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的经济思想比较成果

两千多年前的《管子》和二百多年前的《国富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强调以农为本。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通商。这种商业，有的是以原生产物与制造直接交换，有的是以货币或纸币做媒介交换。农村以生活资料及制造材料供给都市，都市则以一部分制造品给农村居民。不再生产亦不能再生产生活资料的都市,其全部财富和全部生活资料都可说是得自农村。但我们不要根据这点，就说都市的利得即是农村的损失。他们有相互利害的关系。这里，分工的结果，像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对双方从事各种职业的居民都有利益。”[1]亚当·斯密清楚地看到农村居民和都市居民互补的利害关系，作为农民来说，与其亲自劳动来制造他们需要的制造品，倒不如进行交换，因为农产品和工业制造品的交换，他们不用较少量的自身劳动生产购物得较大量的制造品。这是社会分工制造的有利的原始环境。

亚当·斯密认为，只要简单回顾一下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很容易发现财富增长的一个逻辑，在任何都市建立之前，必须先耕种一些土地，然后形成某种程度比较粗糙的制造业，逐步又发展一些相互贸易及交换，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然发展进程。而《管子卷二十·形势解第六十四》说：“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禹身决渎，斩高桥下，以致民利。汤武征伐无道，诛杀暴乱，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动作虽异，其利民同也。故曰：万事之任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神农教人农耕生产粮食，为人民得利益；大禹亲自疏导沟渎，产出高地想治低洼，为人民取得利益；商汤，周武王征伐无道之人，诛杀暴乱，让百姓安心生产，也是为人民谋利益。明君的行动看起来有不相同，其实都务本，关心百姓的利益，在这方面是相同的。所以说：万事万物的本性，虽然内容不同，但道理上都基本一致，从古到今都是这样。

在人类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过程中，古代思想家一般都是重农主义者，他们认为农业是社会财富的本源，农业是财富生产的基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在他们购买东西的买价上，他们还节省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试比较都市附近各农村和远离都市各农村的耕作事业，你就知道都市商业是怎样有利于农村。就连所有宣传贸易差额的各种谬说，也没有一种敢妄说城乡通商对城市或对乡村有损的。”[2]亚当·斯密在谈到农业问题时也经常把农业问题看成是最重要的问题。(www.xing528.com)

亚当·斯密认为，按照事物发展的正常逻辑，生活资料的生产必须先于奢侈品和便利品生产生活资料的农业，必须先于奢侈品和便利品生产生活资料的工业。首先是提供生活资料的农村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改良，然后才是奢侈品和便利品的增加。农村居民当然是发展维持自己的生活，再把剩余产品提供给都市居民。这样必然是先增加农村产品的剩余，才说得上形成都市。都市的生活资料，有时仅仅靠附近农村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更多的东西必须从远方运来，农村县城都市的原始状况，古往今来全球各地都是自然形成的。而《管子》书中处处强调，“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3]

在欧洲，与亚当·斯密是同时代的人物，法国经济学家杜阁，他曾撰写一本《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被一些西方人推崇为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说：“农人的地位大不相同。土地把他所劳动的代价直接偿付给他。既不需要任何人插手，也不需要任何协议。自然界并不同他讨价还价来迫使他满足于绝对必要的东西。它赐予他的东西，既不同他的需要成比例，也不同他的劳动日的价格的协议价值成比例。这是比辛勤劳动和他用来使土地肥沃所导致的结果多得多的土地肥力和智慧的自然结果。农人的劳动一旦生产出多于他所需要的东西以后，他就能够用自然界在他的劳动工资以外作为纯粹礼物给予他的这种剩余产品，来购买社会中其他成员的劳动。”[4]农民向往农产业以外的人卖出他们的剩余产品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而且可以使农民得到一笔独立的、可以任意支配的财富，这笔财富并不是由他买进来的，而是由他卖出去的，这种情况下，形成农业对整个社会的支撑。在工业远不能十分发达的社会，这种重农思想是十分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