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对资财运用的比较

亚当·斯密作为西方思想家，在关于资本运用的问题上，他当然崇尚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而相对于中国的诸子百家来说，管仲是可以称得上最遵循经济自由的人。管子主张：“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10]管仲是说国家的君主铸造货币，作为民间交易的手段，每个人需要几百几千也是心中有数，但是仍然有人费用不足，是为什么呢？因为钱财被积聚集起来了。因此，君主如果不能流散聚集，平均有余不足，分散兼并的财利而调节百姓的经济生活，其经济是没办法控制的。这与亚当·斯密认为资本是用来调节生产、制造、批发和零售是完全和拍的。

关于资本的使用方法：“第一，用以获取社会上每年须使用所消费的原生产物；第二，用以制造原生产物，使适于眼前的使用和消费；第三，用以运输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从有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第四，用以分散一定部分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使成为较小的部分，适用于需要者的临时需要。”[11]这四种资本使用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对整个社会的福利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亚当·斯密把这种使用方法的存在关系揭示的非常清楚：第一，除非资本的投入使天然产物达到一定的丰富程度,否则任何制造业和商业都不能存在，这就是“天下乘马服牛,而任之轻重有制。”第二，除非有资本被用以制造加工天然产品，并将制成品直接用以使用和消费，否则会因为不存在对天然产品的需求，而使其不可能被开采和生产出来，《国语·齐语》和《管子·轻重乙》都记载了铁的开采，“请以令断山术，鼓山铁”，这是需求所致。第三，除非使用资本将天然产物或制成品从丰富地区运至贫乏地区，就不可能在满足当地需求之外生产更多的产品，不同地区的福利也无从增加，《管子·轻重乙》记载，“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这恰好说明需求使投资和产品产生；第四，试想如果不存在屠夫，想吃肉时，你就不得不买整只羊，同样地，除非将一部分的天然产物或制成品分成很多小部分，以适应想要得到它们的人的随时需求，否则每个人便不得不大批购进所需物品，这些问题在英国遇得到，在中国古代社会也同样遇得到。

现在人们清楚地知道，不同的资本运用方法都可以推动生产性劳动，并进而增加国民财富。亚当·斯密和管子都认为农业对生产性的劳动的推动作用最强。“在农业上，自然也和人一样劳动，自然的劳动虽无需代价，他的生产物却和最昂贵的工人生产物一样，有他的价值。农业最重要的任务，与其说是增加自然的产出力，毋说是指引自然的产出力，使生产最有利于人类的植物，虽然它也增加自然的产出。”初始资本数量相同的几个人，在经历若干年经营之后，有些可能已是家财万贯，而有的则是变得身无分文，甚至负债累累。范蠡就是中国古代社会运营资本比较成功的人之一，投资在农业上和商贾上的资本，总是留在社会内，他们的使用，有一定的地点，在农业是农场；在商贾是货栈或古代的小商店，当然这是不同的人不同的选择。

制造者的资本，当然要停留在制造的场所，但用什么方法制造，似乎没有千篇一律的模式。有时，制造的场所，不仅离材料的出产地很远，而且离制成品的销售地也很远。亚当·斯密说“里昂制造业的材料，从很远的地方运来，那里的出品，也要运到远处才有人消费。西西里时髦人的衣料是别国制造的丝绸；丝绸的材料，却又是西西里的产物。西班牙的羊毛，有一部分在英国制造，但英国制成的毛织物，却有一部分后来又送到西班牙。”[12]这也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说的一样：“好贾格利，甚于国人。”

我国古代社会商贾的资本，这部分资本补修了封建君主对百姓需求不能满足的补充，使得商贾的资本得以能够运营起来。《管子卷二十三·轻重甲第八十》说：“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乘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子所与。”商贾是自然经济条件下必然产生的，他们的资本不归君王调配，而是由市场选择，资本选择市场，市场也自然调配资本。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近代英国和西方社会，利润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投资农业上，投资工业上，还是投资在商贾中，主要看哪里利润最大，这就是资本在市场的选择，在一些人看来，农业优于制造业，另一些人认为制造业优于农业，还有些人认为农业和制造业都不如商业，当然，这又是不同人在选择。

[1]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304页。

[2]于《管子卷二十二·山权数第七十五》。

[3]淤《管子卷二十二·山权数第七十五》。

[4]于《管子卷二十三·轻重甲第八十》。(www.xing528.com)

[5]盂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310页。

[6]淤《管子卷九·霸言第二十三》。

[7]于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311页。

[8]淤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321页。

[9]淤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322页。

[10]淤《管子卷二十三·国蓄第七十三》。

[11]于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329-330页。

[12]淤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性质和原因和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