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的经济思想对比：货币是否衡量国家富裕？

在《管子》强调的观念中，“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5]这种观点还是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当然这是中国古代的重商主义思想，在古代社会，金银是人民相互买卖的等价物，这是让人们感到能真正实现为货币的东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自然界并不生产货币，正如自然界并不生产银行家或汇率一样。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生产必须把财富在一种唯一的物的形式上作为物神结晶起来，金银就成了这种财富的相应的化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6]所以在古代社会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把货币与财富相等同，认为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财富。

在古代，一个国家金银多了，经济就繁荣，贸易就会扩大。在许许多多的古代思想家看来，除了金银以外，其他的一般商品只能满足一种欲望，而金银这种商品则能直接换取任何商品，所以只有金银才是国家最好的财富，正真的财富。对外贸易的目的，不在于取得一般商品，而在于取得金银货币，而金银货币的增加，又可以降低利息率，诱使国内投资增加，由于扩大生产，又使就业增加。从重商主义的社会财富观来看，他们并不懂得金银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也不懂得金银只是交换价值的代表，而一切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却是真正的财富。重商主义之所以把财富与货币、金银混为一谈，是因为商业资本的财富与封建主义的自然财富不同，商业资本采取的是货币形式，而当时的货币材料就是金银。因此《管子》强调：“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家之贾。”在这种财富观的支配下，他们坚持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金银，并把货币的多少视为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标准。

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各个国家，其居民的勤劳所能购入或生产的每一种商品量，自然会按照有效需求即按照愿意支付为生产这种商品和使它上市的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劳动与利润的需求，自行调节。但按照有效需求而发生的这种调节作用，在金银这种商品上最为容易，也最为准确，因为金银体积小而价值大，最容易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从廉价的地方运到价贵的地方，从超过有效需求的地方运到不足以满足有效需求的地方。所以亚当·斯密说：“一个有资力购买金银的国家，如果在任何时候缺乏金银，要想办法补足，那就比补足其他任何商品的缺乏都更方便，如果制造业的原料不足，工业必陷于停顿，如果食量不足，人民必然为饥饿所苦。但如果货币不足，则既可代之以物物交换，又可赊账买卖而每月或每年清算一次，更可用调节得当的纸币来加以弥补。第一种方法很不方便，第二种方法就比较方便了，至于第三种方法，则不但方便，而且有时还会带来一些利益。所以，无论就哪一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于保持或增加国内货币量的关系，都是不必要的。”[7]足以见得，亚当·斯密的结论比以前任何思想家的结论都高明。

当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感到缺少货币，只有货币多一点，满足有效需求才来得方便。亚当·斯密认为货币像葡萄酒一样，只有那些既没有购买它的资力，又没有贷借偿用的人，才一定会感到经常缺乏。而那些有资力而又有信用的人，在需要货币或葡萄酒时很少会感到缺乏。有时人们常常会感到缺少货币，经营过度是一种普遍现象，实际上重商主义强调的是对财富的支配权，《管子卷二十四·轻重戊第八十四》强调“彼金钱，人之所重也，国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赏有功也。”金钱对人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国家凭借它生存，明君靠它赏赐功臣。其实《管子》所体现的重商主义主要强调对财富的占有。但正是这种占有欲，造成了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争夺财富，甚至使战火连年不断。(www.xing528.com)

当然，亚当·斯密还认为，重商主义还刺激了许多国家发展经济，促进国家建设道路，开挖运河，为运输制造更有利的条件。它迫使人们掌握更熟练的技巧，让商人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同时削弱了贵族势力。不过在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巨大的灾难。它使得殖民地居民成了最无耻、最残酷剥削的牺牲品。他使宗主国的普通人民面临更可怕的生存环境。它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世界变成一个充满火药味的大兵营，将地球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领土和属地，每一块都只盯着自己的直接利益，随时想方设法要摧毁邻居们的势力，将它们的金银据为己有。它使得拥有财富成为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将“有钱”变成每一个普通人至高无上、孜孜以求的目标。

经济制度也像外科手术和妇女时装一样随时要变迁，君主都努力累积财宝，作为预防不测事件的唯一手段。即使没这种必要，君王在这种情况下也自然会倾向于累积金钱和财富，这就是重商主义的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