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收益丰厚的调度资本原则

《管子》和《国富论》这两本书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它们都强调运用资本和调度资本。资本的调度和运用会产生资财和社会年产品所有权利和支配权的转让，事实上，在信用经济高度发展和发达的今天，资本运营是当今社会企业，个人甚至国家获取资金和增加财富的重要手段。

《管子卷十五·治国第四十八》曾指出：“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可见《管子》书中介绍我国春秋时期有多么高的高利贷，地主豪强和封建房主早就看到了这一发财致富的手段。“贷出取息的资财，出借人总是看作资本。出借人总希望借贷期满，资财复归于己，而在借期中借用人因曾使用这资财，要付他年租若干。这种资财，在借用人手里，可用作资本，亦可用作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如果用作资本，就是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可再生产价值，并提供利润。在这场合，他无须割让或侵蚀任何其他收入的资源便能偿还该资本及其利息。”[8]

资本经济这样的运营，便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如果把借来的资财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便可以产生利润，这样借取资产的一方就可以返还资本，支付利息了，又不会侵占其他收入来源。把资财借来用于消费则不然，这意味着借取人起到了一个消费的作用，但人们有时为了维持生计，也会不得不这样做。《管子·山权数》就有介绍，商汤时七年大旱，大禹时五年水灾，百姓没有饭吃以至有卖儿卖女的，汤以庄山的铜铸造货币，赎救没有粮食卖儿卖女的百姓。这是为了维护生计而不得不借。

资本在社会上流转，无疑是生财和消费两种用途，用于发财致富的多，还是用于消费的多，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统计到的数字。借钱挥霍消费的人，不久就会钱财用光因此而破产，把钱借给他的人，也会因为自己的不谨慎而感到追悔不及。亚当·斯密认为“社会上固然难免有这样贷借的事件发生，但因人各自利益，所以，可以相信，它不会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常有。任何比较谨慎的富人，如果问他愿以大部分资财贷给谋利的人呢，或是浪费的人呢，他听了，怕只会发笑，笑你会提出这样不成问题的问题。借用人虽然不是世上很有名的节俭家，但即在他们之中，节俭的终必比奢侈的多得多，勤劳的终必比游惰多得多。”[9]《管子卷四·枢言第九》这样认为，对资产人们是“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人们在运筹资财的过程中，喜欢资财，用它取利，用它获益，用它使自己的生活安逸，这就是天下颠扑不破的道理。

古往今来，人们之所以运营资本，主要就是为了从中取利，用于贷出取息的资产属于劳动和土地所创造的年产品的一部分。它在被创之初就已经被事先预定为用于贷出取息，并且它们的所有人不愿意劳神费力地亲力运用此类资产。由于这种资本都是通过一定形式贷出和偿还的，所以它构成了消费者的权益。在资产权益中，将所有者不愿意亲自运用的资本从一个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这样说来，资产贷出取息是可以被看做一种转让，由贷款人向借款人转让的一大部分的年产品，其条件是借者在借用期间每年要支付一部分产品作为回报，这就是利息。利息的高低实际上是一种机制决定的。(www.xing528.com)

第一，所谓资本权益会随着土地和劳动创造的年产品中被预定作为贷出取息的资产的那一部分的增长而增长，就是说用于贷出取息的资本会随着一般资本的增长而增长。

第二，当人们更愿意把资本拿出贷出取息而非亲自使用时，说明使用资本所谓获得的利润一定是下降的。由于资本在这时很难找到其它的可用于谋利的用途，社会上来源不同的资本之间就会产生激烈竞争，要想在竞争中打败对手，就必须开出更优惠的条件。

第三，就如同商人低价促销的战略一样，资本持有者只有降低手中资本的“价格”，也就是利息，才能把其他同样用途的资本挤出市场。可见，决定利息的因素实际上是整个社会贷出取息的资本数量。

亚当·斯密的这种资财使用原则，与管子几乎也是如出一辙。《管子卷二十二·国蓄第七十三》强调：“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这就是说，凡要治理国家，不善于运营资本，就不能制定经济政策管理好百姓，不能调解沟通民利，就不能达到国家大治，这种思想是《管子》阐述的治国原则，也是亚当·斯密在《国家论》中的宣扬的治国原则。因为金钱就是追求利润的，有钱的人总是希望自己的资财越多越好。古今中外，都是这个道理，任何社会都抗拒不了。