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想称霸世界的英国，还是在春秋时期称霸的齐国，任何一个国家逐渐强大的时候都要面临周边国家的挑战。春秋时期的贸易主要是粮食贸易。《管子卷二十三·揆度第七十八》指出：“善为国者，如金石之相举，重钧则金倾。故治权则势重，治道则势羸。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我动而错之，天下即已于我矣。物臧则重，发则轻，散则多。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故轻重调于数而止。”在诸侯争霸的条件下，管仲认为，“善于治国的人，就要像称量黄金一样，加重秤锤，黄金就会倾斜。所以善于权变就努力强大，讲究常规就势力羸弱。现在各国的粮价高，天下其他各国的粮价低，诸侯倾汇商品，就像流水向下滚滚而来。物价高则财货涌进，物价低则财货散失。如果有物价高涌来而降价时没有流走的商品，齐国就采取行动收购，积聚，天下财物就都归齐国掌握。物资囤积则价格上涨，发售则价格下降，流散民间则充足。这就像币值高人们就拼命追求，币值低就丢弃不用，所以轻重之术调节贸易则应当适度而止。
这就是各国间都争取自己做到最发达，西班牙曾经比英国发达，在强大的王权和宗教信仰的支持下，伊比利亚半岛征服了海洋、获取了世界。但是，像潮水一样涌入的财富，几乎都用来支撑为宗教信仰，为殖民扩张而进行的战争，而没有用来发展真正能够让国家富强起来的工商业和农业。这些王朝战争，宗教战争耗费了西班牙人的鲜血和西班牙的财富。西班牙统治者的过分扩张，显然对他来说是致命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英属美洲殖民地，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那里也就主要为了这个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趋于富强。那里除了家庭制造业和粗糙制造业（这种制造业，一定会随着农业的进步而产生，每个国家的妇女儿童，都能经营这种工作），就没有制造业。至于输出业和航运业，则大部分由住在英国的商人投资经营。”[6]亚当·斯密以为，英国的国家经济政策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先进，因此，英国经济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葡萄牙是首先建立起殖民霸权的国家。早在15世纪后半叶探寻新航路的过程中，就已经在非洲西海岸建立了许多殖民据点，如几内亚、刚果、安哥拉、本格拉、木萨米迪什等，从这些地区抢掠黄金、象牙和贩运奴隶。到16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葡萄牙的殖民势力即已达到兴盛的顶峰，成为当时最强大的殖民帝国。海外掠夺使得葡萄牙获得巨额财富。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些财富用于发展农业和其他产业。大部分财富都被封建贵族挥霍掉了，所以葡萄牙的殖民帝国并没能维持多久，后来很快就衰落下来。
法国在16至18世纪的农业生产上以及在生产工业和耕作制度方面并无根本性变化。从种植作物的品种看，谷物仍是全国各地最主要的产物。经济作物的种植开始有所发展，葡萄种植在不少地区已推广，北部某些地区还种植菘蓝，南部的橄榄、桑蚕等产业也有进步，出现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分工。按照法国经济学家杜阁的说法：“土地永远是一切财富首要的、唯一的来源；作为耕种的结果而生产一切收入的就是土地；在完全未耕种以前，为人类提供第一批垫支基金的也是土地。第一个土地耕种者所播种的种子是从土地本身的生产的植物上取得的；在他等候收获期间，他依靠猎兽、捕鱼、采集野生果实为生；他的工具是从一些从森林中砍下来的树枝，通过石刀的修整加工而形成的，石刀则是通过石石相击而锐利的；他使它们驯服并训练他们；他最初利用它们作为食物，后来才利用它们帮助他劳动。这种最初的基金是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特制是牲畜，是远古时代一切动产中最为人们所追求、最容易积累的动产。”[7]
《国富论》介绍，在法国奥弗涅的平原上，到18世纪完全私有的农民土地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三十。农民的桑斯地永佃权得到巩固，农民有权将桑斯地继承、转让、馈赠、出卖，近似私有地，封建国家颁令认可，土地私有倾向更为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民的内部分工。从16世纪起，法国农民中一个新的租地农阶层开始兴起。在17世纪巴黎盆地和法国大部分地区，大的地产可达200公顷以上，一般地产通常在百公顷左右。在这一时期，法国大中型土地经营除租地农外，还有买官者及城市的市民和资本家，虽然租地农的地产上使用是劳动力大多是没有完全脱离土地的小农，还不是纯粹的雇佣工人，应当承认，这些地产上的生产关系，生产月的已具有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性质和特征。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农业资本主义是萌芽的初级形态。
亚当·斯密的观点是，农业促进了工商业形成，工商业又促进了农业。但各国之间所走的路则各有不同。
[1]盂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449-450页。(https://www.xing528.com)
[2]淤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355-356页。
[3]淤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商务印书馆1961年9月第1版，第32页。
[4]于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商务印书馆1961年9月第1版，第17页。
[5]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352页。
[6]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336页。
[7]于［法］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商务印书馆1961年9月第1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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