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经济思想对财富增长的促进

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欧洲已经完成了农业革命，进入了殖民地扩张的时代。生产力迅速发展，财富不断增长，却没有人提出适应这个时代的新的经济观念。当时人们对经济的认识还比较肤浅，以为财富的增长意味着获得更多的金银；以为世界的财富总数是一个恒量；以为一国的财富的增长必然意味着另一国的财富减少等等。关于此等问题法国经济学家杜阁也说：“如果把土地这样分配给一个国家所有居民，使他们每一个人恰好拥有维持他自己的生活所必须的土地，而毫无多余。那么，显然，既然大家都处于同等的情况下，就不会有人愿意为别人工作。同时，任何人手里也不会保有可以用来偿付别人劳动的东西；因为既然每一个人仅仅拥有为生产他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土地，他必然会把他的全部收获都消费掉，而不会有任何可用以交换别人的劳动的东西。”[4]其实这种假定从来不存在，因为土地在没有被分配以前就早被人们耕种了，这种耕种本身是分配土地和保障个人财产的法律的唯一动因。甚至在原始社会时期有实力耕种土地的人能耕种多少就耕种多少。然而欧洲社会到了罗马帝国崩溃后，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阻抑。亚当·斯密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大面积的荒地不仅为少数豪族而兼并，而且永远无再分散的可能。事实上，大地主又不常是大改良家。在产生这种制度的混乱时节，大地主的精力，几乎全部用来保护已有的领土，扩大自身对邻国的管辖权，支配权。他们实在没有余暇来开垦土地改良土地。”[5]然而，一旦社会秩序安定下来，法则逐渐完善起来，人们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在英国经济不断上升的时期，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不仅推动了英国工业化的进程。英国的农业改革，《国富论》提出的思想，对推动英国社会的农业改革也是划时代的。

当然，中国春秋时期的管子和齐桓公，在这两个人主政的齐国时期，《管子卷二十三·揆度七十八》主张：“五谷者，民之司命也；刀币者，沟渎也；号令者，徐疾也。令重于宝，社稷重于亲戚，胡谓也？”对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无生臣。亲没之后，无死子。此社稷之所重于亲戚者也。故有城无人，谓之守平虚；有人而无甲兵而无食，谓之与祸居。”齐桓公对管仲说。“粮食是人们生命的主宰，货币是流通的渠道，号令是控制经济缓急的保证，所谓号令终于财宝，社稷终于亲戚这是什么意思？”管子回答:“城郭陷落，宗庙无人祭祀，大臣没有生存者；而自己双亲死后都没有殉死的儿子，这就是社稷重于亲戚。有人无城，叫做守卫空虚，有人而没有武器粮食，叫做与祸同居。”看来齐桓公与管仲都认为，粮食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最重要的。

在中国诸侯争霸的时候人们重视农业，而英国经济蓬勃兴起之时也十分重视农业，连英国发展北美殖民地却十分强调重视农业。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居民人数在近五百年间只增长不到一倍，而在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居民人数在二三十年内就增长了一倍，相比之下，欧洲国家的北美殖民地要缓慢得多。这固然与欧洲长期实行的封建陋规有关。但这一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所谓事物的自然进程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当然仅就欧洲国家来说，英国、法国、葡萄牙、德国等国家的财富增长也有很大差别。(www.xing528.com)

英格兰因土壤天生肥沃，海岸线与全国面积相比甚长，又因有许多可以通航的河流流贯其间，使内陆各地，能有水运之便，所以与欧洲任何大国比较，都一样宜于国外通商，一样宜于经营远地销售的制造业，一样宜于上述情况所能引起是种种改良。此外，自伊丽莎白即位以来，英国立法，注意农业利益也十分注意工商业利益。事实上，英国的立法比欧洲大陆国家要先进。所以从15世纪以后，英国的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得比欧洲其他国家要快。这样在英国，农村的发展和改良，亦不断地在进步，已经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但相对本国其他产业来说，此时的农业已经不如工商业发展的快。大部分土地，也许在伊丽莎白的时代以前就耕种了，可是还有很大部分在18世纪亚当·斯密写《国富论》时也还未耕种，至于正耕种的土地，其耕作状况，也还有很大的要改进之处。

不过，英国的法律还是比较先进，英国的法律不仅保护工商业而同时鼓励农业，且有若干对农业直接加以奖励的规定。除欠收年度外，谷物输出不仅自由，且有奖金。在收获的年度，外国的谷物输入，又有等于禁止输入的关税。除了来自爱尔兰的以外，活牲畜的输入一向是禁止的。所以在两种最重要的土地生产物即面包和家畜肉上，土地耕作者这享有一种独占，他人亦不能进入的保护。而更重要的是，英国的法律对国内农业是竭尽其所能使其安全独立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