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强调积累资财是为了成就各国的霸业,致使国富民强,《国富论》强调积累资财则是引导人们不仅国富民强,而且是把人们理财的方法变成科学。亚当·斯密论述了资本的积累,必然产生民间的借贷关系,而这种借贷行为必然成为个人、企业,甚至国家获取资金的重要手段。就是这样一种看似平常的行为,它改变的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方向,开辟的是一条新的通路。
亚当·斯密认为:“货币是流通的大轮毂,是商业上的大工具,像一切其他职业上的工具一样,那是资本的一部分,并且是极有价值的一部分,但不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把收入分配给应得收入的人,固然是靠了铸币内含金块的流通,但那金块不是收入的一部分。”[6]当资本的增加是货币主导流通领域的时候,欧洲出现了银行业,银行发行钞券的主要方法,是贴现汇票,换言之,是垫付货币,收买未满期的汇票。汇票不等期满,即可持票往银行预贷现金。银行方面,就计算到期应收的利息,在全部贷额中扣除。到期后,汇票的兑付,既可偿还银行预贷出去的价值,还会带来利息形式的纯利润。银行贴现汇票,是以本银行发行的钞券支付,并不是以金银支付。银行家可以根据经验,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把钞券垫付出去,所以,他所贴现的汇票金额,可以加多,他在利息方面所能获得的纯利益,亦自然加多了。”[7]英国人有了银行业之后,资本的融资筹措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银行业的发展,使英国建立了全球最先进的信用体系,这给英国各行业的人极大的便利,农业、工商业等其他各业,都很容易筹措到过去不可能筹措到的资金。英格兰银行,是欧洲最大的银行,1694年7月27日由英国国会议决以敕令设立的。当时他借给政府的数目,共计一百二十万英镑,每年可向政府支取十万镑,其中,九万六千镑作为利息(年利8%),四千英镑作为管理费。如果没有银行业,英国政府哪来筹措这么多钱。
但在《管子》书中我们企图找到这种观点和理念是不可能的,但《管子卷二十二·国著第七十三》已经指出:“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务。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管子》在这里一方面说货币不切实用,同时又赋予它一种特别的用途,一种政治使命,要通过它来守财物,御人事和平天下。“三币推之则非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人军籍求于民,令日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一;令日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其二;令日无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去半,朔金而夕具,财物之贾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这是说货币拿着不能取暖,吃了不能充饥,先王用它来控制财物,掌握人民生产,从而平定天下。现在君主向人民征税,命令十天收齐。财物价格就会下跌十分之一,命令八天交齐,财物价格就会下跌十分之二,命令五天交齐,财物价格就会下跌十分之五,早晨下令限在晚上交齐,财物价格会下跌十分之八九。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不向万民直接征取而运用规则和号令增加收入。
我们必须知道,在资本的运动中,要使生产过程不致因资本变形而中断,除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本以外,还必须准备一定的追加资本。银行业则表现于准备金形态的货币资本,这是《管子》无论如何难以预见到的,而亚当·斯密注意到产业资本家或商人必须保留一定额的准备金在手,可见他事实上已经以准备金的形式解决流通货币资本问题。”商人不得不储存以急需的滞财,全然是死资财,所无利于商人自己,亦无所利于国家。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使这种死资财变成活资财,换言之,变成工作所需的材料,工具和食品,既有利于己,又有利于国。”[8](www.xing528.com)
亚当·斯密之后的英国人懂得,英国政府稳定,英格兰银行亦随之稳定。贷给政府的金额不损失,银行债权人亦不致有所损失。英格兰银行自成立以后,就成为主导英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调节部门,银行像一个蓄水池,有水不断的溢出,也有水不断的流入,出入数量总起来相等。但有时也有波动,但积水量常保持一定的水平,无须时刻留神,这种银行的金框的补充,并不需要多少费用,甚至完全不需要费用。
由于市场流通规模越来越大的结果,信用货币(纸币)取代了金属铸币。“以纸币代金银,比喻得过火一点,简直有些像架空为轨,使昔日的大多数通衢大道,代为良好的牧场和稻田,从而大大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9]纸币并没有破坏黄金和白银的价值,但它改变了过去资本运行规则,建立了新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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