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维护君权与经济自由的不同

产生于中国春秋时期的《管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注意维护的利益还是封建王朝的利益。《管子卷二十三·揆度第七十八》指出：“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于衢塞；其在谷者，守之春秋；其在万物者，立赀而行。故物动则应之。故豫夺其涂，则民无遵；君守其流。则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国无游贾，贵贱相当，此谓国衡；以利相守，则数归于君矣。”这是强调，君主掌握了根本，富民就捞不到末尾;君主控制了起始，富民就沾不到结局的利益。在路途贩运的物资，必须在通衢要道征税；对于粮食，必须控制春秋两季价格的涨落；其余万物，都订立契劵买卖交易，物品一出动就有相应的政策。预先抢夺买卖途径，商人们就不能为所欲为；君主控制流通过程，商人就不能抬高物价。所以，掌握四方物价高低，国内没有投机商人，商品贵贱相当，这就叫做国衡。是君主控制经济的方法，这样财力就全归君主了。

亚当·斯密的某些重农思想则比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一些其他欧洲人要开明，他指出：“若一切国家都采用输出输入自由制度，那么大陆内所分成的各个国家，就会像大国内所分成的各个省一样。按道理，据经验，大国内各省间的国内贸易自由，不仅是缓和粮食不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防止饥馑的最好方法，大陆内各国间的输出输入贸易自由，也是缓和粮食不足，和防止饥馑的最好方法。”[5]当然，大陆广大，水运和陆运交通便利，如果一个地区农业受损，另一个地区便可补充，只要有贸易就好。在古代社会采取这种自由制度的国家比较少。春秋时管仲和齐桓公主政的时代，齐国是相对自由开放的，所以齐国就是当时强大和富裕的国家。

谷物贸易自由，在古代社会常常受到限制，无论东西方，所有的古国，几乎都有限制粮食贸易的法律。这样往往加重粮食不足和使百姓遭到农业受灾的磨难。因此《管子卷二十二·国蓄第七十三》指出：“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繦，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夫往岁之粜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管仲当然也渴望农产品自由贸易，丰收年景，粮食卖不出去，猪狗却吃人食，灾荒岁月，花一千钱买一斧粮，路上有饥饿的人民，这难道是地力不足粮食不够吗？往年粮价太低，猪狗吃人食，所以来年粮食就不足了。物价遇上低贱，半价也卖不出去，人民生产的收成不够本钱；物价遇上昂贵，十倍高价也买不到，人民又没有用度。这难道是财务少储蓄不足吗？错过了调节人民财力的机会，物价就波动不定，因此善于治国的人总是在民间物资不足时倾销库存，民间物资有余时收购产品。人民有盈余那么物价低廉，国家就不必低价收进；人民有不足则物价昂贵，国家就不必高价卖出。低价收进，高价卖出，君主必定有十倍的利润，物价就不必调定稳定。这是管子狭义的自由经济思想。(www.xing528.com)

比亚当·斯密略早一点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认为，“农业是最丰富的，占我国贸易最贵重的部分，是王国收入的源泉，但没有把它看作是我国一切财富的基础。只把农业看作与租地农场主及农民有厉害关系，只把农民的劳动，看作是限于由出售农产物，支付耕作费用，提供国民的生活资料；但深信只有以工业为基础的商业交易，能使王国取得金银。这样就阻碍了农产品的贩卖，使土地的收入减少了。”[6]农产品的贸易和加工，也可以增加它在市场上的价值，但是这只能延续它的自身价值，不能产生新价值。其利润，不过是投资人在投资期间内收得的报酬前为自身而垫付的维持费的补偿。只代表农业阶级转移工业阶级的财富。

《国富论》强调的重农政策，意在使农业国原生产物及制造品不断增加，这样使所创造的资本，必有一部分不能按普通利润率，投资在农业和制造业上，而是要投资在自由贸易上，把自己用不了及国内市场不需要的过剩的农产品运输到国外去。在输出本国农产品时，农业国的商人不能比商业国的商人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但商业国的商人要到远地寻求货物，原料和食品，在寻求商品时不如农业国的商人，但商业国的商人则更了解市场需求，两者结合起来，对农产品自由贸易展出更大的市场空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强调农产品自由贸易，不是《管子》常常带有的封建观念，它更是强调开发才能强化国家利益，有利于百姓，也有利于国家，又符合社会生活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