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主义不应将农业作为唯一财富来源

在《管子》成书的年代，农业几乎就是财富的唯一来源，所以整个《管子》一书处处充满着重农主义思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谈到重农主义的时候，其语言是温和的，总是充满着赞美之情，在《国富论》批判重商主义的时候，还不忘记强调，“即使外国谷物的输入，也不能对不列颠农业家的利益有多大影响。谷物是比家禽肉等重得多的商品。四便士一磅的家畜肉和一便士一磅的小麦一样昂贵。甚至在大荒年，输入的外国谷物为数也不多这一事实，可消除我国农民对外国谷物自由输入的恐惧。根据民间广博的谷物研究者的论文，平均每年输入的各种谷物量，总共不超过二万三千七百二十八夸特，只达本国消费总额五百七十一分之一。但由于谷物奖励设在丰年导致了超过实际耕作状态所容许的输出，所以在欠年，必然导致超过实际耕作状态所容许的输入。”[7]《国富论》强调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任何国家，都不可以轻视对农业的需求。

重农主义把农业作为各国收入和财富的唯一来源，把对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有贡献的人分成三个阶层：第一个阶层是土地所有者阶层；第二个阶层是耕作者、农夫和农村劳动者；第三个阶层是工匠、制造商和商人。土地所有者阶层对年产物的贡献在于不时投入资金用于土地改良，从而使耕作者提高产出水平，进而支付更高的地租，用土地改良而提高的地租被称为“土地费用”。亚当·斯密说：“所有者阶级，所以对年产物有贡献，是因为他们把金钱花在土地改良上，花在建筑物，排水沟、围墙及其他改良或保养上，有了这些，耕作者就能以用同一的资本，生产更多的生产物，因而能支付更大的地租。这种增高的地租，可能为地主出费用或投资改良或其土地所应得的利息或利润。”[8]《史记·河渠书》也首次记载我国古代对农田水利事业的改造，大禹治水以后，又从荥阳城下引黄河水向东南流，形成鸿沟，水流通过宋、郑、陈、蔡、曹、卫各国，和济水、汝水、湛水、泗水会合。在楚地，西方有水渠连通汉水，云梦泽一带，东方有鸿沟连通江、淮之间。在吴地，开渠沟通三江、五湖。在齐地，则修渠连通菑水和洛水。在蜀地，蜀郡守李冰凿穿离泾，避开了水的危害，在成都平原中开通二江。这些渠道都可以行船，有多余的水就用来灌溉田地，百姓都享受渠水的利益。至于渠水经过的地方，常常开支渠引水灌溉农田，浇入田地中的水渠道要用万亿来计算。这是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思想，给农业经济带来的改革，这就是亚当·斯密笔下“农业投资改良土地应得的利益和利润”。

《国富论》强调农夫和耕作者支付地租后留下的那部分土地产品首先应补偿其全部原始费用以及资本的一般利润；其次应是以补偿其全部每年费以及资本的一般利润。除非他能够定期收回这两种资本并得到合理的利润，否则就无法维持正常经营。18世纪以前的西方重农主义者认为，为使农夫维持耕作而必须的那部分年产品应被看作是神圣的耕作基金，而同样为改良土地而支付的土地费用及基本的一般利润也应被国王和教会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对其征收赋税会不利于土地改良。《管子卷二十三·轻重甲第八十》主张：“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固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此给之。私爱于民，若弟之与兄，子之与父也，然后可以通财交殷也。故请取君之游财，而邑里布积之。阳春，蚕桑且至，请以给其口食筐曲之强，若此，则絓丝之藉去分而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时制之，春日倳耜，次日获麦，次日薄芋，次日树麻，次日绝菹，次日大雨而至，趣芸壅培。六时制之，臣给至于国都，善者乡因其轻重，守其委庐，故事至而不妄，然后可以立为天下王”《管子》也强调投资开发山林，草地，以保障供给，爱护百姓，这样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君王才是天下的君王。

《国富论》强调工匠制造商尽管他们的工作看起来与土地无关，但他们的劳作可以极大的增加土地天然产物的价值。他们的劳动当平时所消耗的土地的天然产物的其他部分，恰好等于因他们的劳动所增加的那部分价值，因此他们一直在生产的那部分价值，始终等于他们一直在消耗的那部分产品。农夫和农村劳动者的劳动则截然不同，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劳动除了完全补偿其全部消费以及维持雇工和雇主的全部费用外，还继续产生一种价值，即地主的地租。工匠，制造商和商人只能靠节俭来增加社会的收入和财富。

总之，《管子》和《国富论》的重农思想在当时那个年代，对社会经济还是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即使当今社会人们也还可以从这些思想中找到自己所需的营养。《管子》和《国富论》的许多经济思想都开创人类历史的先河，也给后来人指引了一条走向不断进步的方向。

[1]淤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246页。

[2]淤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371页。(www.xing528.com)

[3]于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371页。

[4]盂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371页。

[5]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110页。

[6]淤《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12月第1版，第39页。

[7]淤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下卷第32页。

[8]于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230-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