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国家统治的决定性力量

《管子》和《国富论》问世的时代，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革命兴起的时代，《管子》看到了资本的力量调动了人民发财的积极性，而亚当·斯密看到的则是资本会改变整个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 [1]

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农业在整个社会引发了一场革命，国家几乎把大部分的资财都集中在农业上，尤其是铁制农具的使用，它使金属农具代替木石农具成为了可能。铁在自然界中的储量大，价格便宜，那些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地主豪强，也愿意把大量的资财投资在铁制农具的开发上。相比较而言，铁制农具与青铜器不同，铜在自然界中的储量较少，价格昂贵，用来做农具得不偿失。加之春秋之前的中国社会有众多的奴隶，没有必要使用价格昂贵的青铜器。由于铁在自然界中的储量大，价格便宜，铸铁术发明了之后，农具使得大量生产，最终木、石骨、蚌等农具退出历史舞台。铁器与木、石、石骨、蚌相比，既坚固又轻便、锐利。它使更大面积的开垦荒地和农田耕作成为可能，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和深耕细作，兴修水利等，有利于田间管理水平的提高。这样，社会的资财都集中到农业这方面上来，在《管子卷十六·小间第五十一》齐桓公问管仲：“请问富国奈何？”管子对曰：“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管仲认为，把国家的财力主要用于农业上，合理安排农时，国家就一定就富裕。

亚当·斯密书写《国富论》的年代，社会经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商品生产的最简单的范畴时，在论述商品和货币时，我们已经指出了一种神秘性质，它把在生产中以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作为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态，都有这种颠倒。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和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范畴起决定作用给的生产关系下，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2]在这种关系中，亚当·斯密考察资本，他认为私人利润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无论是投资在农业，还是投资在工业上，或是投资在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上，主要是看在哪里获得的利润最大，”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3]利益决定资本的投资去向，而这种由看不见的手主导的投资，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www.xing528.com)

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时，西方的资本家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国春秋时期的土地主了，土地主的发财模式相对于资本家来说还是落后多了。那时的生产方式土地及其生产资料的分散，像排除生产资料的积聚一样，它也排除协作。而劳动条件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用自己的脚跟站起来。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进一步变为社会利用的，共有的生产资料的变化，从而对所有者的进一步剥削，就会采取一种新的形式。”[4]资本已经完全改变了社会经济模式。

因此，亚当·斯密说：“至于什么用途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最大，什么用途所能增加的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最多，他从来不会想到。所以，在农业最有利润，耕作最易致富的国家，个人的资本，自然会投在对社会最有利的用途上。可是在欧洲，投资与农业所获利润并不见得比别种事业更为优越。”[5]的确，就是在18世纪，欧洲各地有许多人盛赞农业获得的利润，但这些人又后发现他们的结论错了，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些精英人群，他们白手起家，以自己小小规模的资本，甚至是没有什么资本，只要是经营数十年制造业和商业，便成为一个富翁。而靠农业经营暴富的则没有出现。欧洲各大国，还有许多无人耕作的土地，但欧洲的工商和商业则发展的越来越快，资本的力量改变了整个欧洲及世界，资本则让欧洲社会经济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