金银作为维护国家经济稳定的基础。由于这些通常流行的见解，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和18世纪的欧洲国家都尽力研究在本国累计金银的办法。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以此等金属供给欧洲的主要矿山占有着，他们曾以最严厉的刑罚或苛重的关税禁止金银输出。而欧洲其他国家也跟着效法此类做法。在古代苏格兰议会法案里，也曾以重刑禁止金银输出国外，法国和英格兰古时候也有同样的政策。
然后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商人们在贸易中对这种禁令常常会感到非常不便。他们以金银为媒介，向国外购买他们所需要的物品，输入本国或运往别国，比用任何其他商品为媒介，往往更有利，中国古代商人和欧洲商人都反对这种禁令，认为它妨害贸易。当然也有开明的人认为购买外国货而输出金银，未必会减少国内的金银量。亚当·斯密之前英国的大商人托马斯·孟在他的《贸易论》中说：“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都总是抱怨他们拥有的财富还不够。然而在我国，这种病似乎变成了一种致命的痼疾，急待治疗。但是，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四肢俱存，而且仍然强壮有力的时候，我希望使我们生病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想象而不是由于别的原因。因为，我国几乎各阶层的人都比以往任何时代拥有更多的白银盘子。这是王国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有谁不知道这个事实呢？”[9]
在《盐铁论·力耕》就阐述这样一种思想，圣贤之人治家的妙法不止一个，使国家富裕的道路也不是一个途径。“昔管仲以权谲霸，而纪氏以强本亡。”“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10]这种思想和托马斯·孟的思想有些一致，货币的意义不在于把它储藏起来，而是将它投入到有利可图的流通中去。用货币开始贸易活动，而贸易则能增值货币。因而投入流通的货币便以越多越好。托马斯·孟为了证实投资于流通的必要性，曾用播种来比喻。他说农民在播种的时候，把许多好谷粒抛在地上，假如只以此时农民的行为来判断，我们将不会说他是个好农民，而一定说他是个病人。但到了秋天，当他的努力快要成功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劳动成果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所谓的报酬很丰富。托马斯·孟这个比喻很形象，他充分说明贸易差额论的精髓，把货币投入流通领域是要赚的更多货币。
亚当·斯密说：“金银的输入，不是一国得自国外贸易的主要利益，更不是唯一的利益，经营国外贸易的任何地方之间，毫不例外地都可以从中得到两种不同的利益。那就是，输出他们的不需要的土地和劳动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回的其他他们所需要的其他物品。通过以剩余物品换取其他物品来满足他们一部分的需求并增加他们的享受，这种贸易使剩余物有了价值”。[11]
[1]淤《管子卷十三·白心第三十八》。
[2]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第1版，第2页。
[3]于《管子卷二十一·立政九败解第六十五》。
[4]盂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第1版，第8页。(www.xing528.com)
[5]淤《管子卷二十三·轻乘甲第八十》。
[6]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第145页。
[7]淤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商务部书馆1974年6月第1版，第9页。
[8]淤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商务印书馆1962年7月第1版，第19页。
[9]淤［英］托马斯·孟：《贸易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8月第1版，第34页。
[10]于《盐铁论》，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10-11页。
[11]盂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第1版，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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