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的经济思想比较：农业与其他产业的依赖关系

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农业在当时是创造了社会大部分财富。从现存的古代中国文献来看农业一直是被重视的。这是由于“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田庄一个一个地分成了小块土地，分别租给缴纳一定款项的世袭佃农，或者租给分成制农民，这种分成制农民还能获得他们的一年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或者仅仅九分之一，他们与其说是佃农，勿宁说是田产看管人。但是这种小块土地主要是交给隶农，他们每年缴纳一定的款项，依附着土地，并且可以跟那块土地一起出售。”[5]

中国汉代大史学家班固也说：“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6]在学术知识还被贵族法治所垄断的古代，主持农事之官吏，负责总结农业生产的可贵经验，把这些经验予以记录以供后世参考。因此《管子》和《国富论》都是在前人总结的各种经验的基础上，整理成新的观点。《管子卷二十·形势解第六十四》说：“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管子是说，天产生四季，地产生万财，养育万物而无所索取。明君应与天地相比，教育人民把握天时，鼓励他们从事耕织，以提高人民生活，而不能夸耀功劳，独占私利。所以说能做到只有给予而不索取，犹如同天地一样。

而《国富论》在谈到有关农业的问题时，他认为“农村先于都市的事态，在大多数国家，是由需要迫成的，但在所有国家，又有人类天性促其实现。只要人为制度不压抑人类天性，则在境内土地尚未完全开垦改良以前，都市的增设，决不能超过农村的耕作情况和改良情况所能支持的限度。如果利润相等或几乎相等，多数人必宁愿投资以改良土地开垦土地，不愿投资于工业及国外贸易。投在土地上的资本，可受到投资人自身更直接的监察；与商人资本比较，他的财产不易遭遇意外。商人的财产，不但常须冒狂风巨浪的危险，而且由于商人常须对风俗情况都不易熟悉的远邦的人贷给信用，还要冒人类的愚蠢与不正行为这些更不可靠因素的危险。[7]当然，即使在亚当·斯密生活的18世纪，地主的资本，投资在土地上是最安全。而且，乡村风景的魅力，乡村生活的愉快，乡村心理的恬静，以及乡村所提供的独立性，是以有吸引相当多的人的魅力。耕作土地即为人的原始目标，亚当·斯密认为从事农业是永远的爱悦。

在亚当·斯密生活的18世纪，欧洲人还在大规模地开发美洲殖民地。在北美洲，当工匠获得的资本，超过他所经营的，以供给邻近乡村许多务农为业的人所需要的数额时，他不会想办一家工厂来作销售远方的生意。他一般宁愿用多余的资财，来购买或改良未开垦的土地，由技工一变而为农业家。当地付给技工的高昂工资，对于技工所提供的舒畅生活，都不足以诱使他为他人工作。尽管在农村有时没有都市其他行业的帮助，农民也感到十分不便，但由于习惯过去人们先入为主的认为，农业就是最重要的。(www.xing528.com)

实际上人们看到，“农民常常需要锻工、木匠、轮匠、犁匠、泥水匠、砖匠、皮革匠、鞋匠和缝匠的服务。这类工匠，一方面因为要互相帮助，另一方面又因为不必要像农民那样有固定地址，所以，自然而然地聚居一地，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小市镇或小村落。后来，又有屠户、酒家、面包师，只及许多就供给临时需要那一点对他们是必要的或有用的其他工匠及零售商人加入，于是市镇日益扩大起来。乡民和市民是互相服务的。”[8]几千年来都市和农村是通过这样的交换，把粮食和工业品交换成为市集或市场，就是以这种交换，都市居民取得了工作材料和生活资料的供给。

《管子》也认为：“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明主，犹奚仲也，言辞动作，皆中术数，故众理相当，上下相亲。巧者，奚仲之所以为器也，主之所以为治也。斫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斫削也。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9]管子这种自理理念引导人们的生活活动，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2000多年，管子也认为利益是农民的利益与都市利益联系起来，所以都市居民所用的各种材料和实物的增加，是按照利益机制乡村居民和都市居民所需要的比例而增加，而这种需要，又只能按照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而发展。所以制度就是这种顺其自然的形势建立起来。无论在什么社会里，利益总是引导人们建立在相互依赖的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